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高台前后
1936年12月下旬，红五军奉命从山丹出发，向西挺进，攻占临泽县城后，又向高台县城进发。
高台县城坐落在河西走廊中部，南靠祁连山，北依合黎山，黑河从东向西横贯全境，为红西路军西进必经之地。县城在黑河南岸，城墙高约三丈，东西城门各有城楼。城内东街有天主堂，是当时县城内最好的建筑。北城有大佛寺，建于明朝，雄伟挺拔，高出城墙，数里可见。西关有财神楼，为孤立的制高点，控制西门；东门外有一墩台，扼守着东关。城内守敌有第一〇〇师马步康二九八旅的一个连和县保安队、民团。县长为马鹤年，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为王兆德。守敌将西城门用沙袋全部堵死。12月30日，西路军攻占临泽后，马家军的这个连就闻风而逃了。
1937年元旦前夕，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特务团，共2800余人，以四十五团为左路，三十九团为右路，其余居中，连夜向高台进军。行至高台东郊，与增援的敌军一个骑兵连遭遇。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奉命率部出战，300多骑兵健儿手执大刀，杀声连天，在刀光闪耀中，敌骑兵一个个从马上栽下来。激战一个多小时，敌军被歼一部，其余的溃逃，红军缴获一批战马、弹药、武器。元旦清晨，红军将高台城包围，随即展开攻击。守城民团因刚刚组建起来，毫无战斗力。随着一阵枪声和一阵手榴弹爆炸声，红军即攻入城内，包围了民团总部所在地大佛寺和县政府，民团1400人全部被俘，敌党政人员全部投降，红旗插上了高台古城楼。
元月3日，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县城文庙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宗旨和政策。他说：“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穷人的队伍，是专门打蒋介石、马家军的。”他号召群众积极支援红军，筹粮筹款，为抗日救国做贡献。大会当场扣押了县党部书记长王兆德和县衙捕班衙役头子赵仓，并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会后，红军宣传队立即走街串巷，书写标语，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广大指战员不怕天寒地冻，身穿单衣，为群众挑水、劈柴、扫地；医务人员积极为群众治病，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元月4日，在红五军政治部组织下，在县城成立了贫民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对土豪劣绅芦柴、董子清的斗争，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救济贫苦群众。5日，成立了高台县苏维埃政府，选举许青年任主席，白希斋任副主席，下设东、西街苏维埃政府。东街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张正福，委员是夏登云；西街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陈锡福，委员是赵辅、李兹。6日，再次开仓放粮，救济群众，并当场镇压了贪污分子王天佑，大快人心。
苏维埃政府积极组织工商界捐款捐物，收买棉布，并发动群众为红军赶制棉衣、毡鞋，几天之内，使红军指战员全部换上了冬装。经过宣传，群众提高了觉悟，先后有100多名青年要求参加红军，被红军领导机关批准入伍，组建了新兵营；300多名不愿回家的民团团丁，经审查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由白希斋任司令。县、街苏维埃政府和抗日义勇军，在红五军占领高台期间，协助红军开展各种活动。许多群众还协助红军打造刀、矛，积极参加备战，全城呈现出一派军民鱼水情的景象。
就在红五军攻占高台之时，西路军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部队停止西进，在临高地区待命。此时，在一条山、古浪、永昌等地受到红军重大打击的马家军，又重新纠集正规军和民团追来。敌人用部分兵力切断了高台与临泽的联系，牵制沙河、倪家营子等地的红军主力，而集中马彪、马朴、韩起禄等骑兵旅和炮兵团、特务团、手枪团配属青海陈嘉禾民团、马德胜民团、马兆瑞民团等共两万余兵力，全力围攻红五军。
从元月12日起，敌军在强大火力的配合下，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向县城逼近。董振堂看出了敌人的阴谋，但电台不在高台，失去了与总部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做出了守城的部署。许多群众抬石头、献木材、箱、柜等物，帮助红军修筑工事，将西关财神楼改筑为大碉堡，派了一排兵力坚守。董振堂带兵守东城，杨克明率人守西城。
元月15日，敌军在炮火掩护下向财神楼连续发动进攻。敌人先是一个排，后是一个连、两个连，最后集中两个营，轮番攻击。红军战士用机枪、手榴弹和石块，不断打退敌人的进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四天，歼敌600多人，坚守炮楼的红军也只剩下五人，碉堡也受到严重破坏。接着，敌军又点燃财神楼，五个红军战士壮烈牺牲，西城门外全部沦于敌手。与此同时，东门碉堡也被敌攻占，敌人直逼城下。
