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美籍意大利男子的年收入，低于本土白人男子或黑人男子。
在早期移民时代，人们观察到的奇怪现象之一，就是意大利裔工人身材瘦小，或者说缺乏体力。这种现象当时很普遍，但后来却有所不同，从而迫使人们发问，美籍意大利人的体格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更好的营养可能是一种解释。不过，当意大利工人在铁路修筑线上、工地上或其他一些非熟练行业里取代了爱尔兰工人的时候，他们并不比爱尔兰人更穷苦，而爱尔兰工人却从未被认为是缺乏体力的羸弱之辈。还有一种解释似乎更加可信。就是，世世代代居住在孤立的小村落里，许多人相互都难免有某种血缘关系，尽管这种血缘关系可能遥远，一般人还意识不到。而一旦他们开始和原来小村落之外的人通婚，其后代的体形就会高大起来。这是一种遗传现象。移民代的意大利人，虽然和来自同村或同省的老乡结婚的特别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开始在更加广泛的意大利裔社区里寻找嫁娶对象。这样，美籍意大利人甚至用不着和异族通婚，其后代就足以形成一个使体形增大的遗传基础。美籍爱尔兰人在择偶时从未受到内部分裂和地理因素的限制。
包工头制度是移民意大利人的另一个特点。所谓包工头，也就是意大利劳动力的招募者、组织者和监督人。包工头形成的各个联络网，可伸到美国好几个城市，甚至直通到意大利本国。包工头为铁路、建筑公司或其他需要非熟练劳工的厂家，提供大批意大利移民，并为之充当翻译和工头，使得这些劳动力能更有效地为美国老板卖命，否则的话，美国老板若直接与这些意大利人打交道，对其情况又一无所知，社会存在不少麻烦。对移民工人来说，包工头可帮助他们联系上雇主，提供赶赴这个陌生国度各地区的交通服务，提供他们吃得惯的食物，提供信贷、银行以及其他各项杂七杂八的服务。凡此皆属人地生疏的移民难以获得的东西，或根本摸不着门路，雇主就付钱给包工头，包工头再付钱给工人，当然先要除去工头自己的费用、花销、垫付款、房租和信贷利息。
包工头制度从19世纪80年代南部意大利人开始大批迁美开始，大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一直广泛地存在着。这种制度不仅应用到美籍意大利人的身上，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应用到从南欧和东欧来的其他移民身上。在19世纪末，包工头们控制着纽约全部劳工的2/3。约在同时期的芝加哥，有1/5强的意大利人在为某个包工头干活。费城的工头们在该市招揽意大利人到周围的农业区去充当季节工。在包工头制度下，白手起家的意大利移民得以扩散到全美各地，与其同胞一道生活和工作，文化上相互熟悉，并通常于积蓄了按当时标准算是一笔可观的钱财时返回故国。也有不少人就在首次充当契约劳工的地方安家落户，在当地建立起美籍意大利人的社区。这些社区至今仍存在于奥马哈、盐湖城、纽瓦克和底特律等城市。
在某些意大利移民中，父母将让自己的孩子跟着包工头当学徒，包工头就将这些孩子送到乡下去劳动，或让他们在城市里当报童、小贩，或在马路上演奏乐器，挣几个小钱。
由于雇主或司法当局对包工头承办的各种合同很少或没有进行监督，又由于劳工对美国通行的房租标准、旅费开支或工资所得的利息减免根本不了解，包工头时常都捞得肥肥的。包工头一般是些强悍而贪婪的领头人，身上带有武器，也可能会有其他武装分子的支持，以便保护其在劳工身上预先支付的这笔投资。有的甚至对没有完成预定任务的劳工--不管成人或儿童--施以肉刑。由于本身也有意大利南部的背景（时常和他们手下的工人来自同一省份），这些包工头们知道，工人是不会去当局告发自己遭到的任何欺诈或凌辱的，更不用说组织起来与他们作对了。不过，这种制度还是受到了改革派人士的关注，引起他们的警觉，于是他们掀起一场运动，坚决要将其根除之，并得到意大利政府和美国当局的支持。这些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尽管通过了禁止劳工承包制度的法律，意大利移民却很少承认他们是出了钱才找到工作的。他们对包工头制度利弊得失的衡量，显然与改革家们的衡量大不相同。虽然改革派的努力没有能阻止包工头制度的存在，但它却被时代所逐渐淘汰。随着美籍意大利人日趋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有本领去自谋职业，能适应美国的工作环境，包工头提供的那些方便对他们来说就越来越没有什么价值了。20世纪初，这个制度很快就消亡了，但其残留的痕迹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年龄较大的工人当中。
社会组织
在美国和在南部意大利一样，家庭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压倒一切的关键组织。确实，家庭几乎是能够要求人们效忠的唯一组织。
宗教并不是与家庭在“竞争”忠诚方面的强大对手。尽管大部分意大利移民都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堂在意大利对他们并没有强大的约束力，意大利普遍存在反对教会官僚的气氛，而由爱尔兰人把持的美国天主教与他们的关系就更加疏远了。在南部意大利，教堂的祈祷礼仪很少有人参加，除非逢到圣诞节、复活节等重大节日。在美国，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给教会的捐款，按人头计，只相当于波兰裔、爱尔兰裔或德裔天主教徒的5%～10%。爱尔兰人和南部意大利人时常在天主教教义的观念上发生冲突。南部意大利人的宗教观念不那么刻板，节日礼仪偏重热闹，注重对守护神和圣母玛利亚的崇奉，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对圣餐或念珠祈祷也不在乎。
