各个种族在居住区、学校、职业等方面不断出现一个接替另一个的现象，而美国作为一个整体也在发生变化。在19世纪末期，地下污水管道和室内管道都已安装起来，这意味着城市里的任何种族都不必再去忍受19世纪中期爱尔兰人所经历过的原始而危险的生活条件了。地铁、有轨电车及后来的公共汽车线路的开通，使得劳动人民得以散居开来，上班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现代的贫民窟再也不会像19世纪纽约东南部那样不可想象的拥挤了。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今天的居住条件仍然不够宽敞，但这是相对于同时代人而言的，比起19世纪的犹太人、意大利人或爱尔兰人的居住条件来，那就好得没话说了。今天教学用房“拥挤”的学校，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可能只相当于19世纪纽约东南部学校班级人数的一半。今天的问题确实存在，有时也真的很严重，但这些问题绝不是史无前例的。
对于贫穷而无权的人们来说，许多问题从来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个种族，在一段特定时期内沦落到如此地步，都免不了要碰上这些问题。《犹太人前进日报》在1907年评论道：“纽约犹太人地段的警察，在全美称得上是最野蛮的。”在20世纪初，一位意大利移民作家曾抱怨政府官员对他表现出的“粗暴”和“轻率”，他为此而感到“恶心”。而以前人们对贫苦种族的许多抱怨，也和今天的说法一脉相承，譬如责怪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毫无节制地乱生孩子”，说他们当中发生的谋杀都是“野性的一时发作”，认为要把移民提高到体面而自爱的水平，其难度简直不可思议，甚至“比登天还难”等等。
尽管各种族的经历向来就没有惊人的相似性，但种族史并非单纯的模式重复，在各个种族普遍都有进步之后，情况仍然千差万别。确实存在明显的模式：不同的种族在极为相似的处境中的表现会截然不同，而外部社会对各种族的态度也有重大差别。
种族差异
在各个种族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差异，也许就是他们对待求知和自我提高的态度。犹太人抓住美国的学校、图书馆和公益机构不放，其毅力和决心是其他任何种族都???能与之相比拟的。他们不仅拼命挤进公立学校，而且（在劳累一整天之后）连成人夜校也不放过。他们还不惜以微薄的收入买票去听讲座，并纷纷向公立图书馆借阅内容严肃的书籍，以丰富自己的学识。即便如此，《犹太人前进日报》还责怪他们做得不够。当时和犹太人处在类似生活和工作状况下的意大利移民则恰恰相反。在所有美国人当中，对公立学校最为反感、对公立图书馆最没有兴趣、对公益机构最存疑心的，就是意大利移民。这两个种族在美国的任何遭遇，都无法解释他们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然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在欧洲的不同历史却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对于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和劳工来说，乡村生活几乎引不起求职的欲望，正规教育派不上用场，如果不是有害的话。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在美国的学校里学习成绩相差很多，这并不定就意味着谁受到了歧视，或两个种族在能力上有什么差别。
家庭在各个种族中起到了相当不同的作用。在19世纪，许多爱尔兰人之所以妻离子散，皆被归咎于贫穷，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人也同样贫穷，但他们的家庭并未分裂，那时的意大利人也不像处境相同的爱尔兰人或其他种族那些，经常去接受慈善施舍或者去卖淫。现实状况远非决定一切的因素。重要的不仅仅是家庭的稳定（即丢弃家庭或离婚的比率低），而且还要看家庭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皆有高度稳固的家庭，但犹太人的家庭观念驱动其成员向上走，而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却使其感到，脱离家庭的轨道而进入外部世界犹如“背叛”了家庭。
什么时候组成家庭，也是与一个种族历史有关的重要因素。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是高度稳定的，但家庭在个人生命旅途中组成很早。半数以上的美籍墨西哥女子在20岁之前就出嫁了，而如此早婚的美籍日裔女子只有10%。这一点显然影响到墨、日两个种族年轻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同样，这两个种族的青年男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也大不相同，换句话说，当许多美籍墨西哥男子很可能不得不担当起做父亲的责任时，美籍日裔男子却正在大学里读书。这两个种族的青年男女的职业前途必定会有差别。
