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瑞
一、仇犹国的历史存在及其居地
仇犹国在我国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历代一些史籍对此也曾有所记载。《韩非子·说林》载：“智伯将伐仇由”；《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也载：“智伯之伐仇犹。”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吕氏春秋·权勋》、《战国策·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和《淮南子·精神训》等篇章。这些史籍中所说的智伯即晋大夫智瑶。据《左传》，智瑶又称荀瑶，为晋出公春秋晚期，就早已经作为一个诸侯国家而存在着了。
仇犹国存在的史实既然确凿无疑，那么它的国家居地究竟在什么地方？据《吕氏春秋》“中山之国有仇犹”的说法，仇犹应从属于中山国。中山国在春秋战国时位于今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山、正定一带。仇犹既为其属国，应该是位于靠近它的地方；又据东汉高诱在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仇犹的地理位置作注时，说仇犹为“近晋之狄国”，由此可见仇犹与晋相邻。而与仇犹相邻的晋，是指晋国的东北部地区，这里曾是晋宗室祁盈的封地。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七县中的马首和盂，就临近仇犹西部边界。这就说明，仇犹的居地就在既靠近中山、又临近晋国的太行山西麓，如今的盂县境内。至于鲍彪在为《战国策》作注时，认为仇犹“属临淮”，显然属于误解。临淮即今江苏省泗洪县，春秋时为吴国之地，距中山和晋国甚远，临淮彼仇犹非春秋此仇犹。
我们还可以从历代地域图志有关记述中，进一步证实仇犹在盂县立国存在的事实。据唐李泰《括地志》载：“并州盂县外城名原仇山，亦名仇犹，戎狄之国也。”明《山西通志·盂县》载：“仇犹，今盂县。”明《方以智全书》载：“春秋仇犹国，今之太原府盂县也。”清汪越撰《二十五史补编·盂县》载：“盂县，本名原仇城，亦名仇犹城，智伯所灭仇犹即此也。”明清数部《盂县志》也都有仇犹在盂县建城立国的记载。
二、白狄东迁与仇犹国的建立
高诱在《战国策》注释中说：“仇由，狄国也。”与高诱同为东汉的许慎也说：“仇犹，夷狄之国。”不少史家也都认为仇犹是北狄民族中白狄别支所建立的狄人国家。我认为这是有充分史实依据的说法。因此，仇犹国的建立应从白狄的东迁说起。
北狄族，在商周时期称为鬼方。先秦文献及《史记》、《汉书》中称作狄或北狄，周大史伯说的。他所说的这30个封国和少数民族部落集团中，除了20多个姬姓之国和异姓诸侯外，其余便是“蛮、夷、戎、狄”，而其中的“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隗”等则为狄族部落。这说明在西周末年，成周洛阳的西部和北部已经有了狄人。到了春秋时期，据《左传·昭公十五年》和《国语·晋语二》记载，在晋国周围“戎狄之民实环之”，“晋居深山中，戎狄与之为邻。”说明了这个时期狄人已到了晋北和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显然是鬼方人东迁到了这里。
春秋时期东迁后的北狄族实生其地。说明晋文公的舅舅家白狄狐氏在今山西交城县；《左传·成公十二年》载：“秋，晋人败狄于交刚。”此狄为白狄，交刚即今山西隰县。这些记载说明，在黄河以东今山西的西北部亦有白狄的分布。
东迁后的北狄族分布于如此广大的区域，有的如赤狄、长狄已到了中原地区，存在于一些华夏大国和诸侯国之间。他们为了扩大生存空间，不断同华夏诸国争夺土地和势力范围，甚至企图与齐、晋争霸；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还广泛参与了华夏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甚至为控制东周王室而斗争。所有这些不但对华夏诸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也给大国之间争霸造成了障碍。因此，一些华夏国家，尤其是齐鲁与晋国，把狄人的威胁看成是心腹之患，从而不断对北狄诸部采取军事行动。公元前616年至公元前607年，长狄在齐鲁等国的攻击下灭亡；公元前594年至公元前588年，赤狄所属的六个部落国家也被晋国全部攻灭。自此，北狄的三大部族仅剩下了白狄。
白狄之所以没被灭亡，反而在长狄和赤狄相继灭亡后继续存在，一是因为它地处西北，远离大国角逐争霸的中原地区，占有有利的地理位置；二是它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中，利用当时秦晋两国处于敌对的状态，时而投靠晋国反对秦国，时而又依恃秦国反对晋国，在大国之间回旋，以求得生存空间。白狄就是这样在大国隙缝中求生，实际上充当着秦晋两国的附庸，一直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直到晋悼公的和戎政策的实施，他们才被迫开始了又一次的向东迁徙。
