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袁世凯几分嫌疑：最不可能的谋杀主犯

金满楼

赵秉钧在接任直隶都督后，不到三个月就突然暴死于天津督署，而在他死前一个月，“宋案”中的另一凶犯应桂馨也被人在火车上乱刀劈死，这一系列的连环凶案，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惊悚而诡异，而这里面又会有什么样的惊人秘闻呢？

据天津《大公报》的报道，赵秉钧自上任以来，一直抱病办公，其间还多次前往北京晋见袁世凯，并无异常之事。1914年2月26日下午，赵秉钧在都督府与手下议事，晚上回到私宅后，饭前服用一剂中药，饭后又开始批阅文件。当晚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但到凌晨5点时，赵秉钧突然感到腹中剧痛，之后是上吐下泻，情况极为危急。其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到后也是毫无办法，虽然连续给赵秉钧注射了强心针，但最终回天乏力。当日上午，赵秉钧宣告死亡。

赵秉钧死后，袁世凯下令按照陆军上将的规格从优议恤，发给治丧银一万元，并特派次子袁克文赴天津治丧。之后，袁世凯又先后派陆军上将荫昌和秘书长梁士诒前往致祭，并送祭幛一幅，上题“怆怀良佐”四个大字。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赵秉钧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这等礼遇，袁世凯算对得起赵秉钧了。

赵秉钧死后殊荣固然很难得，但当时又有一种传闻，说赵秉钧不是病死而是中毒而死，更有人绘声绘色地说他七窍流血而死，并直指袁世凯为灭口而将赵秉钧毒死。至于如何毒死，至少有三个版本：一是民国闻人章士钊说的“毒葡萄”版，说赵秉钧喜欢吃葡萄，袁世凯就派人将毒汁用针打入葡萄内，然后将葡萄送给赵秉钧。赵秉钧是袁世凯多年的部属，葡萄看上去也完好无损，赵秉钧于是吃了下去，不久便觉腹痛，结果在厕所内一命呜呼。

对此说法，与赵秉钧颇有私谊并同样担任过内务总长的朱启钤认为，虽说是毒杀，但“津门传言”的是“厨师版”，即赵秉钧的厨师被买通后在食物中下毒，结果赵秉钧午夜暴死于厕所中，但没有吐血情形，更没有所谓的“七孔流血”。

奉袁世凯之命亲往天津吊唁的袁克文，他在《辛丙秘苑》中提供了另一版本，说赵秉钧死后，“目合口张，面肤青灰”，另外，指甲、嘴唇、手臂也是青紫色或黑紫色，嘴角似有口水流出。袁克文打听到，赵秉钧当日在外未进食，只喝了一杯茶，喝茶后即回家，未再进食而突然发病。根据他的说法，赵秉钧是因为与部下即警察厅长杨以德发生矛盾而被毒杀的。

官方消息靠不住，流言满天飞。传闻越多，离真相也就越远。如果说赵秉钧是被毒死，其家属和医生似乎应提出疑问，但当时并没有人这样做。赵秉钧之孙赵纯佑也认为，其先祖赵秉钧只是病死而已，后人作传，妄加枝叶，引人猜疑认为系袁世凯有加害之嫌，其实赵秉钧是死于中风，即今天所说的“脑溢血”，死前倒卧在卧室床头侧旁，并无七孔流血症状，这是当时家属所亲见的。由此，认定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多少有些武断，只是其死亡的时间与应桂馨的被杀过于接近，这才有了各种附会传闻。

读者也许要问，应桂馨不是被关押在上海吗，如何会跑到北方被杀呢？原来，“二次革命”爆发后，应桂馨趁乱脱逃，后跑到北京向袁世凯索要暗杀宋教仁的酬金，结果钱没要到反被人恐吓，应桂馨见势不妙，慌忙乘火车逃往天津，走到半路就被人砍死在车厢内。据说，赵秉钧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免抱怨了袁世凯一句：“你这样做，以后谁还敢和你共事？”

赵秉钧是否说过这句话，目前已无法查证，不过附会者多引用这句话作为袁世凯杀赵秉钧以杀人灭口的证据，但正如《论语》中说的，“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因为讨厌袁世凯，于是把所有相干、不相干的罪名全扣在袁世凯的头上，很多历史的真相由此被扭曲，进而导致一个完全失真的逻辑链。

以“宋案”为例，目前的主流写法是，袁世凯是谋杀宋教仁的主谋，为了杀人灭口，他又派人毒死武士英，接着派人砍死应桂馨，进而毒死赵秉钧，好在袁世凯死得早，不然后来洪述祖的死恐怕也要算到他的头上。一言以蔽之，袁世凯是坏人，所有的恶行都与他有关。

事实上，这条逻辑链看似完美，细加推敲则处处漏洞。首先，杀手武士英死于上海沪军军营，当时上海远不是北洋系的地盘，袁世凯并没有能力到上海的地界上为所欲为，如果说武士英是被谋杀，背后的主谋倒极有可能是应桂馨或陈其美。赵秉钧的死也是一样，仅仅因为时间上的巧合而被附会成系列死亡案的一环，实则以现任大总统谋杀原任总理未免有些匪夷所思，而赵秉钧担任的直隶都督乃是当时最重要的地方军政长官，此时革命党已被打垮，风头早已过去，袁世凯又何必如此呢？