各种族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少有人明确地加以否定。但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为了争取全社会能够（或应当）为各个种族做点什么，这些差别被隐约地抹杀或忽视了。各种族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是什么特殊情况使他们产生这些差别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历史为解答这个复杂的问题提供了某些线索。从人种和遗传的角度来解释各个种族进步的差异，多年来也曾得到普通民众和专家们不同程度的首肯。这方面的证据很多，从对国际上多民族国家进行比较到美国国内各个种族智商水平和模式的差别研究等，不一而足。
国际比较的研究所提供的证据，既有利于也不利于对种族差别的遗传解释。现代欧洲国家在技术、收入和其他普遍接受的进步指标方面，一般都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但若干世纪之前，中国人和埃及人确曾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欧洲人当时却远远落在后面。各个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排队次序发生过大起大落的变化，这证明遗传说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各种族在50年时间之内的智商次序的起伏，也表明遗传因子决定人智的理论是大可怀疑的，尚且不谈测试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白人家庭抚养大的黑人孤儿，其智商与全美平均数持平或略高，这个事实更是否定遗传说的有力证据。
在20世纪20年代，美籍波兰人的平均智商得分为85分（全美正常得分为100分），但到70年代，他们的智商水准就提高到109分。智商提高了24个百分点，不仅本身是可观的，而且比现在白人和黑人智商的差别（15个百分点）还要大。美籍意大利人同样也在智商得分方面赶了上来，从当初的80～85分提高到现在与全美平均分数线不相上下的水平。智商水平提高最明显的可能要数犹太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犹太裔士兵在智力测试中的平均得分，比起各个被测试的种族中的任何人都要低。但在其后10年之内，经济地位蒸蒸日上而且在文化上迅速融化于美国社会的犹太种族，智商的平均水准就超出一般的美国人。
不管遗传说本身在理论上有何道理或缺陷，对智力所包含的遗传成分的争论，确曾在历史上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人生来是否就有智力上的差别，赞同者和反对者时常各执一端，好似在“能力”（不管如何对之加以界定）与结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换句话说，似乎文化差别这个重大的干预因素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实则大谬不然。
文化
不管是在（美国的）多种族环境里，或是在世界各个民族及国家之间，事情大多取决于由价值观念、态度、技能及交往等因素所构成的一套整体系统，许多人将这套系统称为“文化”，经济学家们则将其称为“人文资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于某些国家能如此迅速地在经济方面从战争的废墟上恢复起来感到惊诧不已。“二战”后德国崛起的所谓奇迹，不过是最近的一个例证，类似的情况从前也在其他某些国家发生过。战争所毁坏的只是一个国家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资本，比如城市、工厂、农田、铁路和公路等。而人文资本却是战争无法毁坏的，正是人文资本才使那些有形的东西得以建设起来，并能够在其遭到毁坏之后加以重建。穆勒在100多年前就曾指出，一个先进国家经济的有形成分过不了多少年就会磨损或耗尽，从而不得不加以更新。战争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加速这种进程罢了。然而，一个国家持续不断的更新和进步，端赖其国民的知识和意向。
