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说到浩成与报恩大师不打不相识，并且邀请报恩大师在紫禁城传授浩成武艺。
话说大理国世子段世虎在北京城逗留期间，多次霸占强抢民女，一开始百姓报官，请求顺天府尹解决此事。
结果顺天府尹却因怕事，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浩成下令将顺天府尹与段世虎一同处死，并让刑部部长包完兼任。而且浩成还按照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的设置《大诰》的方法，也命刑部部长包完与首辅范直清编制一本《大诰》，并在紫禁城门口设置登闻鼓。
登闻鼓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乡野百姓，只要你是大宋子民，均有权敲击登闻鼓。
所表达的诉求，不一定非得是军国大事，“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这就意味着，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举起棒槌，“咚咚咚”地敲响那面直达圣听的登闻鼓。
其次，目前浩成统治下的大明国的法律基本照搬了历史上明朝的法律。因为历史上明朝的法律相对最完善！例如《大明律》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明孝宗的修律，更将“版不因言杀人”写入律法权。
大明律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备受推崇的法律奠基，近代的欧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从《大明律》中受益颇多。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
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所以浩成也全面照搬，便成了这个世界的《大明律》，但有些地方略有修改（会在后续章节陆续体现出来）。但是浩成觉得《大明律》中的一些法律条文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完善，因此命刑部部长包完与首辅范直清编制一本《大诰》，作为《大明律》的补充。
其实《大诰》也是浩成照搬了历史上朱元璋制定《大诰》的事迹，只不过历史上的《大诰》里包含了审判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案例，以诰文的形式向全国发布，告诫当时的官吏们，不要重蹈覆辙。而浩成的《大诰》则没有案例，只有补充的律法。其中规定如犯酷敛百姓，贪污税粮案；放卖官差，私役丁夫案；妄取扰民，私吞商税案；谎报灾情，侵没赈济案。以及其他等形形色色的贪赃受贿案，皆处以重刑！
而起解官物，卖富差贫者，族诛！贪赃纳贿、说事过钱者，凌迟处死！盗卖仓粮者，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仍留本仓守支！驿丞科敛驿夫，断趾枷令驿前！。
《大诰》中所列出的律法极严酷，已经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从《大诰》中可知，大明国刚刚建立，为了惩治贪官，则复用刖足、斩趾、去膝、阉割等久废之刑，创设断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数刑，或一事而株连数百人，皆出于常律之外。
浩成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
家有《大诰》者，所犯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迁居化外，永不令归。而大明国各地的学校和甚至科举策试也会以《大诰》为题。
并且浩成下令百姓如需上访，只要手持一本《大诰》，一路上访，就会畅通无阻，途中更是无人敢拦，拦者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当朝重臣一律死罪。
但是浩成只是鼓励百姓上访，不准“越级绑缚”。也就是说，百姓在上访的同时，是不可以把上访涉及到的贪官污吏直接捆绑，押解到京城治罪。这是防止百姓公报私仇。因为有一些地方百姓，会假装响应皇帝的号令，把当地衙门的官员绑起来勒索钱财，如果不给，就威胁将其绑到京城让皇帝处理。
更有甚者，当地官员为了不丢掉自己的乌纱帽，严防百姓，造成了恶吏肆意欺压良民的现象，最终，就会造成没有人再敢越级上访了。
这就是人性，既要惩恶扬善，又要防止有的人“歪嘴和尚念歪经”！把好的制度给破坏！
但是这种方法只能治标不治本，因为自古以来，民斗官就没有赢过，很多官吏特别是胥吏，他们在百姓心中就是“地头蛇”，连新上任的官员都不敢招惹，更何况是普通百姓了。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财力、人力雄厚的大家族，又有谁有能力上访呢?就算逞一时之快，上报了皇帝，也害怕回去之后，被秋后算账。