就算袁世凯与宋教仁的关系，也远不是想象中的那般对立，各种传闻往往充满了历史的误会与以讹传讹。据民国记者黄远庸的记载，袁世凯得知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一反应是极为意外，随后即发电慰问并令江苏及上海方面缉拿凶手，等到第二天下午4点，袁世凯午睡初起，秘书前来报告宋教仁去世的消息时，袁世凯为之愕然，说：“有这等事吗？快拿电报来。”看完电报，袁世凯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如何是好呢？国民党失去了宋教仁，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这句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从宋教仁这边的表现来看，他遇刺后想到的第一个人并不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而是北京的袁世凯，这个态度对整个案情的判断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宋教仁也是殷殷相托，始终没有把谋刺的怀疑对象指向袁世凯。或许在宋教仁的直觉中，袁世凯应该是不会干这种勾当的。

从经历上看，袁世凯与宋教仁的交往并不算多，时间也很短。在清末“间岛问题”

的交涉中，袁世凯对宋教仁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但宋教仁的才华与爱国热忱应该给袁世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加入唐绍仪内阁为农林总长，他每次去总统府见袁世凯时，袁对他都是非常客气而尊重。据张国淦回忆，他当时因为担任国务院秘书长，需每日进总统府办事，袁世凯偶尔谈及宋教仁时，也多为推许之词。

据说，宋教仁初次见到袁世凯时，袁看见他身上穿的衣服非常破旧，便问宋的制服是否还是留日学生时代所购买，宋教仁说是，袁世凯当场没说什么。事后，袁世凯请人做了一套高级西服给宋教仁送去，宋穿上后非常合身，原来袁世凯谈话的时候就把尺码给记住了。这段故事，往往被说成袁世凯收买宋教仁的证据，但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也说明袁世凯在做人方面确实有一手。

另外还有个袁世凯送给宋教仁五十万元支票的故事，不过这个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这段故事出于革命党人蔡寄鸥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其中有一份所谓的宋教仁“致袁世凯书”，其中称“袁总统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教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也无用处，请将原支票奉还”云云。

这封信，其实是蔡寄鸥自己编造出来的。且不说当时北京政府的财政极其困窘，即使袁世凯手头宽裕，当年的50万大洋是一笔巨款，大到足以武装一支军队。也有人说，这可能是袁世凯拨给宋教仁的办公经费，但从语句中看，宋教仁已经辞去农林总长的职务，即使是总长的办公费，50万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何况这是公费而不是私人馈赠。无论从手续还是财政上看，一次性赠给50万巨款都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袁世凯与宋教仁也不是没有矛盾。据张国淦所说，首次国会选举期间，宋教仁到南方各省四处演说拉票并不断抨击北京政府，有一次袁世凯从报上看到宋教仁在黄州的演说词后，脸色就很不好看，说他“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但对宋教仁的不满之情，也仅此一次。

国民党人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固然让袁世凯有些惊慌，但老袁毕竟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各种凶险场面他都见过，还不至于被年轻的国民党所吓倒。

袁世凯的对策有两个，一是联合由清末立宪派组成的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成一个新的政党，即后来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以抵消国民党带来的政治影响力；二是用金钱、官职等大肆收买国民党议员，以达到分化、削弱国民党的目的。由于国民党是同盟会与其他小政党合并而来，扩党时期不免泥沙俱下，结果袁世凯这招果然奏效，很多国民党议员纷纷脱党，国民党在众议院很快丧失了优势地位。由此可见，袁世凯的两种对策都很成功，而且都在允许的法律、政治框架之内，在这一敏感时期去刺杀宋教仁，显然并不明智。

退一步说，即使将宋教仁给暗杀掉，国民党在宋教仁死后依然会推举新的代表来做总理，除去一个人并不能改变政治格局。作为国民党内的稳健派，宋教仁显然更符合袁世凯的利益，而且宋教仁还是革命党中与袁世凯私交比较好的，如果宋被刺死，国民党推举一个激烈派出来组阁，这恐怕会让袁世凯更加为难。对此，袁世凯应是心知肚明。

再退一步说，即使宋教仁当上了内阁总理，国民党控制了国会，那又会怎么样呢？袁世凯就没有办法了吗？这种说法未免有些乐观。事实上，袁世凯的威望不仅仅是来自他的历史，而且来自北洋系和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这种枪杆子和官僚的力量，是年轻的宋教仁和国民党所不能比拟的。从袁世凯执政的历史来看，从没有哪个内阁总理对袁世凯起到过制约作用，总理没有，国会也没有。事实上，整个北洋时期，总理都不曾拥有过实权。