正如南部意大利文化的其他内容一样，宗教是高度个人化的。没有几个意大利人愿去当教士，而在由爱尔兰人操纵的美国天主教内部，意大利裔教士也极少有升迁的机会。在移民时代，意大利人子女极少在教区学校上学。这些学校即便设在意大利移民街区，也由爱尔兰裔修女来掌管，正如教堂一般都控制在爱尔兰人手里是一样的。譬如在芝加哥，意大利裔的学龄儿童在教区学校就读的不到5%，而在纽约，意大利人的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人数是入教区学校人数的7倍，相比之下，爱尔兰人子女在公立学校读书和在教区学校读书的人数，大致是相等的。用意大利文出版的报纸公开倡导不要到教区学校去读书，理由是宗教教育应当在家庭里进行。
某些爱尔兰裔神职人员甚至对意大利民族表示反感。有个人就宣称：“意大利人不如我们聪颖。”有的教士在布道台上称意大利人为“黑不溜秋的”，叫他们到后排与黑人坐在一起。意大利移民也与许多公立或私立的慈善组织保持着距离。这又是南部意大利人价值观念的反映。自立感使意大利人耻于向别人求援，受了冤枉不求助于警察为之伸张正义，遇到困难也不求慈善机构以苟全。遇到这两种情况，意大利人宁可自谋出路。意大利移民的男子，倘若是单身，即便饿着肚子也是“找到任何工作都愿意干”。只有在家眷迁来之后，他们才会在走投无路时去求助慈善机构，以免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意大利移民全家人被迫接受慈善施舍之日，也就是他们到了“奄奄一息，贫病交迫”之时。此种对施舍坚持不受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前进似曾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实施大规模救济计划的时候。但就是在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仍保持着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一个崭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里，意大利移民易遭不幸。出于自卫的目的，他们组织起互助会。互助会根据其成员在祖国的村籍和省籍而不知凡几，山头林立。这种状况亦见诸于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当中。在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仅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20个这样的互助组织。在芝加哥，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在1910年有400个。在同期的纽约，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则多达2000个。他们从未能合并起来，成为一个为全体美籍意大利人服务的互助总会。不管怎么说，这些互助会总算是一种比南部意大利共济范围优越的合作形式，在那里，像这种承担家庭之外义务的做法，可谓是闻所未闻的。一位研究意大利社会的知名学者曾经指出：“要在南部意大利找到英文里‘社区’一词的同义语是困难的。”甚至意大利南部的犯罪集团也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展开，后来到了美国仍是如此。
和包工头制度一样，美籍意大利人的互助会可算是向现代意义上的组织--一种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该结构自身所界定的宗旨使这些陌生人聚集到一起--迈进了一步。通用汽车公司、红十字会、政治运动、工会或体协等，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组织。南部意大利人一般尚未缔造过此种意义上的组织。他们的那些团体都是由彼此已经熟识的人组成的，一般来说，相互之间或者有血缘关系，或者有教父教子关系，或者（像在美国）有来自同一省份的同籍关系。但是，要把陌生人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互助合作，不管是在意大利或者在美国，对于南部意大利人来说，那都是困难的。在南部意大利，正式的组织通常都是由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这种外部力量就是意大利政府或罗马天主教教会。全国范围内的美籍意大利人的组织，其形成的时间一般要比其他种族的全国性组织形成的时间要晚，而且通常也根本不像犹太人的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B’nai B’rith）或黑人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那样进行着有效的活动。