白狄之所以从他们长期居住的晋西北、陕北向太行山东麓大规模迁徙，主要原因是晋悼公推行的和戎政策所致。公元前569年晋悼公听从魏绛的建议，对居住在晋国边界内外的戎狄民族实行和戎政策。其政策的重点就是停止对戎狄的武装侵害和掠夺，利用“戎狄荐居，贵货易土”的弱点，代之以和平的“以货易土”即用金钱、货物交换土地的方法，兼并戎狄的土地。和戎政策实施的结果，使白狄的居地被晋国以欺骗的手段买去，从而和平地将白狄驱赶，使之被迫迁徙。首先东迁的是晋西北部交城、石楼、蒲县以北地区的白狄，这部分白狄于公元前579年曾进攻过晋国的交刚，但是自和戎政策推行后，这部分白狄从上述地区消失了，它们显然是东迁了。接着，居住在陕北雍州的白狄，自晋悼公和戎政策后，所有先秦文献再也没有他们在雍州活动的记载，显然他们也受和戎政策的影响，向东迁徙了。白狄东迁的路线虽然史籍缺载，但据何艳杰等先生在《鲜虞中山国史》一书中描述，因白狄有着“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他们从今陕北、山西西北到了晋东北后，沿着蜿蜒东南流的滹沱河东进，沿途经繁峙、代县、原平、定襄、盂县，最后到了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大平原。
白狄的东迁，从公元前569年晋悼公和戎政策起，至公元前555年，《左传》所载的“白狄始来”，即白狄初次到鲁境为止，经过十几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完成了。自此之后，“白狄所属诸氏部落的名字及分布地，开始频繁地显现于史乘。其分布及活动中心集中于今山西省东北部的盂县以东至河北石家庄市周围地区。”并且建立起了由鲜虞、肥、鼓和仇犹四个氏族部落组成的国家。其中的仇犹就是东迁途中有白狄别支进入今盂县而建立的。因此，仇犹立国时间应在白狄东迁结束，进入太行山区的公元前555年左右。
三、仇犹国的都城与称号
白狄于公元前555年左右进入今盂县境内立国后，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也就是在仇犹国经历了50多年后的中期才出现了城市，这便是它的都城仇犹城。在今县城北村、水泉村之间，称为古城坪地方，便是仇犹古城遗址所在地。1987年，刘有祯先生曾对残留几处古城遗址进行过发掘，发现了春秋中晚期的灰坑和墓葬，从这些遗迹和城内墙的遗物中，出土了大量的鬲、盆、罐、豆、碗、盂等日用陶器和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用陶，尤其在城内墙出土的春秋晚期黑皮红陶大板瓦，如涂过黑漆一样光亮，无疑是用在宫殿上的建筑物。据刘先生对这些遗迹、遗物的分析推断，仇犹古城筑城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晚期，使山水无形构成了一道城外防线，从而收到易守难攻的效果。这样的规划设计理念，对于一个在列强隙缝中生存而随时都有可能被侵害的小国来说，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
随着都城的建立，仇犹开始有了国家称号。仇犹的称号是都城出现后的春秋晚期才有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吕氏春秋》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吕氏春秋》中称仇犹为中山属国而不称鲜虞属国，说明仇犹是在鲜虞更名中山后才有这一称号的。根据研究中山国史的专家称，公元前555年白狄东迁来到太行山东麓，先是在河北正定一带的古鲜虞地立国，因而称为鲜虞，都于新市。之后由于连年战争，鲜虞部落人口减少，国家离散，鲜虞人离开新市，来到中人城，重新建立都城，因而更名鲜虞为中山国。这时已经到了公元前506年，而这一时间也正好是仇犹筑城定都的年代。所以仇犹称号是在它的都城建立后才有的，这时候距离仇犹立国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至于之前用过什么称号，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仇犹的称号，史籍记载较早见于《吕氏春秋·权勋》和《韩非子·说林》。《吕氏春秋》作“厹繇”或作“仇酋”；《韩非子》作“仇由”。厹与仇、繇与由为同音通假字。《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的作者同是战国末期人，《吕氏春秋》的成书稍早于《韩非子》，《韩非子》中的“仇由”是否由《吕氏春秋》中的“厹繇”音转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仇犹称号的书写开始就不一致，而后的史籍记载也是如此。《淮南子》作“仇由”，《史记》作“仇犹”，《战国策》作“仇首”。后来的学者在为这些史籍作注或是引用时，高诱引《战国策》作“仇首”，《说文□传》引《吕氏春秋》作“由”，《太平御览》引《吕氏春秋》作“仇繇”，还有一些史书中作“夙繇”、“仇吾”、“泉仇”“由”等。无论书写形式怎样变化，除少数属于字体误讹外，大多为通假互异，读音基本相同。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互易字体，可能是由于音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在如此众多的称呼中，并没有哪个是大家唯一公认的，只是后来使用《史记》中的“仇犹”较为多见。
