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以来，不曾下过一滴雨，虽然太阳已开始西斜，但气温丝毫没有降低。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气体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闷。在一一三六弄庭院里，到处静悄悄的，只有迷惘的苍蝇在纱窗外乱飞乱撞，发出令人讨厌的嗡嗡声。
“好了，好了，别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汪精卫斜躺在帆布睡椅上，虽然帆布上垫着一片精细的竹席子，但身上并没有感到凉爽。他不停地摇着用红丝线镶边的嫩叶蒲扇，用冲动的语调打断妻子的话。他感到她的唠叨，如同窗外那苍蝇的嗡嗡声一样厌恶。但是，他马上又换成轻言细语的安慰：“我是永远爱你的，昨天已经跟你讲好了，她从东京回来之后，每月的上半月与你生活，下半月与她同居。二一添作五，总该可以了吧！”
“尽管你很厌烦，但我还要说！”陈璧君端正的脸膛因痛苦而抽搐歪扭着。她知道，再过两个小时，丈夫就会把爱情交给另一个女人，十分伤心地说：“时间上机械的平半划分毫无意义，我的四哥呀！”
“那么，要怎样才有意义？要怎样才能满足你？”汪精卫心里烦躁，脸上却带着一种似甜非甜的微笑，身体由斜躺变成坐势。
“我不需要时间上的划分，而是需要你那颗心。”陈璧君反感地说。她明显地感觉到，尽管徐珍赴东京后的十天，丈夫与她朝夕相处，不知是爱情的惯性作用还是她潜意识里的偏见，总觉得他的举手投足缺乏她渴望的那种和谐，从爱情和弦上弹奏出来的曲子，总感到变了调，不动听。她凄苦地说：“我要的是你那颗心，知道吗？你那颗心是给我一半，还是给我三分之一？是零点几，还是零？”
“哎呀！这只有天知道了。”汪精卫显得很委屈，但他的话却搅得妻子思潮起伏。
爱情，是人生最敏感的神经，文化素养越高，它的灵敏度也越高。她陈璧君是有知识的女性，她能够从丈夫的一个吻，一个抚摩，一个拥抱，一个只有夫妻才有的动作中，体会出爱情的深度和真切度。她喟然长叹一声，气恼地说：“我就是天，我就是青天，我完全知道！爱情不是抽象的，它看得见，闻得到，摸得着。这十天来，我们名义上是朝夕相处的夫妻，实际上你给了我多少爱，我完全知道！”
“哎呀！我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这个，真是，唉！”汪精卫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他在别的问题上伶嘴利舌，能言善辩，可是面对眼前的问题却显得嘴笨舌拙了。
“你哄谁？什么上了年纪、上了年纪的？你既然纳妾讨小老婆，就说明你的精力旺盛。”陈璧君感到丈夫的话充满虚伪。
“我与她结合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凡是拥护我的人都很清楚。看来，我们从一九〇八年相爱到结成夫妻，虽然已经三十一年了，但你并不完全理解我。”汪精卫苦笑一声，笑得很别扭，好像牙痛一样。
“现在理解了，你是个喜新厌旧的好色之徒！”陈璧君话一出口，感到太刺伤丈夫。她低下头，不敢望他那一定气得很愤怒的脸，等待他大发雷霆。
不知是妻子的话击中要害，还是有口难辩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汪精卫没有愤怒的吼叫，却沉静地说：“我真是天大的冤枉，如果不是中日和平事业少不了她，如果不是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少不了她，我真想与她一刀两断！”“他烦恼地从睡椅上站起身来，在卧室里踱了几步。仿佛妻子不存在眼前的空间里，两眼望着天花板，用赌咒的语调说：我也不想与老蒋争什么高低了，也不考虑什么国家的安危了，等徐珍一回上海，我与她离婚。你和我，仍旧像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月，我第一次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那样，恩恩爱爱地去法国，重过那种孤寂的隐居生活好了！”他闪电似的瞥了妻子一眼，见她垂首沉默，像尊石头塑像，知道他的话正拨动她心中那根最隐秘的弦，便绷紧脸孔正经地说，“可是有一条，你再不要像过去一样，在法国住一向就说住不惯，就说思念你的父母，闹着要回国。当然，现在你父亲已经作古，但母亲还在，她老人家很值得我们孝敬和思念，但是，这也顾不得了。这回去，你我两副老骨头准备抛在法国哩。”
