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坤山的坚韧、乐观和热情打动了一位叫林也真的姑娘。年轻貌美的她选择谢坤山，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在结婚前，他们已经相识、相知、相爱了8年。这个生活优裕、备受宠爱的独生女为了和所爱的人在一起，不惜与父母彻底闹翻。1987年，他们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没有婚宴，没有排场，只有借来的洋装和一只不到1000元台币的戒指。
如今，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已经十几岁了，有人问谢坤山：“假如你有一双健全的手，你最想用它做什么？”他笑着说：“我会左手牵着太太，右手牵着两个女儿，一起走好人生的路。”
《我是谢坤山》在台湾一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并成为畅销书。后来，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大陆简体字版，书上有余秋雨、史铁生、陈村、叶兆言、杨飞云等著名作家、艺术家写的推荐。平时出言谨慎的名人们给了谢坤山极高的赞美。这些赞美与其说是给谢坤山个人的，不如说是给谢坤山所代表的一种精神。
他不向命运屈服的抗争精神，他乐观、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他丰富、纯净、活泼的内心世界，他的开朗、幽默、机智，还有他脸上始终挂着的灿烂笑容，在今天都是一种稀缺且值得备加珍惜的东西。
谢坤山不止属于台湾、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人类。
吉尼斯世界纪录亚洲见证中心董事长戴胜益先生这样评价谢坤山：“身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亚洲见证中心负责人的我，见过的奇人异事无数，但从没有看过谢坤山这么令人‘震撼与动容’的人。如果吉尼斯世界纪录有‘全世界最令人尊敬的人’这一项目，我会恭敬地把这面奖牌颁给他——创造人类极限的谢坤山。”
【人生感悟】
很多残疾人蹲坐于街头，蓬头垢面，摆出自己的残疾来获取别人的同情，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注定要过这样的生活——孤独寂寞，没有尊严，乞讨为生。然而谢坤山却活出了尊严和成就，让每一个健康的人对他肃然起敬。
中华学魂
在庐山植物园中，有一座被命名为“景寅山”的小山，那里长眠着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墓茔左侧的长条石上刻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右侧的扁形石上刻着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陈寅恪奉行一生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句话本是1929年陈寅恪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作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70多年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陈寅恪的墓碑上，这十个字，实乃陈寅恪一生为人、为文的真实写照。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他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陈寅恪出身官宦世家，家学渊源，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著名诗人陈三立。少时，他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陈寅恪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了经、史、哲学典籍。
陈寅恪13岁时和哥哥一同留学日本，进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后来他因病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在这里，陈寅恪掌握了德语、法语。1909年，陈寅恪毕业，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
陈寅恪在欧美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掌握了梵文、印第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平时自己读书，没事才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下，陈寅恪形成了自己广阔的学术视野。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学问渊博，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时人多认为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大学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作为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最后的结果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那年他仅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课旁征博引，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令清华师生惊叹无比。课余时间，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不少都成了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冯友兰的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他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当时的华北学术界有本土派与留洋派之分，而且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对佛经的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在为父亲守孝49天后，陈寅恪离开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
流亡途中，陈寅恪连遭不幸，他离开北平前寄往长沙的藏书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自己随身携带的部分藏书也在辗转途中被盗贼偷走。由于他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书的损毁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的记忆。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他离开昆明到香港，准备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40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在这种四处颠沛居无定所、没有书籍资料的情况下，陈寅恪依然笔耕不辍。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风雨一来都能刮塌的那种茅草房里，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这期间里，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得已重回清华，但那时他已是56岁、双目几近失明的老人了。陈寅恪是倔犟的，眼睛失明，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毁灭，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他的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便归于宁静。
当他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坚决的。
一个盲人被聘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了三个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这三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
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拒绝去台湾。岭南大学的校长、教育家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到广州任教，就这样，陈寅恪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失明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他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文化的探索。
《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是唐筼题写的。但当时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全书结尾处，陈寅恪用自己的两句诗隐喻心境和志趣。
在陈寅恪的晚年，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陈寅恪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转为专力著述。
虽然那时候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为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沉浸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晚年的陈寅恪不顾双目失明，疾病缠身，口述《柳如是别传》。这部百科全书，皇皇85万言，写得很艰难，陈寅恪为此耗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全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经过精密的排比和考据，与自由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般的感悟融为一体，书中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柳如是别传》完成时，陈寅恪已75岁，疲惫交加，又遭受迫害，在病床上度过了他孤独寂寞的几年。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人生感悟】
只有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执著于理想的人，才能耐得住人生中的寂寞，才能不媚俗、不取宠，做真正的自己。真正的大学者、大人物，多是历经大磨难、耐受大寂寞，才成得大事业，获得大智慧的。
寂寞流浪者，成功文学家
被誉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杰克?伦敦，其作品被人们称为“流浪者的文学”。正如这两个称号所言，这位文学家的一生，一直处于颠沛流离和孤独寂寞之中，一直处于与苦难和困境进行的抗争中。
杰克?伦敦于1876年1月12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他是一个非婚生子，生父是个四处游荡的占星术家，生母是个音乐教师兼招魂术士。杰克出生８个月后，母亲改嫁给一个姓伦敦的人，杰克随了继父的姓，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知道自己不是继父亲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