对于仇犹称号的来源，有的研究者通过对个别文字的考释，认为仇犹为一蔑称，是晋国或是华夏族强加给它的侮蔑性、歧视性的称呼。我以为此说依据不足，对史籍中这么多仇犹书写名称的考释，不应通过其中一两个字的推敲引申就轻易断定其褒贬含义。仇犹的称号，不是外来强加的，而应是源于一个地理概念，它同仇犹山有关。据唐《括地志》载：“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说明原仇与仇犹为同一城名；又据《元和郡县图志》、《山西通志》、《太原志》、《盂县志》等记载：本县鼓聚位于河北晋县西北一带，为鼓氏都城；肥国之名源于肥垒城，据《杜氏集解》说：“钜鹿下曲阳西南有肥垒城。”肥垒即今河北藁城西南之地。这些事例也从旁证实了仇犹是因地而名的。
四、仇犹国的族属族姓
1.仇犹国的族属。要弄清这个问题，还需从仇犹同鲜虞中山的关系说起。据《吕氏春秋·权勋》篇载：中山之国有夙繇由此说明，仇犹同鲜虞中山，不仅是从属关系，还同属一个白狄民族组成的部落国家。因此，仇犹同鲜虞中山族属一样，同属于白狄民族。
仇犹族属为白狄，还可以从盂县近几年考古发现的遗物中找到依据。2003年，由省考古研究所、阳泉文管会和盂县文管所对县城北关45座东周墓地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遗物。据吉琨璋、韩利忠、赵培青“盂县东周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说，墓地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到中期，墓地及其随葬品整体看属于以晋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系统，但从一些墓地葬制、葬俗及葬品中看到又带有地域特色，有些就是仇犹国的遗存，显示了仇犹遗民的文化面貌。如果我们拿这些墓地中出土的非中原文化系统而又属于仇犹地域特色的遗物，同鲜虞中山考古中发现的遗物相比较，就能发现它们的同质性特征，具体表现在：
一是从葬制看有“石椁墓的存在”这么多石椁墓在白狄活动区发现，说明石椁墓为白狄族特有的葬俗。石椁墓的葬俗，反映出白狄长期生活于山地丘陵地区，有取石方便的环境，因而很自然地把石材用于墓葬，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墓葬习俗。
二是“使用青铜兵器随葬”。的活动地带。由此可见使用青铜短剑为白狄的生活习俗，而把这种习俗带入墓葬便形成了特有的葬俗。
三是出土的陶礼器上“有暗纹，暗纹图案有网络纹、禽兽等；纹饰有绳纹、凸旋纹，鬲的肩上有附加堆纹”，还有不见于中原地区的双耳罐（《研究》。以兽类作纹饰图案，为狄民族特有风格，而络绳纹、堆纹也是北方民族纹饰的一个特征。这些纹饰应是白狄游牧民族用绳子捆绑物品方便携带的反映，双耳罐的双耳是为提链的使用，也表现出了游牧生活的遗留。类似的纹饰，也见于鲜虞中山故地出土的器物上。河北行唐李家庄、平山访驾庄、平山穆家庄等都有绳络纹壶的出土；此外山西浑源李峪、原平练家岗等也出土了绳络纹饰的提链壶。相同的纹饰和风格，反映出了仇犹同这些地方的白狄人同属于一个民族。
除此之外，1996年在县城一处建筑工地上还出土了约千余枚尖首刀币，币面刻有疑似仇犹字样的标志，说明刀币为仇犹制造和使用。据黄锡全先生“先秦货币通论”中说，尖首刀币流通于白狄民族活动的区域，刀币构造带有白狄文化特色，所以被定名为狄刀。这种刀币，在太行山以东，河北的灵寿、平山、藁城、石家庄、保定、易县和北京延庆等地都有集中的大量出土；山西滹沱河源头一带的代县、定襄也都出土了尖首刀币。而这些地区同盂县一样都属于白狄活动区域。
2.仇犹国的族姓。据《世本》载：“鲜虞，姬姓，白狄也。”杜预《春秋释例》也说：“鲜虞中山，白狄，姬姓。”《史记·赵世家·索隐》亦云：“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也明确记载鲜虞为姬姓。以上史籍的记载都说鲜虞中山的白狄为姬姓，以此推之，与鲜虞中山同属白狄族的仇犹也应为姬姓。明万历时的《盂县志》把仇犹国君称为“姬公”，也说明仇犹为姬姓。最近山西社科院原副院长张海瀛先生在为《仇犹文化》所写的创刊词中说：“仇犹，春秋时期由姬姓白狄建立的一个文明古国的称号。”由此可见，仇犹的属姓为姬姓是可信的。
有关白狄姬姓姓氏的源流，存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为白狄与周人同姓说。《国语·周语上》记载：“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这里是说周人的先王不窋，远在夏末就跑到了戎狄地区居住。此处的戎狄，是指居住于邠地即今甘肃庆阳以东至山西汾水一带的白狄。不窋以后的十世三百余年，周人一直与白狄居住在一起，直到商代后期古公亶父迁到岐山脚下，“乃贬戎狄之俗”，开始改变戎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周人同白狄人在一起居住生活这么长时间，其相互影响可想而知，白狄人因周而为姬姓也是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白狄姬姓为华夏族所输入。先秦时期，华夏的姬姓贵族，通过征服或是逃亡等方式进入戎狄，从而把自己的姓氏也带给了这些民族。韦昭《国语·郑语注》说：“鲜虞，姬姓在狄者也。”就是指鲜虞的姬姓是由外进入的。据段连勤先生在《北狄族与中山国》一书中说，姬姓进入鲜虞氏的时间，史籍缺载。但姬姓进入白狄的时间，先秦史籍中却有脉络可寻。晋献公娶白狄狐氏女，生重耳与夷吾。《国语·晋语四》说：“狐氏出自唐叔，姬姓，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可见白狄狐氏为姬姓，是晋国始封者唐叔虞之后，这便证明早在西周初年，姬姓就进入了白狄。而此白狄，据闫若壉《四书释地续》说，“交城为狄地”，“舅犯实生其地。”舅犯指重耳的舅舅狐偃，说明晋文公的舅舅家白狄狐氏在今山西交城县。后来这部分白狄东迁，同其他东迁的白狄人建立了包括仇犹在内的白狄部落联盟国家，因此也自然把姬姓带入这些国家成为他们的姓氏。
