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两点对民间资本的管理进行创新，企图在监管之下，让一直以来深埋于地下的民间信贷“破土而出”。
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这是聚集民间资金，开展资本投资咨询、资本管理、项目投资等服务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资金主要用于对县辖范围内的企业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及其项目进行投资。
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这是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供求信息汇集与发布、借贷合约公证和登记、交易款项结算、资产评估登记和法律咨询等综合服务的机构，目的是促使民间借贷行为阳光化、合法化，引导民间资本合法有序地进入融资、创业活动。年内选择一个县(市、区)先行启动试点工作。
相比之下，小额贷款公司是民间信贷阳光化的最成功样本。因此，此次温州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提出，将得到大力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扩大其服务覆盖面。具体目标是：到2011年末，全市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发展到50家，比年初增加30家，资本净额总量确保达到80亿元，力争达到100亿元；贷款余额确保100亿元，力争达到120亿元。到2012年，小额贷款公司达到100家。
2012年立春之际，再次有利好消息传来，我国首个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办法——《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暂行办法》已经出台，也就是说，全程的工商日常监管将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经营活动全面展开。
监管的目的，就是掀开遮挡的面纱，从源头上严控，把住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走向公开化、规范化、透明化，杜绝一切“灰色行为”的滋生。
随后，《关于金融支持浙江省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由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公布实施。2012年成为浙江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年”活动，实体是本，金融要做的是为本服务。
两则消息的先后出台，细看之下可见用心之深。《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暂行办法》是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经营规范了具体的监管部门，是从源头上“管”的举措；《关于金融支持浙江省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则提出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一个解答资金应该流向何处的“疏”的举措。
一个控制源头，一个引导流向，相辅相成，小额贷款公司的阳光之路令人期待。
回顾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之路，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必须性和可行性非常清晰。
2008年5月4日，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08年7月，浙江省最先在全国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的民间金融机构，不仅有了合法身份证，也会享受政策优惠：当地政府将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扶持，将其纳入全省小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风险补偿范围；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表现优秀——经营合法，信用记录良好，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升级为村镇银行。
2008年10月13日，温州首家小额贷款公司在苍南试水，短短两年不到，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迅速增至10余家。这些公司不同于格莱珉银行之处在于，浙江省银监会在下发的文件上同时注明，小额信贷公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只是一种经营特殊业务的公司，必须由大型制造企业牵头，不能吸储，贷款利率不得高于银行4倍，70%贷款单笔不得超过50万元。
积极参与民间借贷的都一直存有忧虑——缺乏合法身份。合法化之后，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能够让大量民间资金浮出水面，引导其为经济发展贡献正面作用。通过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使资金从地下状态变成“正规军”，这样不但民间资金的生命力会得到激发，很多游走在生死边缘的中小企业也会重新焕发生命力。
在温州乐清，有一家生产低压电器的小企业，2008年11月以来，为对付原材料价格上下波动，利用当地小额贷款公司快速、便捷放贷的优势，原材料一降就贷，贷了就“吃”，一升就还，把小额贷款公司当做自己的“财务部”，巧妙地躲避了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冲击。
这体现了温州企业的特征之一，在金融危机面前，千方百计攻克融资难关，其中，小额贷款公司功不可没。
因此，尽管有种种限制，大型制造企业、担保公司对“小额贷款公司”这张民间金融通向合法化的门票表现出罕见的热情。前100强企业里，已经有90%申报了小额信贷，其中很多本来就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比如同属电器行业的正泰、得力西。
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志超说正在带领数家担保公司申请牌照，他说，“更重要的是趋势，小额信贷公司的未来是乡村银行”。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小额贷款公司盈利空间弱小，经营风险却很大，民营资本愿意进入这一领域，就是冲着村镇银行的前景去的。
然而，当小额信贷公司朝着村镇银行奔跑而去时，压力再次出现。2009年6月，中国银监会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覆盖、不良资产等方面设置了一些新的监管指标，其中要求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
这无疑是在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者头上浇了一大盆冷水。按照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苦心经营3年之后，资产质量达到系列监管指标了，却要把控股权让渡给商业银行，无疑等同于为他人作嫁衣。
在经历一场金融劫难之后。2012年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两条规定，似乎又再次给了经营者一缕阳光。要相信，每一缕阳光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融资平台——民间资本的新入口
据温州市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早在2010年3月，温州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就已经高达5514.52亿元，与2009年同期相比，急升20%。