陈璧君没有辨别出汪精卫这席话里的要挟成分，只感到丈夫的话像一根犀利的钢针，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可是，痛苦不只是让人受折磨，它有时也能够令人获得意外的清醒，不到绝望的境地，谁愿意永远漂泊异地而在那里走向永恒？人生的欢乐和痛苦都是暂时现象，唯有对理想的追求才是经久的。如果丈夫真的毅然放弃投降事业，那顶赫赫桂冠岂不永远戴在宋美龄头上？她绝不甘心。人生有永远恩爱如初，而依恋结合的终生幸福，也有丈夫半途纳妾，而仍然相爱的半分离的终生遗憾。幸福和遗憾的交织，欢乐和痛苦的交织，以及得与失的交织，编就每个人复杂的、矛盾的、真实的一生。丈夫的话，也打动了妻子虚荣争强和易动感情的心。天平在她胸中晃动了一阵，最后沉重地压在虚荣争强上面。
“你纳她为妾我是同意的嘛，谁要你与她离婚？”阵璧君带着歉疚走到丈夫身边。见他满头大汗，一边给他摇着扇子，一边艰难地选择着足以安慰他情绪的词语。忽然，她自我解嘲地笑了一声，难过地说，“我老了，我让步。照你的话说我之所以唠唠叨叨归根结底一句话，希望你不要忘记我的存在。”
“我怎么会这样呢？”丈夫把妻子搂在怀里，手在她背部轻轻抚摩着，“我把我的心变成两颗心，原来的那颗心永远献给你。”
近十天的一切，使陈璧君明白，正如人不可能长出两颗脑一样，永远长不出两颗心来。人，不论男性和女性，都不可能同时毫无差异地爱恋着两个人。但是，冷酷的现实告诉她，为了把那顶曾经两度戴在头上的赫赫桂冠抢回来，只好将计就计了。于是，脸上表现出一种病态似的风平浪静。
“她从东京回来，我可不去虬江码头迎接她。”陈璧君心里有一股滋味，酸溜溜的。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不去，我不见怪你。”汪精卫掏出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水，擦得那么认真，仿佛要把心中的不愉快擦掉似的。他看看手表，时间已是下午四点三十分，急切地说：“我得马上去办公室，周先生和重行兄他们等着我去码头哩！”
陈璧君用无声表示嫉妒也表示默许。当丈夫走出卧室时，她追上去，苦涩而真情地说：“我已经吩咐厨师做你最爱吃的糖醋牛排，等你回来用晚餐。”“牛排不容易消化，我近来肠胃有点毛病，你不用等我。”汪精卫借故推托。“你不是说每月的上半个月与我同居吗，今天才七月十一日啦！”陈璧君用似曾相识的目光瞪着丈夫。“你与我生活了大半辈子，她与我才生活三天，眼下又离开我十天了，你怎么不理解和体贴人家呢？人家是蜜月呀！”汪精卫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的天啦！你原来的那颗心在哪里！”陈璧君在心底呼喊着，恍恍惚惚回到卧室，躯体在行走，灵魂却像是飘荡在一个空荡无际的深渊中。
汪精卫并没有去办公室，而是躲进他与徐珍的卧室里。他与她在这里度过三个良宵，徐珍赴东京的日子里，他每天怀着美妙的回忆来这里坐一会。但是，回忆再美好，终究是隐隐约约的东西。他每次回忆与姨太太的风流时刻，就情不自禁地低声哼着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句子：“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现在，他又静坐在这里，四处的寂静更加剧了对爱妾的眷恋情感。徐珍赴日十天，只差一个多钟头就可以在码头上与她见面了。可是，这一个多钟头却比十天更难熬！忽然，他的视线投向压在玻璃板下面的徐珍着色照片上。她背向东京湾大海，半裸体坐在藤椅上，妩媚地甜笑着，使他陶醉极了。爱情，可以使人变得愚蠢而未老先衰；也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而青春永驻。汪精卫有了徐珍，仿佛拥有征服一切的本领，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上月的东京之行，将使我重新获得中国的领袖地位，也使我重新获得了青春！”他心醉神迷地望着照片自语着，沉醉在无限幸福的情感里，“你是我的春天，我的灵魂，是你使我焕发了青春！”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照片，仿佛要把她那迷人的形象印在眼里。只要闭上眼睛，那美丽的倩影就生动地出现在他面前。
正在这时候，有人轻轻敲门。他敏捷地将一张报纸盖住徐珍的照片，纳闷地说：“谁呀？请进。”来人是周佛海。“报告汪主席一个好消息，金雄白先生投靠我们来了！”他满面笑容地走过来。“好！欢迎。噢！金先生现在哪里？”汪精卫欣然起身，“坐，周先生请坐！”
金雄白又名朱子家，江苏青蒲县人，现年四十五岁，是个新闻工作者。他曾任上海《时报》编辑，《时事新报》和《大陆报》联合驻南京采访主任，《中央日报》随军记者和大白新闻通讯社社长。他与周佛海、褚民谊和汪精卫都是老朋友，也是投降论的积极鼓吹者。