不论哪一种说法，都为白狄姬姓说提供了依据，也证实了仇犹的族姓为姬姓是有可靠根据的。
五、仇犹国社会经济和文化风尚
由于仇犹是戎狄民族建立的一个小国，并不属于中原华夏文化系统，自然便受到正统史学的歧视和冷落，造成史籍对它记载的缺失。因此，我们很难揭示出其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完整面貌。现在只能从少量的资料和遗存中略窥其一二。
1.仇犹国的封建君权制度
《吕氏春秋·权勋》和《韩非子·说林》篇都曾提到“仇犹之君”。仇犹之君即为仇犹国的最高统治者。县境内的仇犹山等多处地方，自古以来就建有仇犹天子庙以祭祀仇犹君，民间一直是将其视为“天子”来看待的。但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各戎狄国家之首领均称“子”，仇犹也不例外。“子”在春秋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制中，是很低的一个爵位，作为非正统的戎狄国家，按照周礼只能享受这样一个较低级别的待遇。据《左 传·僖公三十二年》载：“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白狄子即白狄的首领。又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晋攻打肥国“获肥子”，肥子就是肥国的国君；《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载，晋荀吴灭鼓后，擒“鼓子而归”，也称鼓国之君为子。这些都佐证了仇犹之君实质上也是个“子”的爵位，远远够不上天子之尊。
虽然爵位不高，但仇犹君终究是一国之君，在国君之下，也有文职武将。2003年县城北关东周古墓曾出土了一个五鼎墓，此墓判定为仇犹国的遗存，是大夫一级的墓地；在县城东南十公里许的“将军岭”和“将军墓”，县城北三里许的“折将坪”，都是因仇犹将军而名的地方；《吕氏春秋》所记载的赤章蔓枝，是一个为仇犹君出谋划策的儒士；另外，流经仇犹古城的香河，据说因洒满仇犹后妃宫女亡国时的血泪而有此名。所有这些史实或是传说，反映了仇犹国已经按照周礼，构建起了封建君主制度，存在以国君为核心，包括大夫、将军、谋士等组成的国家权力中心和有后妃、宫女等的后宫制度。
2.仇犹国的社会经济
关于仇犹国的社会经济，史籍记载几为空白。我们只有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民族习俗以及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来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经济。仇犹国的农业经济，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和影响，可以想见是很落后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之事，戎狄之杂居中原者，大抵皆在于山谷之间。”仇犹所处的太行山西麓，正是这样山高谷深的地方。“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更可知其舟车不通、交通不便的状况。这样的山地环境，加之白狄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畜牧业自然成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但在仇犹境内除山地外，还有滹沱河、龙华河、秀水河和香河等大小流域的丘陵和平地，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仇犹的农业经济，应是以畜牧业为主又少量兼营农耕生产的模式。
二是较为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从近年来出土的大量陶器和一些青铜器看，仇犹国有较为发达的制陶和制铜的手工业生产。1987年在仇犹古城的发掘中，曾出土了铜镞一件；2003年北关东周墓又出土了青铜剑8把、戈4件，还有车马饰器等；此前的1996年，一处县城建筑工地上也曾发现了1000余枚仇犹尖首刀币。在这些所发现的青铜器中，其中有一些青铜剑造型精美，有的剑鞘可见，有的剑首为空管形，造型水准很高；发现的青铜刀币上还刻有大量铭文。这些都反映出仇犹国已具有了高超的范制工艺技术。大量钱币与镞的发现，说明了当时仇犹已经使用陶范或石范的制造模具来提高生产效率；而在冶炼制造技术上，也已掌握了最基本的浑铸方法；从车马饰器的多环相扣的构造，表明已能够使用分铸法来铸接和焊接部件复杂的器物。
除青铜器制造业外，仇犹国的制陶业也很发达。1987年在仇犹古城遗址的发掘中，曾出土了大量陶器，有鬲、盆、甑、罐、小口罐、豆、碗、盂以及板瓦、筒瓦、半瓦当、瓦丁等；2003年县城北关东周墓地出土了数量可观的500多件陶器，有“鼎、豆、壶、鬲、高柄小壶、甗、盆、罐、小罐、双耳罐、舟、匜、带流盆、三足锛、锛、简形器、鸟柱盘、灶等”其中许多都是仇犹遗物。以上所列如此众多的出土陶器，表明仇犹国的制陶业已经具备了可观的规模，进入到了一个制陶业发达的时期。