从政治态度上看，即使宋教仁当上内阁总理，也未必就会与袁世凯发生激烈的冲突。在赴北京之前，宋教仁就曾表示，实行责任内阁的话，大总统处于超然地位，政党只求组阁而不必争总统，换言之，宋教仁并不认为当时国内有谁比袁世凯更适合做大总统。既然如此，袁世凯又何必如此惧怕宋教仁做总理呢？再说了，在政治经验、人脉各方面都远胜于宋教仁的唐绍仪尚且三个月就狼狈下台，宋教仁做上总理后，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他究竟有多大作为，这显然是未知数。

再者，从刺杀时机来说，袁世凯也绝不会选在宋教仁即将北上之时进行。要知道，就在宋教仁遇刺前一天，袁世凯刚宣布将于4月8日召开国会，并发电报催促宋教仁立刻来京，如果此时将宋教仁刺死，未免有些太不明智。而且，上海并不是袁世凯的地盘，他如何会安排在上海的地界上干出这等勾当？如果说袁世凯与应桂馨合谋在上海刺死宋教仁，那他应该尽可能拖延宋教仁在上海的时间，为何反而一再催促宋教仁离开上海呢？这一切在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

从各种迹象来看，袁世凯最大的可能是与赵秉钧一样，只了解到“毁宋”（即毁坏宋教仁名誉）这一层面，至于从“毁宋”到“杀宋”，很可能是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小人之谋。国民党人、时任国会参议院议长的张继有这样一段记载，说他在拜访赵秉钧时听王治馨说了这样一件事：洪述祖南下之前曾去见了袁世凯一次，说国事艰难，不过是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世凯说，一面捣乱尚且不了，何况两面捣乱乎？宋教仁被刺后，洪述祖又去见袁世凯，袁问宋教仁究竟为谁所害，洪说，这都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袁世凯听后，脸色很不好看。洪述祖出了总统府后，即请病假赴天津养病。

从这段记载来看，洪述祖与袁世凯的关系并不像赵秉钧说的那样等级森严，难得一见，反可能比与赵秉钧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得知宋教仁被刺后，赵秉钧在内阁会议上当众失态，也很可能是怀疑袁世凯与洪述祖策划了此事，而自己却有被拿出去顶罪的担忧。

还有一种更离奇的说法，说洪述祖是袁世凯最信任的六姨太（即所谓“洪姨”）近亲，如蔡东藩在《民国演义》中说的，“老袁一妻十五妾，……洪姨是老袁第六妾，貌极妍丽，性尤狡黠，最得老袁宠爱，看官若问她母家，乃是宋案正凶洪述祖的胞妹”。接着，书中又绘声绘色地描述洪述祖如何钻营，如何将胞妹献给袁世凯以换取自己的前程，简直就是一幕无耻的权色交易丑剧。

更有意思的是，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干脆把“洪姨”指为刺杀宋教仁的谋主，说宋教仁在拒绝五十万支票后，“洪姨”在袁世凯盛怒之时怂恿了一句：“堂堂的大总统要解决一个宋教仁，还不容易吗？”这段倒有些像后宫干政的味道了。

事实是否如此呢，这些倒不难厘清。袁世凯一生共一妻九妾而不是一妻十五妾，其中也没有什么姓洪的姨太，这些都是有据可查。而且，袁世凯对妻室、姨太太及子女们管理相当严格，所谓干政，似乎没有事实上的佐证。

从整个事件来看，洪述祖得到袁世凯、赵秉钧的信任并不是因为裙带关系或情色交易，而是论功行赏，凭借非凡的功绩才得到重用的。可惜的是，袁世凯、赵秉钧都错看了这个新进之徒，他们只看到洪述祖出众的才能与办事能力，但对这个人胆大妄为、贪财敛钱等恶劣品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应该说，像洪述祖这样“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小人，在各个时期都有，这种人一旦任事，不啻于定时炸弹，随时都会捅下大娄子。

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曾有这样一段评语，说：“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这段话简短有力，应该是离“宋案”最近的真相了。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死后，袁克文在上海《晶报》上撰文为父喊冤，说宋教仁遇刺时他就在上海并亲眼见证了陈其美与应桂馨企图谋害宋教仁的场面，其父袁世凯非但与“宋案”毫无关联，而且对宋教仁的死极为痛惜。袁克文特别强调了袁世凯的两句话，一是“前亡端方，后亡宋教仁”，实乃大不幸；第二句是，“我不杀宋教仁，宋教仁却因我而死。”

袁克文说，他曾劝父亲通电自辩，但袁世凯说，我代人受过不止一次，但从不自辩。有头脑的人自然会想到，我若要杀宋教仁，何必要在招他来时动手？为何不等他来后构撰个罪名再将他杀掉？我能杀他的渠道很多，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岂不是授人以柄？傻子也不会这么干。何况反对我的人多了，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人，我都不杀，怎么会杀对我有利的宋教仁？此事我不自辩，也必有真相大白的时候。但是，我必杀应桂馨为宋教仁报仇。

袁克文为父亲文过饰非，尚在情理当中，不过他自称当时就在上海，并且一口咬定是陈其美、应桂馨谋杀了宋教仁，这个说法倒有些探究的价值。那么，袁克文的说法到底有几分可信度，他在上海又见证了多少机密呢？请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