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渡河后，遵循党中央指示向北发展，前锋所向直指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而节节推进，打得马步青骑五师连吃败仗，击毙其师参谋长兼前线总指挥马廷祥。马步芳也心惊胆战，在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报告中亦自称“反共”“无完善结果”。但这时敌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胡宗南等敌军兵力集中北压，靖远一带的黄河东岸的渡口全部被敌控制，河东、河西的红军被隔断，宁夏战役计划已很难实现。11月3日，中央命令河西红军改北进为西攻，占领永登、古浪一线。河西红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并据此制定了夺取平番、大靖、古浪、凉州的战役计划，接着就浩浩荡荡地开始了从甘肃河西打通国际路线的第一次进军。
西路军正在向西推进时，蒋介石调兵遣将，威逼西北军、东北军，加紧对中央红军的反革命“围剿”，陕北局势顿时紧张。党中央为了造成河东与河西红军企图会合的假象，以迷惑和调遣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遂于11月19日电示西路军停止前进，在永昌、凉州等地创建根据地。这样做，对西路军执行迅速西进、打通苏联的战略任务显然是很不利的，但西路军领导顾全大局，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中央指示，在永、凉地区和敌周旋。
西安事变发生了，形势急转，马步芳举棋不定。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乘虚西进，但当部队刚要开拔时，国民党内亲日派头子何应钦纠集的“讨伐军”东叩潼关，关中局势又紧张起来，12月22日，中央电示西路军东返策应，西路军领导立即命令部队掉头东向。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形势又为之一变，正要向东进军的西路军于27日接到中央电令“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西路军根据中央决策，立即斩钉截铁地挥师西向，开始了第二次进军。
西路军前锋连下临泽、高台等地，打算略作补充、休整，再向新疆进军。这时，关中形势再度紧张起来。原来，蒋介石刚回到南京，便翻脸变卦，破坏和谈，集结40个师准备大举进攻西安。中央根据形势变化，电示西路军再度停止前进，作出待机策应中央红军的态势。但这时，西路军的处境已经十分危急，马步芳和其主子一唱一和，集中八个多旅的兵力，更加疯狂地向红军压来。西路军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依然以大局为重，收缩力量，在倪家营子以寡击众，实行了顽强据守的防御。
西路军在西征过程中，还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遗余力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西路军曾致函马家军，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遭到拒绝。后来，西路军再次致函马元海讲明：“本党已与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爰派代表商洽一切！”马步芳、马元海对红军的豁达胸怀，不但不响应，反而拒绝，从而表明他们顽固“反共”、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西路军西征时严格执行政策的行动和宣传活动，以及被俘、流落人员继续斗争的英勇事迹，犹如宣传队和播种机一样，在这块民族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播撒着革命的种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出丰硕的果实。马家军军医罗承训在干柴洼被俘虏，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吴仲廉，向其阐释红军团结抗日等政策，予以释放，并发给路费，罗承训回青海后，从心底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后不久，吴仲廉陷入敌手，罗承训获悉后，以德报德，搞了个通行证，暗中帮助吴仲廉和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妇女团营长陶万荣三人脱离虎口。十二年之后，西宁解放时，红军当年的这一深远而良好的影响就更明显了。
继承红军西路军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西路军西征的失败是历史的不幸，是由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所造成的。但西路军那种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献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前赴后继，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同样要继承和发扬这种革命精神。这对于当前深入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极为现实的重要意义。
第一，学习西路军顾全大局，把民族利益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坦荡胸怀。在国内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西路军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维护革命的总体利益，坚决服从中央军委命令，让西进就西进，让东移就东移，让就地开辟根据就坚决执行。这种不惜作出巨大牺牲的献身精神，是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的崇高表现。在西路军处境十分危急时，为了策应中央红军，执行中央在张掖、酒泉等地创建根据地的电示，义无反顾，收缩力量，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进行了40多天的殊死搏斗，在顽强据守的决战防御中，用自己的血肉谱写出中国无产阶级军队的壮歌，他们的业绩与日月同辉，与天地永存。
第二，学习西路军革命英烈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思想。西路军西征虽屡战不利，但却靠着共产主义理想这个坚强的精神支柱屡战屡勇，即使在处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仍然能以顶天立地、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敌人拼杀。妇女独立团在与总部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拼搏，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了，活着的同志毫不气馁地继续战斗，武器打坏了，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从山上往下砸，能搬动的石头砸完了，就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纵身跳下悬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支气壮山河、响彻云霄、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英勇战歌，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巾帼英雄的革命气概。
第三，学习西路军披荆斩棘，不屈不挠，迎着困难，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西路军最后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突出，令人敬佩不止。康隆寺战斗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化装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所剩3000人分编为三个支队，由李先念、王树声、张荣等人分别率领游击。两个支队在游击中被打散了，而由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则绕道祁连山南侧，在青海境内边打边走，以后从石包城走出祁连山，又经过安西、白墩子、红柳园等一系列战斗，经过40多天的艰苦跋涉，以超人的毅力，战胜了常人所难以忍受的巨大困难，终于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受到了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的迎接和亲切慰问，从而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极为宝贵的重要领导骨干。除此而外，被打散的、受伤的、被俘的西路军将士，在党中央的营救下，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陆续回到延安的有数千之众，他们都成为尔后继续革命的骨干力量。
第四，学习西路军威武不屈，临难不苟，坚贞节烈，凛若冰雪的高尚情操。西路军失利后，大批红军指战员落入敌手，遭到马步芳的疯狂屠杀与残酷迫害，仅在张掖一地，即被活埋、杀戮的就有3200多人，被押解到西宁的6000多人中，亦有2000多人遭到杀戮，还有3000多人被囚禁在各种集中营内，遭受磨难。红军在青海蒙难的这些将士，绝大多数都保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在敌人的屠杀、迫害面前，视死如归，慷慨赴义，表现出了共产党人以身殉节的坚定情操。红五军卫生战士王忠发在西宁市南门外职工医院附近被活埋时，未等敌人下手，就高呼口号，跳下了“万人坑”。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怕拖累部队转移，向军政委李先念要了一张党员介绍信，收集了100多名流散战士与敌周旋，于3月22日在祁连山南侧青海境内的草岭大坂，与敌马忠义部遭遇，经激战后被俘。马忠义要他投降，熊厚发义愤满腔，厉声怒斥，马忠义恼羞成怒，立令枪杀，年仅23岁的熊厚发同志便在“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口号声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酒泉南山被俘，于5月17日押解到西宁。孙玉清大义凛然，软硬不吃，蒋介石电令处以极刑，被马步芳秘密杀害于西宁东关。孙玉清在刽子手马昌龙的屠刀面前，坚定自若，慷慨就义。
红军西路军西征的历史过去已半个世纪了，但那光辉的历史业绩，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暗淡，反而由于历史的演变，真相愈明，使之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原载《青海日报》1988年8月17日第4版。作者张国声，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副书记，青海省省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