从发现的陶器种类来看，有日用器具、礼器和建筑构件。日用陶器有用作炊器的鬲、甗、甑、灶，盛放食物的罐、盆、盘，饮食用的豆、碗和饮水用的壶、小壶、高柄小壶，此外还有盥洗用的匜；礼器以鼎、豆、壶为主，辅以舟、盘、匜；建筑构件有板瓦、筒瓦、瓦当、瓦丁，甚至有用于宫殿建筑的红陶大板瓦。这些器物的种类与中原列国基本趋同，显示制陶业的制造和使用已经赶上了华夏诸国的水平。
从制作质地和纹饰色彩上看，“总体制作精良，分泥质和夹砂两种，泥质陶器大部分磨光，部分有彩绘，较好的陶器有暗纹。暗纹图案有网络纹、云纹、禽兽等。纹饰有绳纹、凸旋纹等。”1987年古城遗址发现的陶器也“大多磨光加暗纹，质量考究”，如黑皮磨光高柄陶豆、灰陶磨光盖豆、黑彩白陶、红陶碗、黑皮红陶大板瓦等。磨光加暗纹的装饰，产生的是一种娴静典雅的艺术效果，而黑、白、红陶和彩绘的出现，则显示了工艺水平的提高。这些陶器纹饰的多样化及技术质量的提高，不但反映了高超的制作技艺，也反映了仇犹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审美爱好，浓缩了古国深厚的人文底蕴。
此外，从大量钱币的发现，反映出仇犹国已由“物物交换”的原始方式过渡到了货币流通，已经显示出了商品经济的雏形。
3.仇犹国的文化和社会风尚
仇犹乃是白狄民族所建立的小国，在历史上仅存在了百余年，文化底蕴较浅。但它在地域上西邻晋国，深受晋文化的影响，不断吸收和融合了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它又东属鲜虞中山，同其一体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因而形成了独有的仇犹本土文化。我们仅从很少的文字及遗存资料中，看到了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一是崇尚儒家文化思想。在《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先秦史籍中，都把仇犹君描绘为贪钟亡国的负面典型，我以为这不免有失公允。仇犹君为什么对晋国所送之钟那样“情有独钟”？钟虽为一种古乐器，但它象征的却是华夏的礼乐文化。仇犹君所以“欲钟之心胜”的断毂而行举动中，表明他并不是仇犹本国世袭官位的贵族，而是个游说到仇犹任职为官的儒士。我们熟知的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就是孔子为推销他的政治主张而到各国去游说；孟子也曾到诸侯各国游说自己的王道思想，他们同样都做过游说之士，这反映了那个时代游说之士存在的普遍性。所以赤章蔓枝离去时，仇犹君并没有把他当叛徒去追杀，而是任其来去自由，表达的正是一种开放宽容的胸怀。
二是独有的社会生活习俗。白狄民族喜乐游戏、尚武尚勇的风尚，在仇犹也很盛行。仇犹君对钟那样的贪爱，表明他对庙堂之乐的追求与喜欢。君主所好，使民间社会喜乐之风更盛。1987年在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骨管，上刻朱绘卷云纹，这一非常精美的乐器，说明了宫廷或是民间有乐器演奏、讴歌表演的风气。
用青铜兵器作为礼器的特有葬俗，流行于白狄民族国家。2003年县城北关墓地就出土有剑、戈、镞等青铜兵器的礼器，说明作为白狄民族的仇犹人生前有尚武的民风。仇犹民族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东迁定居建立国家后，依然保留了尚武尚勇的民族遗俗。这种尚武传统所以能够长期保留并成为社会风尚，也是迫于周边列强威胁的险恶环境，为了生存便不能解除武装。一个尚武的民族，必是一个英勇善战、威武不屈的民族。我们可以从仇犹遗址和民间传说中，看到仇犹人在遭到晋军突袭、面临国家生死存亡之时所表现的英勇抗敌、不畏牺牲的精神。至今仇犹山下的北庄村，仍保留有“围巷”、“折将坪”、“披头崖”、“天灵盖”等地名，传说这些地方都是当年仇犹军民与晋军殊死战斗而遗存的纪念地。
仇犹国的文化，尽管保留了自己民族的一些传统特色，但华夏文化对它的影响也非常深刻，到了后期仇犹文化便逐渐融入了华夏文化之中。我们从北关东周墓地中所发现的石圭、玉器等，说明中原玉文化已影响到了仇犹，“君子比德如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这些儒家思想观念，已被仇犹人所接受，至少在上层社会佩玉成为了一种风尚。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墓地发掘中看到，“墓地布局排列有一定规律，且有对子墓”；墓葬形制“均是平面为长方形的口大底小的竖穴土坑墓”；“葬具均用棺椁制度，以仰身直葬为主”；“随葬品以陶礼器为主，主要组合是鼎豆壶，并辅以舟盘匜，这同中原地区同期墓葬礼器组合相同。”从这些墓地布局、墓葬形制、葬俗及随葬品等已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反映出了仇犹的后期文化，已经融入以晋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系统，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提升和进步。
六、仇犹国的灭亡及其启示意义