就美国各种族的情况而言，人文资本的重要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那些赤手空拳来到美国的种族，当其文化强调一个工商型经济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时，很快就能由穷变富。即便在他们面临着肤色和种族的偏见时--例如华人和日本人--不利的环境证明确实是一种阻力，但这种阻力终究不会使他们望而却步。哪怕他们带来的只是某些不足为奇的特定技能，诸如犹太人缝制成衣的手艺或德国人酿造啤酒的本领，也不妨碍他们迅速发迹。华人和日本人来美时，皆是无一技之长的毛头小伙子，只好到农场去种庄稼，但他们比谁都肯干和苦干。后来，无处不在的华人手工洗衣店也并不需要当时爱尔兰或黑人洗衣妇女尚未掌握的技术。但是爱尔兰人或黑人却从未像华裔或日本人那样不断开办洗衣店或做其他什么生意，尽管这两个亚洲种族开初曾遇到缺乏资金和不懂英文这样不利的条件，还缺乏技术。日裔园丁并不需要掌握比一架割草机更为复杂的技术设备。使得这些平凡的职业变成发家致富渠道的，乃是肯干、节俭以及取信于人的品质和眼光，正是这些东西将“卑微”的工作变成了生意，将汗水变成了资本。同样，许多使用手推车的犹太人货郎最后也变成了店主，而且有的还成了整个联销店的大老板。
从国际上来对比各种族的进步，更加证明了人文资本的重要性。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以色列，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突出的模式，即移民抵达时是白手起家，在经济水平上低于在该国早就定居下来的本族同胞，但最终不但赶上还会超过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具有古巴、日本、墨西哥、黑人或菲律宾血统的美国人，都被后来迁居美国的本族同胞移民抛在后面。古巴移民在收入上在18年之后就赶上了在美国出生的美籍古巴人，其后就走到前边去了。墨西哥移民花了15年就超过了美国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日本移民花了18年，菲律宾移民花了13年，西印度群岛黑人移民超过在美国本土黑人--花了1年。
在经济方面赶上在美国出生的同族人或同种人的水平，花费如此长的一段时间，表明需要付出相当数量的人文资本。这不仅仅是指技术能力（获得这种技术能力通常无须这么长的时间），还指经验、社交、信心、沉着、个人精明及组织有方等一系列人的因素。但是新移民不但赶上而且最终超过土生土长的同胞，这个事实也表明，他们身上具有人文资本方面的某种优势，表明迁居美国是一个带有选择性的过程，前来的是自己祖国人口中那些有雄心或有本事的分子。一旦他们获得其所需的其他种类的人文资本，这种优势就显露出其价值了。这还向人们表明，在选择性的移民和非选择性的整批逃亡难民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19世纪40年代大饥荒时期的爱尔兰移民更像是难民，他们来美是要逃离一场全民族的灭顶之灾，当时爱尔兰人确实有饿毙在马路上的。他们来美后，适应环境之所以缓慢而艰辛，可能就部分地反映出这种背景。明治时代来美的日本移民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可是这批人的人品有过人之处，而且在日本时已部分地认同了美国的规范和目标。
特殊技能在许多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历史证明，新技术在几年之内就能很顺利地学到手，而相比之下，态度却需要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改变。那些至今不能克服旷工和迟到的老毛病，并在工厂或学校里需要经常有人监督的种族，通常来说，其祖辈们在100多年前就有这种不良习惯了。人的文化遗传可以比其生理遗传更加重要，尽管生理遗传的重要性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因与外界隔绝而养成了必要的观念和纪律，例如在若干小股的黑人中就曾出现过此种状况，那么对他们来说，掌握技术就不会困难，经济也能搞上去。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证，就是圣父教派的那些收入最低（通常也是没受过教育）的追随者们，他们在大萧条的年代里曾建立起几百个小型企业。这些在当年那种最暗淡的前景下所创建的企业所取得的成功，恰与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由政府出资支持的那些企业大批倒闭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60年代和70年代这批有政府撑腰的企业，具有更多的财政支持，并且（或者）还有“行家”的指导，但是圣父教派的崇拜者们却在个人纪律和集体合作方面形成了更多的人文资本。黑人穆斯林接纳黑人当中收入最低且受教育最差的阶层，但其所办的企业也获得了成功。人文资本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教育领域。从学生考试成绩和校友职业成就来看，办得最好的黑人学校也就是在同一城市里旷课和迟到比率都低于白人学校的那些黑人学校。这并非说，此种旷课和迟到是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是说，促使学生坚持坐在课堂上并及时到校的，是对待学校的一整套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