“他在我家里闲谈了半个小时，刚才随汪曼云去了七十六号。”周佛海紧挨着汪精卫坐下来，“他要求见您，看是否可以？”“可以，面晤的时间以后再定。”汪精卫还想说什么，见有人敲门，淡淡地说：“请进。”丁默邨沮丧地出现在汪精卫面前。那神色仿佛与人斗殴遭到惨败，又像一匹跑泄了劲的老马。汪精卫见他回来得这么快和这般气馁，以为他潜入重庆的任务没有完成，惊异地问：“什么时候从重庆回来的？工作不那么顺利，是吗？噢，快请坐。”
“半个小时前回来的。工作还算顺利，详细情况以后再向汪主席和周先生汇报。”丁默邨沉重地叹息一声，面向汪精卫苦恼地坐下来，“我现在是来辞职的。”
“哟，噢！”汪精卫敏捷的思维，很快帮助他明白了一切，“默邨兄的消息真灵通，一进屋就知道何炳贤先生来了。”有经验的汪精卫，并没有因丁默邨的辞职打乱阵脚，他用热情布满面颊，像个循循善诱的教师，亲切地劝慰说：“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默邨兄与何先生之间是有点隔阂，但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非要闹到势不两立不可！为了和平事业，我们必须具有宽厚的胸怀，宽容的态度，去宽宥一切人和事，争取和团结一些志士仁人与我们共事，”他停了停，微笑着说：“这些话，我曾经在三天前对何先生说过，在他思想上引起强烈的共鸣，愿意留下来与默邨兄共事，当然，也希望在你的思想上，收到同样的好效果。’”
丁默邨与何炳贤的矛盾产生于一年前，那时，丁默邨是国民党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他的地位曾一度与戴笠相差无几。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负责招待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把将近一半的招待费塞入私囊。因汉口一个名叫李丽英的私娼与何炳贤和丁默邨都是姘头，何炳贤从李丽英嘴里获悉丁默邨的贪污行径，他出于争风吃醋，向戴笠告发了。因此，丁默邨受到蒋介石的追查，处长职务被撤掉，又因戴笠的亲信副官贾金南与丁默邨有较深的私交，丁默邨很快知道自己倒霉的祸根子是何炳贤。从此，他与何炳贤便有了无法填满，也无法逾越的深渊般的仇隙，曾扬言要杀掉何炳贤以解心头恨。
现在，汪精卫那语意深长的一席话，触动了丁默邨的心，使他开始考虑在生活中应该把什么放在首位。
“坏事有时也会变成好事，转化为机缘。”周佛海深情地劝慰着，“默邨兄在重庆，永远赶不上蒋介石的亲信戴笠。可是，你现在的地位与戴笠相等，将来还会超过他。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何先生帮的大忙吗！”
周佛海富有哲理的话，进一步触动了丁默邨，开始感到自己的心胸过于狭窄。但是，他又想到何炳贤曾留学美国，学历比他高，又是改组派成员，在汪精卫营垒中，何炳贤具有他望尘莫及的优势。于是，他忧郁地说：“对汪主席和周先生的教育我铭记在心。只是何先生与二位共事多年，你们对他很了解，留着他比留着我好。”
“默邨兄怎么说这种话呢？如果汪主席不相信你，怎么会把特工组织的大权交给你呢？”周佛海态度诚恳，语气亲热。
“周先生说得对！”汪精卫对人类的天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以最能拨动对方心弦的语言说，“我们让你肩负此种重任，等于把我的生命，周先生的生命，把即将在新政权任要职的同志们的生命都交给你啦！”
人世上只有真诚的语言最能唤起人的激情。丁默邨听了汪精卫和周佛海的话，真像服了灵丹妙药一样轻松，觉得他们的话里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深情，有一种超出常情的信任，因而深深震撼着他的灵魂。
“从汪主席和周先生的话里，使我懂得了人生，也懂得了怎样做人。”丁默邨脸上布满了虔诚的光泽，“等会，我主动登门拜访何先生，与他言归于好。”
“说得对！言归于好。”汪精卫的脸膛被喜悦笼罩着，引经据典进一步引申说，“记得《左传.僖九年》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我们的同盟，就是中日和平。好啊，默邨兄与何先生终于为我们的同盟事业而言归于好了！”
接着，丁默邨简要地汇报了潜入重庆的情况，汪精卫和周佛海都感到满意。
“关于宋美龄亲自赴香港活动的情况，我们已从六日晚上二夫人发回的电报中获悉了。”周佛海沉静地说，“既然二夫人与影佐先生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他们一定会认真对付的。”
“相信他们一定会马到成功。”丁默邨粲然一笑，“他们近几天有电报吗？什么时候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