该往哪里去？温州资本在观望。
只要是资本，就需要不断升值，从炒煤、炒房等投资市场撤出的资金，都需要一个出口。
事实上，温州已经开始有所行动。由政府牵头组织的3个面向民间资本的运营平台已经初露雏形，它们分别是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温商对外投资联盟和股权营运中心。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由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与温州经济师协会、温州市企业家协会共同发起组建。正式挂牌时间为2010年6月26日，打算引入50余家国内外投资机构、基金公司。
在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可以集中发布“资本与项目”的供需双方信息，对于政府扶持的产业，中心将重点引导民间资本进入。
而温州对外投资联盟，由我负责的温州民营企业促进会牵头组建。“新36条”对电讯、金融等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放开，但垄断行业的投资往往也是“重耗费”型，如果民间资本要真正进入，必须是大资本，即民间资本联合进入。而投资联盟的成立，恰恰可以整合零散的温州民间资本，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
此外，2010年6月4日，由温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工商局和市财政局共同出资设立的温州市股权运营中心成立。目前已经有三家企业进场托管，分别是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瑞安华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信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这个平台上，非上市公司可以自由进行股份转让，以实现民间资本与产业项目的有效对接，可以为浮躁的民间资本找寻新的投资入口。
2010年5月，温州市进行了一份涉及324家企业、银行、投资公司等部门的民间资金专项调查，结果显示：现在的民间资本的投资，已经没有了一个主流的方向，即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
温州本地人陈瑞东就是一个典型。2001年他开始投资房地产，人称“老团长”。多年来，他一直转战浙江、上海等地，投资房地产已经使他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且，他还打造出自己的投资产业链条，包括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等。
2009年3月，陈瑞东一次性购买上海一个别墅项目中的24栋。但是，很快，敏锐的陈瑞东感觉到了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山雨欲来，其后，他逐步将80%以上的炒房资金撤离。
现在，陈瑞东的状态是，对一个赚100万元的项目已经兴趣索然，如果一个项目不能赚1000万元以上，他根本就提不起精神。
机遇是等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对于诸如陈瑞东等人的资金，温州股权运营中心是一项选择。运营中心采取会员制，投资者只需要前往温州股权运营中心开户后，就可按照价格、时间有限的原则进行股权交易。对于入场进行交易的企业来说，设立满一年、财务状况良好、运行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都可以面向省内外投资人进行股份转让。
虽然温州股权运营中心门槛较低，但温州企业大多是从实业做起，现在让他们把辛苦赚到的钱交给别人管理，大部分温州商人不是很认可，温商接受这个观念还需要一段时间。
温州筹建这三大平台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更深层次的目的，还在于希望借助专业投资机构，通过整合民族募集资金，服务温州产业转型。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回归实业将是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基本的趋势。“从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来讲，没有哪个行业更高级，没有哪个行业永久的利润率更高，高利润是和高风险相结合的。制造业利润来得是慢一些，但制造业更稳定，它的风险更小。”
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才是国富民强的根本，而真正拉动经济往上走只能是靠实体经济。而温州资本最初由实体经济积累而来，其今后的走向之一，还应该是反哺实体经济，拉动实体经济的成长。
而且，温州企业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时刻，恰逢温州进入资本时代。在这种背景下，这三大平台的打造，还可以聚集民间资本，并由专业机构进行管理运作，最终实现资本反哺实业，促进温州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中，进入更加专业化的领域。
创投基金——合法的出路
盛产企业家的温州，总有人在朝银行家、金融家、投资家的方向探索。
在庞大的民间资本苦寻合法化出路的时候，创投成为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新方向。2008年，来自温州银监局内部的抽样调查显示，约有1000亿元流动资金进入创投领域。2008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Sinohead第二届创业投资高峰论坛”就引来50多位温州企业家。
昔日的“炒楼大王”林阿信是温州走在最前头的人。2006年3月，他在上海成立了首家以温州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创业投资公司——首华创投。作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首华创投的第一期创投基金并不多，只有3000万元。公司股东以林阿信和上海温州商会的会员为主。
在2007年6月《有限合伙法》正式实施后的两个月，乐清佑利控股集团董事长胡旭苍发起了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以乐清8家民营企业和1名自然人为股东。据当时的公开资料显示，东海创投拟募集资金5亿元，主要投资于有望上市的温州企业股权。待企业包装上市后，“东海”转让股权从中获利。
2007年11月，东海创投的几位发起人又成立一家新的创业投资公司——温州环亚创业投资中心，筹资10亿多元，有20多个股东。
2008年，温州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正泰集团在上海注册成立云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发起了云杉基金。
此后，类似的创投公司在温州频频出现，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建筑、医疗、旅游等行业的投资、咨询和担保业务。据温州工商部门统计，由温州民间资本支撑的投资公司，已注册的有近百家。
数量众多并不一定是繁荣的表现，有时更是混乱的象征。短时间内温州出现这么多创投公司，资本的浮躁可见一斑。2007年8月，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成立仅7个月后，就因温州投资方与基金管理方发生经营商的理念分歧，最终不欢而散。双方的矛盾看起来早已注定。一方是善于通过企业财务报表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基金管理者；另一方则是从家庭作坊中一桩桩生意打拼起来的投资者，他们有足够的自信认为自己深谙民营企业成长之道。双方理念的不可调和是明摆着的。
但是，与东海创投的“壮志未酬”相比，更多的温州创投表现出了理性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