关于仇犹的灭亡，《吕氏春秋·权勋》、《韩非子·说林》、《战国策·西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以及《淮南子·精神训》等篇都有明确记载，尽管详略不同，视角各异，但都证实了如下史实：一、仇犹为晋国的智伯所灭；二、仇犹国君由于贪钟而中了智伯的计谋，因而在开道迎钟中被晋国兵马突袭而亡。仇犹灭亡的原因，历来不少史家都归咎于仇犹国君的贪婪所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仇犹的灭亡的确咎由自取。但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过于简单。而实际上仇犹的灭亡是由内外两种因素决定的。从内部因素看，除了仇犹君不听劝谏、贪钟误国外，仇犹作为一个弱小国家，同它的对手晋国，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实力来看，都是无法相比的。因此，仇犹对晋国采取了和平友好的政策。当智伯送钟遭到大臣的反对时，仇犹君对持拒绝迎钟的赤章蔓枝解释说：“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由此看出仇犹君所以迎钟，是为讨晋国欢心，不想得罪智伯，是出于维护与晋国友好关系的大局，并不单是为满足贪欲之心。但是，仇犹君不能因讨大国高兴而对其无理要求一味顺从，尤其对大国的图谋不应丧失警惕，从而导致仇犹灭亡悲剧的发生。这便是从仇犹灭亡中应该汲取的深刻教训。不过，我以为导致仇犹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因素，也就是晋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从公元前541年起，晋国同诸侯各大国实现了弭兵，停止了在中原的争霸战争。这一转折，带来了晋国抛弃晋悼公以来实行的和戎政策，从晋平公时期又开始了对周围戎狄国家的战争。公元前541年，晋荀吴与群狄无终战于大原，史称大卤之战。大卤之战群狄失败后，被迫向东北迁移，至河北蔚县附近建立了代国。公元前530年，晋国开始向白狄鲜虞联盟的肥国进攻，晋军突入肥都昔阳，肥国灭亡；公元前527年，晋国又进兵白狄联盟的另一成员鼓国，并于公元前530年将其灭亡；在肥、鼓相继灭亡的同时，晋军控制了鲜虞中山的井陉关，切断了仇犹同中山国的联系。这样，以鲜虞中山为首的白狄国家联盟最后瓦解了，仇犹陷入了势孤力单的境地。在这样的形势下，仇犹的灭亡便是必然的了。
仇犹灭亡的时间，不像它的始建年代那样无据可考。仇犹既然为智伯所灭，那么我们可以从智伯在晋执政期间的活动记载中大致推断出来。前面说过，智伯即智瑶，为晋出公和晋哀公初年的正卿。据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史》中说“当是时，晋国政皆决智伯。”也就是说，公元前475年赵简子死后，晋国的大权实际由智伯执掌。我们从史料记载中看到，在他执政期间，先后对外用兵共有五次。公元前472年为赵、韩、魏所灭。段连勤先生在《北狄族与中山国》一书中说：“智伯伐仇犹必在其政治生涯中最活跃的晋出公年间。”而智伯攻中山、取穷鱼之丘时，正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活跃时期，也是他野心膨胀、对外掠夺最疯狂的时期，因此，仇犹很可能就是此时被其突袭而亡的。近来有的学者认为，穷鱼同仇犹的发音相近，“穷鱼”极有可能就是仇犹。如是，则仇犹灭亡的时间应当为公元前457年。
仇犹的灭亡，反映出了在那个诡谲变化的时代，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强权和欺凌，反映了春秋与战国交替时期，由大国争霸逐渐向争城夺邑、兼地略土发展的过程，以及由分裂向统一发展的趋势，反映了华夏民族同戎狄民族走向融合的过程。因此，仇犹的灭亡有它历史的必然性，仇犹由此而融入先进的华夏文化之中，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虽然如此，仇犹在立国不足百年的时间内就走向灭亡，历史的教训应该是十分深刻的。历来有一些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曾对仇犹灭亡的原因给出过不同的解读。但他们主要是以仇犹灭亡为例，来阐述各自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所以，法家韩非子从仇犹灭亡中看到了阴谋家的诡计、秩序的破坏和人性的本恶，以及除恶治乱的法、术；杂家吕不韦看到了“利不可两，忠不可兼”道德理念和去小取大、由分必合的政治趋势；道家刘向看到的是“无为非欲”、返璞归真的心理境界；史家司马迁看到了仇犹灭亡的悲剧在另一个小国的重演，并提出了历史的警示；明代思想家顾炎武看到的则是顺势而为的变革。这些大家从仇犹灭亡中揭示出的深刻哲理，给后人以智慧的升华和思想的启迪。我们也从仇犹的灭亡中，看到了落后而弱小就要挨打，贪欲太盛、利令智昏就可能杀身亡国。而居安思危、时刻警觉，于国于己，都是非常重要的。
厹 由 考 释
刘有祯
