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在对欧洲16个主要国家和美国的介绍中，徐继畬认识到这些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商为本”，同时，他对闻所未闻的民主政治也抱有浓厚兴趣，因此在这两方面作了大量的评价。应该说，这表现出了徐氏的远见卓识，他的确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更抓住了近代中国的时代课题。
在经济与国家强盛的关系方面他写道：“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同时，他多次指出英、荷等国侵略它国的动机是为了牟利：“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以此为框架，他对欧洲许多国家的富强之因一一评述，极力推崇“以商立国”。在长期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中国，这是极具启发意义的，确是几十年后郑观应等人疾呼“商战”的先声。
作为一名政府要员，他对各国政治自然极为关注，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超越政治、文化和个人身份的限制、偏见，对民主制度情有独钟。在介绍英国政治时他介绍了议会制度，将国会译为“公会所”，上院译为“爵房”，下院译为“乡绅房”：“英国之制……都城设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士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之，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大抵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国，不独英吉利也。”在当时，对英国的国会制度，上院和下院的功能作如此准确的介绍，实属不易。在介绍荷兰的情况时，尤其强调其“税饷颇重，听绅士筹办，王不得专”。他还热情地将瑞士比作中国传统中理想的“桃花源”，该国“推立乡官理事，不立王侯”，“国无苛政，风俗简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为“西土之桃花源”。将现实中“化外”西方一蕞尔小国比作中国“三代”中“圣人之治”的理想国，在当时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
在风土人情的介绍中，他对伦敦、巴黎等现代化大都市的繁华胜景都有生动的描绘，特别是对图书馆、大学等公共文教设施的介绍，更使人闻所未闻。他以客观的态度介绍了英国的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制。在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夫多妻制视为天经地义，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当时，他的这种“客观”而不带批评、谴责性的介绍，本身就被视为伤风败俗。同样，他还以这种客观的态度介绍了英国晋见国王的礼仪：“英国宾主相见，以脱帽为恭，各伸右手相握为礼。除跪拜天帝救世主外，见君主亦无叩头之礼。”
当然，他对西方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尤其是黑人被贩为奴的惨境深为同情；对西方本是“同宗”的新、旧教间宗教战争的频繁和惨烈亦深表不以为然。
徐继畬最为倾慕的，还是一开始就没有皇帝、国王的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这部书中，对美国的介绍所占篇幅最大（当时美国建国不到百年，并非最强大的国家），对美国当时的26个州都逐一作了介绍。特别是对其政治体制，徐氏情有独钟，似乎是他理想中的模式：“米利坚政最简易，榷税亦轻。”“统领虽总财赋，而俸万圆之外，不得私用分毫。”对美国的议会制、总统制，他更是赞口不绝。他之所以如此推崇华盛顿，是因为华盛顿在举兵起义、使美国获得独立后却“谢兵柄归田，众不肯舍，坚推为国主”，但华盛顿坚持“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宜择有德者为之”，因此奠定了美国的总统制。而且，正是这种总统选举制使美国开国不久就迅速强大，这种制度使“各部同心，号令齐一，故诸大国与之辑睦，无敢凌侮之者”。当然，他在相当程度上仍是通过儒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的，如认为美国的民兵制“与古人寓兵于农之法暗合焉”，而华盛顿更是“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虽未明言，但无疑是针对中国皇帝“万世相传”、以“天下”为一姓之家产而写。在他的理解中，正是华盛顿、是美国的民主制才秉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理想社会中的尧、舜、禹这“三代”的遗志！
这本书一经印行，即受到猛烈抨击，有人还上章弹劾，要求将此书毁版。有人攻击此书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特别是“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甚至以“经世”著称的曾国藩当时也指责此书“颇张大英夷”。甚至有人将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的“西方”这个限制词去掉，这样便可诬陷他说日耳曼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有“王气”；中国要以日耳曼为王，真是罪大恶极！由此，也可见国人“打小报告”的手段之精巧。
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此书在国内被批判抵制，在日本却大受欢迎，被多次翻刻，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启蒙作用。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此书出版二十年后，形势大变，此书才重新为国人重视，总理衙门重刊此书作为同文馆教材，此后被不断刻印。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到英国伦敦后，发现自己原来认为此书对伦敦繁华的描写肯定言过其实，现在才知道果真如此，并感叹徐氏从未到过西方，但“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王韬、康有为都不止一次谈到《瀛寰志略》对自己了解世界、研究“西学”的巨大思想启蒙作用。梁启超直言自己是17岁时入京会试归途中在上海购得此书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他将此书列为重要的必读“西学”书籍。他后来写道：“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此书介绍的西方或曰现代地理知识“颠覆”了中国传统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地理知识，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如果按照当代某些“后现代”、“后殖民”论者的观点，这是典型的“西方话语霸权”、用“西方知识改变本土知识”、在“西方知识之后的一套殖民话语”。然而，果真能将其拒之门外、仍用中国传统的“皇清一统舆地图”吗？然而，抗日战争期间在某些战斗中，却发生过中国军队只能用清朝地图，而被早有准备、使用精确现代地图的日本军队打败的事情。若一定要用中国传统地图，别的不说，我们还能有飞机、火箭、卫星吗？
总之，这部启蒙之书在中国的曲折命运，也即启蒙在中国的曲折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