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在哪儿？位居地球上的什么位置？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或纯“地理”学的问题，当年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敏感至极的“政治问题”。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当年即因此而被封杀，而后人却因此而盛赞其巨大的启蒙意义。
《瀛寰志略》共10卷，约14.5万余字，其中只有一幅关于日本和琉球的地图未用西方所绘地图，其余都按西方原图描摹。在当时，这可是大胆的非法之举。但他认为：“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此书以图为纲领，图从泰西人原本钩摹。”在这部著作中，他首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地球的概貌和各大洲的基本知识、经纬度的划分等，然后分别介绍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这四大洲各国地理、历史和现状，还介绍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及南极的基本情况。可以说，他的著作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
在这样一幅如实客观的世界图景中，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神话自然破灭，“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将破碎。对此，徐氏实际已有相当认识，但面对现实却又无可奈何。所以他虽在初稿中明确写道“亚细亚以中国为主”，但在定稿时却心有余悸地将此话改写成“坤舆大地以中国主”。由“亚细亚”改为“坤舆大地”虽只一词之易，但徐氏内心那种不得已的苦衷，却可从中略窥一斑。还是在此书的刻印过程中，他的同乡好友、地理学家张穆见徐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亚细亚图之后深感不安，甚为他担忧，急忙致书徐继畬，提醒他应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于卷首，因为中国传统的“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严守“夷夏之防”，而且“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他特别以明代徐光启等人在此方面未加注意结果“负谤至今”为例，要徐继畬吸取教训。“负谤至今”的确可怕，徐继畬立即采取张穆的建议，将《皇清一统舆地图》放在卷首。同时，徐氏在“凡例”中谨小慎微地申明“此书专详域外”，于中国情况“不敢赘一词”，以避免中外对比。因为“对比”起码意味着可以“并列”，而这是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主流话语”断难容忍的。因此，在介绍亚洲不得不提及中国时，便不得不将中国说成是“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的中央之国。尽管他已知道中国实际位于何处，但仍不得不说中国居于“万方仰之如辰极”的地位。的确，诸如“天朝上国”、“世界之中”这类根深蒂固的社会性观念，并非理性、知识等可轻而易举打破的，面对这种巨大的力量，徐继畬也不得不屈从。
而且，《瀛寰志略》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地理学著作，它以更多的篇幅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等。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
在对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的介绍中，徐继畬强调的是其亡国原因和反抗精神。他对文明古国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并发出“哀哉”的感叹，意在提醒国人以印度的沦亡为前车之鉴。他尤其提醒人们注意西藏南界、滇省西界及粤东的安全。对南洋小国苏禄人的英勇反抗，他称赞道：“当西班牙、荷兰虎视南洋，诸番国咸遭吞噬。苏禄以拳石小岛，奋力抗拒，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哉！”对以前是中国藩属的“南洋”诸国被西方殖民后给中国的安全造成的威胁他忧心忡忡，格外关注，认为这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求隔绝而不能”，“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天下从此多事矣”！
然而，徐继畬更加关心的是欧美等国是如何强盛的。所以他对欧美诸国作了更加详细的介绍。他认为欧洲“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国，非偶然也”。正是这“非偶然”使他对鸦片战争的意义、对当时的世界大势、对西方强盛的原因等诸多方面的认识远远高于当时的其他人。所以，他要探究这“非偶然”，也就是西方强盛根本、必然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这种探索使他初步意识到在华夏文明之外还有别种与之相当的文明，所以他对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都作了公允的介绍评价。在谈到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基督教时，他这样写道：“摩西十诫，虽浅近而尚无怪说。耶稣著神异之迹，而其劝人为善，亦不外摩西大旨。周孔之外无由宣之重译，彼土聪明特达之人，起而训俗劝善，其用意亦无恶于天下。”以徐继畬当时的身份，对“周孔之外”的文明能如此公开称赞，确属“骇人之论”。可以说，徐继畬此时已隐约触及到文化比较的价值层面，而中国社会是在此大半个世纪之后，历经器物——制度层面的接触比较之后，才触及到文化的价值问题。对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希腊文明、尤其是雅典政治，他也作了详细介绍，并得出因此“势益富强”的结论。在对古罗马的介绍中，他也强调废除国王之后“选贤者二人，居高爵，立公会以治事。高爵每年一易，由是国无王而势益强盛。”明确说出“国无王而势益强盛”，当时确是石破天惊之论，这本身亦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