红军失去东西城门外的制高点，人员伤亡又很大，情况非常严重。若死守高台，后果会十分危险。为此，董振堂军长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准备突围。他命令骑兵团长吕仁礼率兵在北城墙上掏了一个大洞，外面仅留一层薄皮，必要时一捅就破。这时，驻守临泽的红五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一封信，大致内容是：高台是红军西进必经之地和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不能放弃，必须死守。董振堂对执行上级指示、命令从来坚决，毫不含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黄超来信，要求全军死守高台，与高台城共存亡。
红五军指战员一向以英勇顽抗、勇敢善战而著称。这时的分工为三十九团坚守东城及南城东半部，四十五团扼守西城和南城西半段，骑兵团和特务团则严守北城。各团同志虽然弹药奇缺，但大家斗志昂扬，连伤病员都投入了战斗。他们充分发挥了各种武器的作用，把椽子、扁担、木棍、砖石都用来打击敌人，敌人冲上来，被打下去，反复多次，就这样，和敌军拼死打斗了两天一夜。
元月20日晨，敌人集中全部兵力，不惜一切，拼命攻城，守城红军继续浴血奋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手榴弹打完了，就用石块，把敌人一次次打下城去。敌人横尸遍地，城下摆了2000多具尸体。红军也伤亡惨重，尤其是没有了子弹和手榴弹。因此，敌人更加疯狂地向红军进攻。红军战士的刀矛砍断了，石头打完了，就拳打、口咬，有的和敌人抱在一起，滚下城墙，同归于尽。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南城结合部首先被敌人攻破，红军指战员和敌人展开肉搏。杨克明主任率领军政人员增援，途中中弹牺牲。董振堂军长和他身边仅有的四个警卫人员边打边冲，到东南角时，两名同志中弹倒下，董振堂也中弹负伤。他和两名同志跳下城墙，又摔坏了腰，他们爬行了数十米，敌人就冲过来了，一位同志奋起抗击，壮烈牺牲，身边仅留下一名号兵。董振堂命令号兵赶快突围，自己做掩护，号兵坚持同他一起走，董振堂命令他说：“现在活一个同志就留一颗革命的种子，你快撤。”不得已，号兵含泪离去。敌人高叫着“捉活的！”围了上来。董军长左手拿的手枪向敌人射击，右手拿的手枪对准自己的胸膛开火，壮烈殉国此处记述董振堂军长牺牲的经过，与董军长勤务员林炳才的回忆文章不一致，可参阅《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卷第176～177页所载林炳才回忆文章。。
红五军与敌巷战十余小时，终因众寡悬殊，惨遭失败。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师长叶崇本、师参谋长刘培基及200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在高台战斗危急时刻，西路军总部曾派出骑兵师前往支援，中途在明水滩附近与敌遭遇，进行了激烈战斗，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等英勇牺牲，骑兵师遭敌阻击，伤亡惨重，增援未果。
马家军攻陷高台后，气焰十分嚣张，烧杀抢掠，全成一片恐怖。进城三天时间，捕获、残害红军伤病员和群众2400余人，在城东北角和城南沙滩活埋红军数百人，一部分被送往张掖、武威、青海后惨遭杀害；290余间民房被焚烧，几条街巷几乎变成废墟；有不少妇女被奸，不少家庭财产被抢，其惨状目不忍睹。
尽管敌人如此疯狂，但不少群众仍然冒着生命危险，极力掩护红军伤病员及流落红军脱险。红军营长李中荣在敌军搜捕时，受到一位贫苦的瞎女人的营救。这位妇女掩护李中荣出城时，马家军盘查，她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我丈夫，他是哑巴。”敌人细看，一个是哑巴，一个是瞎子，就让他们出了城，李中荣由此返回了红军部队。红军战士夏德伟在城郊负伤后，爬行数天，被贫苦农民杨廷桢发现，救回家中，掩藏、治疗。敌人听到风声，对其数次审讯拷打，但他始终守口如瓶，不漏半点口风。直至这名红军战士伤愈，才送别东返。
西路军干部团政治主任徐一新，流落新坝山区，被农民屈大成、王尚敏、周占熊等群众掩留半年之久据屈大成本人回忆，徐一新于1937年3月起，得到他和他亲戚的掩护，于同年12月初在他的陪同下东返，时间长达九个月。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卷第307～310页所载屈大成回忆文章。，然后凑集路费，由屈大成陪送延安。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被城外群众柴维仁等人藏在家中的夹墙内，终于使其脱险归队。像这样的事例很多，充分反映了高台人民群众对红军很深的阶级情谊。
虽然董振堂军长和红五军的绝大部分指战员牺牲了，但他们的革命精神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称赞董振堂军长是“坚决革命的同志”，朱德总司令为烈士们题写了“伟大的革命先驱者的事迹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回忆里”的题词。董振堂他们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将永远留在高台人民心中。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烈士永垂不朽！
录自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委1988年7月编印的《红西路军史料》第5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