1991年第9期《考古》刊登我对厹由遗址的调查报告后，厹由便不再被人提起。至今，有关厹由的论述依然是众说纷纭。即使像很有影响的国家书刊也不例外。在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4册“中山”一节里，把鲜虞、肥、鼓和厹由看成是白狄四部，明确说：“公元前489年，晋赵鞅帅师伐鲜虞”，“同时智氏也灭了鲜虞的同盟氏族仇由氏”。而《中国史研究》的《骊戎考》，把厹由归在晋东南潞氏、铎辰、留吁、廧咎如、东山皋落等赤狄一系。赤狄灭亡的时间比白狄早，这样就把厹由灭亡的时间又提前了些。当然，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用唯物史观汇通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中国史学划时代的巨著，个别史实失订，大约受时间限制。没有厹由考古的参照，就只能据文献记载来推测。形成意见纷呈的局面，与厹由的存亡年代不清有关。我不敢因为亲见厹由遗址被挖掘，留下一篇调查报告就忽视历史家们的意见。我曾在有关文献资料里寻找不同意见的依据，结果总是回到调查报告的结论上。因为调查报告的结论与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相吻合，所以厹由的出现，并不就渺茫得难以解释；厹由的灭亡，也不在春秋以前，甚至还可以给它划出一个可信的存亡年代。
一、厹由产生前是晋国的盂地
厹由、鲜虞同属白狄，不过鲜虞出现较早。《国语·郑语》里史伯对司徒桓公的谈话已说到鲜虞，那是在西周末年。直到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韩非子》、《战国策》中才提起厹由。如《战国 策·西周》说：“昔知伯欲伐厹由，遗之大钟，载以广车，因随入以兵，厹由卒亡”。这里没有说到厹由的出现，相关的文献也都没有涉及。
唐时张守节为《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里的仇犹正义：“《括地志》云：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夷狄之国也。”后来的志书，直到《中国通史》都一致确认厹由在今山西盂县。照这样说，厹由的历史不会太长。因为《左传》昭公元年：“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孟丙为盂大夫”。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地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并州盂县、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都说此盂邑在今山西盂县。但郦道元《水经注》说：“汾水又南出山，东南流……又西迳盂县故城南。”今山西盂县在滹沱河上游，两种说法显然是矛盾的。魏晋以后，人们注《汉书·地理志》，说太原郡的盂在太原市北今阳曲县境，是晋大夫孟丙的封邑，还将汉狼孟、汾阳两县也归在今阳曲一地。不知此说是否经过考古方法的验证，下面的事实倒为顾炎武、顾祖禹、杨伯峻的说法提供了依据。
《左传》鲁定公十年，赵鞅想把卫贡的五百家从邯郸迁归晋阳。邯郸大夫赵午拖延未从被杀，赵午之子赵稷与家臣涉宾据邯郸叛。赵午舅父荀寅与姻亲范吉射在晋都新绛联合攻赵鞅，“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这是历史文献中最早记载的有关晋阳的事。可是从《汉书》起，两千年来把它说成是“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的地方，以为晋阳的来历很早。结果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晋南侯马翼城间对晋国古城和晋侯墓地的考古发掘证明，这是延续已久的错误说法。
①此时晋阳的出现，就暗示着昭公二十八年分割过的祁氏七县又有了变迁。赵鞅重新划分过所辖范围。与晋阳相近的孟丙盂邑，当被迫东移太行山。所以说，杨伯峻注孟丙的盂邑在“今山西盂县”不无道理。留存至今的厹由古城始建年代就与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当。
二、鲜虞取盂便成了厹由
今山西盂县是春秋晋国的盂，后来又成了厹由所在地，这个过程在《左传》里就有相关的记载。晋卿们攻赵鞅于晋阳不久，晋国发生分裂。智、韩、魏三家与晋君击败范、中行氏，晋君赦赵鞅，赵鞅复位。公元前491年，《左传》哀公四年：“七月，齐、卫救范氏”，“九月，赵鞅围邯郸。冬十一月，邯郸降，荀寅奔鲜虞。”十二月，齐“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畴、阴人、盂、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
这里，齐的国夏伐晋夺取的盂地，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高士奇《地名考略》、江永《考实》都主张国夏取的盂是孟丙封地。在史学界享誉甚高的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却认为“晋为大国，齐不应深入至此”，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忽略了《左传》有关鲜虞在这次战争前后的几处记载：
齐伐晋以前，“荀寅奔鲜虞”。②荀寅与范氏在六卿兼并中因攻击晋公成为被讨伐的对象。荀寅去鲜虞是想借齐、卫、鲜虞的联合势力挽回败局。他们的活动无论分合，《左传》以范氏为代表，不能单从字面认为齐国救范氏便和荀寅、鲜虞没有了关系。
《左传》记齐的国夏伐晋，是以齐为统帅之意。齐国对晋的战争刚结束，便“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说明这次战争是有约在先的联合行动。
，“晋赵鞅帅师伐鲜虞”。《左传》说是因援救范氏。这又证明了鲜虞与战争的密切关系。