除此之外，古代的交通很不发达，到达京城则需要跋山涉水，百姓上访的过程中，需要不少的费用，长路漫漫，在上访途中，还要承受着各级官员的刁难。
因此，百姓上访得到的则比失去的更多，时间一长，大家都懒于上访了，不过有总比没强！
而且浩成的大明国官员的工资制度是照搬了宋朝官员的工资制度，并没有照搬历史上的明朝官员工资制度。所以浩成以为如此高薪养廉，官员们贪腐的机率应该大大降低了吧。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事与愿违，让浩成没料到的事，人的贪念是永远存在的，只不过首要看大小，其次看触发贪念的时机与条件，这里暂不细说。
处理完段世虎之后，浩成觉得未来大理国有可能会趁机进攻大明，召集内阁诸位大臣商议用兵之事，当然浩成本身心里就想把大理收回来，自五代十国时期，白族人段思平在推翻大义宁国后，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理”。
大理政权的统治范围很广，包括我国的云南、贵州以及四川西南部，此外缅甸、老挝、越南北部部分地区也是它的统治范围，可以说当时的大理国国力强盛、称霸西南。
疆域大概是今天的云南省，贵州省西南部，四川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以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
政区与南诏相当，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相当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
大理国后期废除了节度和都督的军事辖区，对其他建制略作了调整，设置八府、四郡、四镇。
北宋建立之初，并没有和大理国接壤，直到赵匡胤派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率领5万精兵，兵分两路，讨伐后蜀政权。
拿下后蜀政权后，全斌将西南的地图进献给皇帝，同时提出挥师南下，征讨大理。但赵匡胤看了看地图，觉得大理国地区云贵高原地区，此地有不少高山大河，地理情况十分复杂，不利于大规模军队的行军。再加上云贵高原地区瘴气很厉害，宋军以北方人为主，很容易水土不服，造成严重的非战斗减员。
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大理的国力很强，而且大理的统治范围很广，不仅拥有数十万军队，而且他们的武器装备十分精良，战马的数量也很多。
加之赵匡胤虽然是武将，却通晓历史，他知道强盛一时的唐朝就是因为与南诏（统治云贵地区的政权）发生战争（“天宝战争”），导致兵力空虚，引发安史之乱的。
而当时的北宋刚刚建立5年，全国的禁军只有19.3万人，况且天下还没有统一，根本没有必要对西南用兵。
再者赵匡胤考虑与其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北宋每年还要从大理购买上千匹战马，所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赵匡胤用玉斧“画大渡河以西”，然后说道：“此外非吾有也！”划定了北宋在西南地区的边界，宋军不得渡过大渡河，换言之就是承认了大理政权的存在。
而且北宋与大理的确也建立起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大理国经常派出使者进贡，宋朝对大理历代的君主进行封赏。
不过浩成觉得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再说大理本就是中华国土的一部分。但是从北京发兵到云南路途遥远，地形不利用大兵团作战，所以派遣的军队必须少而精，更重要的是朝中大将都需要对付北方外患以及西北方向的西凉，都不宜轻动。
经过一番讨论，浩成决定派西平侯沐闯为主帅，领军前往贵州，准备伺机对大理国征伐。之所以选沐闯为帅，除了上述原因朝中大将不宜轻动之外。
主要是因为沐闯少年英雄，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前沐闯跟随浩成征战，兵法以及武艺均有长进，再者沐闯年纪虽轻，但聪明敏悟，在五军都督府担任都督佥事时，处事果断，解决问题快，毫无遗漏，诸将领以及安娘也多次称赞他的才干。
而且沐闯自从上次目睹了大理国段世虎强抢民女之事后，对大理国的印象极差。
其实打仗就需要跟敌人有过节的人，因为跟敌人有过节，这种人打起仗来，会越打越猛！
随即浩成发布诏书，命西平侯沐闯为镇南军节度使，监军由原山东济南府守将贾延武担任。
贾延武乃是云台三十六将之一“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复的后人，贾延武长得与先祖颇为相似，且武艺高强。副节度使由浙江台州总兵朱逸奇担任，并令沐闯三日后出发，先与贾延武、朱逸奇在江南会合，从备倭军中挑选军马，组建十万镇南军，然后率领大军进驻贵州相机攻打大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