意大利移民积极参与其他人所创造的工会，并在组成美国服装工人协会时发挥过作用，但总的来说，他们建立的组织极少。甚至在为共同的目的而采取联合行动时，他们也打个人的小算盘，对不属于本家或本地的陌生人信不过。意大利人的这种作风，在南部意大利以及在现代美国，都可以看得出来。
犯罪和暴力
作为一个移民种族，意大利人的犯罪率是偏低的，而且他们所犯的罪一般都属赌博、斗殴之类，而非盗窃、诈骗或武装抢劫一类的职业犯罪活动。19世纪的意大利移民，曾被描绘为“诚实不亚于鲁莽”的人，就是说，别人不招惹他们，他们一般是安分守己的；比起别人来，他们不太会“捅娄子”。他们不像爱尔兰人那样动不动就吵得不亦乐乎，打架对南部意大利人来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意大利移民身上常常带一把刀或一杆枪，谁敢攻击他们，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有人认为，他们在19世纪大批迁入移民居住地段之后，那里的打斗事件就减少了。在爱尔兰人称霸于移民“集居”的贫民窟时，无端殴打陌生人或向过路人行窃，乃属司空见惯的事，然而一旦碰上陌生人是个不肯让步而又手持尖刀的意大利人时，搞这类欺侮行人的小动作就十分危险了。
职业性的犯罪活动在南部意大利已是一门高度发达的艺术，特别是在黑手党的老巢西西里。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并不参与这类活动，虽然他们也遭到连累，被无辜地打上黑手党的印记，岂不知他们自身就是黑手党的主要受害者。在美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此时尚未发展到后来在禁酒运动时那样的猖獗程度。更何况，在意大利移民来美的那段时期，美国有组织犯罪的头子大多是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各移民种族按照美的时序而在职业和居住区方面带有继承关系，这后来也体现在有组织的犯罪上。
意大利人也和其他移民种族一样，较高的犯罪率都发生在第二代人，而不在第一代人中间。在纽约市，美籍意大利人的犯罪率在两代人之间增加了一倍。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移民当中，有一项特定的罪孽是不存在的。1890年一项调查发现，在纽约或费城，几乎没有“意大利妓女”。正如美籍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其他许许多多现象一样，这一点同样反映出南部意大利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
意大利移民的后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人的不少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在美国的环境下发生了变化，但仍有一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与其他移民种族一样，学校里灌输的是美国的价值和方式，孩子们由于在两个世界里长大，也就讲两种语言，体现两种文化。这固然有利于他们向上流动，却也在家庭里造成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时常造成个人内心的矛盾。
家庭依然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仍是忠诚的归宿。离婚、分居或抛弃妻室，在意大利人当中仍属罕见，这与早先的爱尔兰人或20世纪的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居家朴实无华也仍旧是美籍意大利人的风尚。此外，意大利人的家庭大体上也还是父亲说了算，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事多由母亲做主，包括如何支配丈夫挣得的大部分收入。
在叙述美籍意大利人的发展史时，人们容易忘记这段历史的代价。约瑟夫·罗普里阿托曾令人信服地描述过意大利人的苦楚：“愤怒的爱尔兰人；傲慢而又惊慌的‘美国人’；贪得无厌而又诡计多端的包工头；不可靠的职业；逃不脱的工伤事故；在老板的大声呵斥之下，从早到晚弯腰低头，抡动铁锹干个没完；带有侮辱种族色彩的玩笑和脏话；贫民窟斗室之内的恶心气味；子女生病；孩子放学回家后希望知道为什么做个‘热那亚人’是不好的……”等等，意大利人什么痛心的事都碰到过。
教育
美籍意大利人对接受正规教育是很迟疑的，认为它会威胁到家庭的价值观念，并使孩子失去就业的机会，无法找工作赚点钱来贴补家用，在经济上划不来。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意大利，意大利人都高度重视实用知识，但正规教育却被认为是不实用的。在意大利南部，对于迁居美国的那些阶层的人们来说，正规教育确实是不实用的，从来美的第一代移民所从事的那些职业来看，正规教育的实用性也不怎么明显。在那时候，他们所能找到的工作机会根本就超出了他们的经验或领会的范围。《教父》一书的作者马里奥·普佐本人就是意大利移民的第二代，他曾说过：
母亲希望我能在铁路上找个书记员的差使。这是她的最高理想，达不到这一点她也是有思想准备的……她一字不识，在意大利时是个农民，相信只有贵族子弟才可能当上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