鲜虞参加了齐伐晋的战争。晋国的失地，也多与鲜虞相邻。其中的盂，就和鲜虞接壤。说鲜虞夺取了晋国的盂地，当不会有错。现存厹由古城的始建年代与这次战争的发生时间正好吻合，应是荀寅促成了鲜虞夺取盂地，进逼晋阳，作为侧翼，与齐对邢、鄗附近的讨伐形成呼应。顾栋高说的“齐不应深入至此”，是见齐不见鲜虞的缘故。
不过，这次赵鞅讨伐鲜虞，盂地并没有被及时收复。按《史记·赵世家》的意思，赵鞅着重在鄗地一带与鲜虞争夺。赵鞅的激战，不会为智氏赠送厹由大钟的设划提供可行的条件。鲜虞刚取盂地，必存戒心，因此《中国通史》说同时智氏灭了厹由的说法不在情理中。况当时的智伯是荀跞，原想除掉赵氏，赵鞅提防他。后来二者虽结盟，赵鞅也不会用荀跞收复盂地作为晋阳的屏障。赵鞅“不塞晋阳”，对戎狄开放。就在晋国周边多事、内部兼并剧烈的背景下，鲜虞取盂后割据一方，留存了下来。人们就叫它厹由。
三、厹由是晋人加给的蔑称
鲜虞取盂后并不叫作厹由，厹由用在这里有侮蔑性的含义。《说文》：“厹，兽足蹂地也。象形，九声”。由，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由》说：“由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已见，古文写成甾。卣、缶、由同音同义。假借之义相同。”《广雅》：“由，用也。而古书卣迪二字亦皆训用”。如果再据《说文》解释：“用，可施行也”。那么“由”字与厹组合，就仅有厹义的延伸了。厹由，即禽兽践踏的地方。王国维还说：“盖由、古今字”。《吕氏春秋·慎大览》中把厹由写成“禸繇”。《说文》：“繇，随从也”。段玉裁注：“《尔雅·释诂》曰：繇，道也……道路及导引，古同作道，皆随从之义也”。“繇之讹体作繇”。《汉语大字典》说：“由也有踏行践覆之意。”如曹植《杂诗六首》：“将骋万里，东路安足由！”唐汉在《中国汉字学批判》因声训义一节说，由与攸同音，“含有连续长久之义”。还有与禸相关的禽字，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说禽“像长柄有以覆鸟兽之狩猎工具，卜辞用为禽获之禽”，“后名所获为禽”。《说文》说禽是“走兽总名”。黄侃《说文笺识·字通》说禸字声存形残，其实是禽兽二字的古文。总之，厹由的本义就是禽兽出没的地方。这样的含义也常见于春秋时华夏人对少数族歧视性的称谓中。如《左传》闵公元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襄公四年：“戎，禽兽也”。《国语·周语》：“狄，豺狼之德也”。《吕氏春秋·先识》篇里晋人将中山比作禽兽之国也可为证。厹由一词，显然不会用来自称。
四、厹由应是中山的窮鱼
这样说，是把厹由与智伯荀跞的孙子荀瑶联系在一起时发现的。荀瑶继赵鞅执政。《史记·晋世家》说智伯瑶与韩、赵、魏共分范、中行地。出公怒，四卿攻出公，出公死在逃往齐国的道上。智伯瑶立哀公，“晋国政皆决智伯”。后来，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说攻厹由的“智伯，晋大夫智襄子瑶也”。厹由被灭应是荀瑶执政以后的事。
荀瑶什么时候灭厹由，也无明确记载。现在见到的《水经注》卷十二说：“涞水经代郡广昌县射鱼城，《竹书纪年》曰：‘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穷、射字相类，疑即此城也，所未详矣”。《水经注》疑穷字误写，疑的不对。智伯伐中山，舍弃与晋相邻的中山属地，迂回太行山北，经赵氏占有的代地南伐中山，不合当时情形。《韩非子·十过》说智伯瑶分范、中行氏之地以后，“休兵数年，因令人请地于韩”，“智伯又令人之赵请蔺、皋狼之地”。蔺和皋狼，在离石西北③，是赵氏晋阳以西属地。智伯“请”地，遭到赵襄子的拒绝。《吕氏春秋》说：“中山之国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应是智伯明伐中山，暗为困赵，以达兼并的目的。既然厹由并非中山使用的地名，恐怕这穷鱼与厹由正有着相同的地位。
《左传》定公四年之间，恰与现存厹由古城遗址的下限吻合。
到这里不妨这样说：厹由，不是族名，也不是自命的国号，它是齐伐晋时鲜虞取盂后晋人加给的蔑称。诸子书中的智伯伐厹由，与《竹书纪年》中的“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应是一回事。厹由的存亡，可定在公元前491年至公元前456年之间。
注释：
①邹衡《论早期晋都》1994年1期《文物》
②白国红，范、中行氏又出奔鲜虞。
③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注：吴师道曰：“恐名偶同。《汉志》西河郡有皋狼县，又有蔺县，蔡或蔺字讹”。白国红教授《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一书说蔺与皋狼，在今山西离石县西北。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
④韩万德先生在《故园纪事》中记明《永乐大典》、《太原志》说：唐武德三年，割盂、寿阳二县置受州，六年改州治赛鱼城。这恐怕是后来对“穷鱼”的移用和误释。唐诗李白《古风》三十四有两句说：“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与这里解释的地名“穷鱼”相隔千年，它们的含义如有关联，与厹由仍然是对应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