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城的一些地方，在周围的景物衬托下，就显得很苍凉破败，既凄冷又阴森。或许那些房屋有着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凉和废墟的凋残。那些房屋都兼而有之。住在里边的人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不知情的外地人还以为原本就是个空房子呢；可是当真有外地人出现时，那紧闭的窗户里又会露出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冷淡的目光很不友好。
梭密城里就有这样凄凉的一所住宅，它位于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通往上城古堡的街道，如今行人已不多；虽然冬天冷，夏天热，还有几处十分阴暗，但它也有它的优点，碎石子铺成的路面总是清洁干净、一尘不染，脚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街道虽然狭窄曲折，但由于是老城区房子，倒也安静平和。
300多年的古宅虽然是木质结构，但是也结实。房屋的造型风格各有特色，为梭密老城区的这一段增添了一种别样的韵味，吸引着探幽寻古的游客像艺术家一般流连忘返。来到这里的人不得不赞叹，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实的木板。它们两端都雕刻着奇行怪状的图案，组成一排黑色的浮雕，横贯在大部分房屋的底层上面。
覆盖在这家房屋横木上的青石板，给单薄的外墙勾勒出一条条蓝色的线条，木结构的屋顶已被岁月压弯，屋面盖板经受多年日照雨淋的朽蚀也扭曲变形。发黑的窗台非常醒目，原先精心雕刻的花纹现在很难找到痕迹，并且早已衰败得不成样了，那贫苦的洗衣妇女放在上面的陶土花盆，几乎要把它压塌了，那盆里也只是勉强地栽培着几株瘦弱的石竹花。再往前面走，有几家大门上凸现出粗壮的钉头，钉头上镌刻着祖传的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本来就是老祖宗们随心所欲地勾画出来的，它们的意义如今当然没法考证；有的可能是某位新教徒表达信仰的记号；还有的也可能是反新教联盟的成员写出来诅咒亨利四世的符咒。几户中产阶级市民家的门上镌刻着族徽，标明自己的祖辈曾经主持过市政，以示后人永远铭记在心。总之，这儿的门上记载着整部法国的历史。有一幢房屋已破旧得要塌陷下来，外墙的泥灰却还留着当年能工巧匠们的卓越的技艺。隔壁是一所贵族府第，在石砌的拱形门楣上，祖传的纹章尚依稀可辨，但是毕竟经受过自1789年以来，一次次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浪的吹打后，如今只剩下劫后的余痕。
街上的铺面既不像杂货店也不像客栈，热衷寻访中世纪遗迹的游客，却意外地觉得像上个世纪的女工习艺工场。
低矮的店堂既没有货摊，也没有货架和玻璃橱窗，面积很大。屋里很黑暗，而且里里外外都没有一点装潢。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毫不讲究地钉着铁箍、铁锔；门的上半截往里面开着，下半截安装着带弹簧的门铃，不断地被人推进推出。新鲜的空气和水分通过门的上半截进入房间，或者是穿过气窗、天花板及矮墙之间的缝隙进入店堂。矮墙大约半人高，安上了装卸护窗板的滑槽，结实的护窗板清晨卸下，傍晚装上之后再用铁闩锁得牢牢固固。这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却从来没有为招徕顾客而来精心布置过。陈列的商品按经营对象的不同来摆设，也就是两三桶食盐和鳕鱼，或者几捆缆绳和帆布，楼板的横梁上悬挂着几束闪闪发亮的黄铜丝，靠墙边放着一排金属的酒桶箍，或者在几个架子上摆出几样布匹。
“进去看看？”一位青春盎然的白皙姑娘，裹着洁白的围巾，露出通红的手臂，应声停下正在编织的活计，忙转身朝铺子后面喊她的父母，接着，店主就出来招待顾客，态度各不相同：有的殷勤有的淡漠；有的是问东问西；有的却干脆不理不睬；全依店主当时的脾气。成交的也许只是两个铜板的小生意，但也有可能是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生意。你还可以看见专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店堂门口，手指在不停地转动，同时，嘴里唠唠叨叨地讲个没完没了；乍一看，他不过有些用来做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货源足够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的所需用料。遇上好年景，他能非常准确地计算出箍桶匠们总共需要多少板材数量，误差不会超过一两块板材。阳光只要普照一天，就有可能使他一夜暴富，而一场意外的暴雨却也能使他破产。半天之内板材市价能涨到11法郎或者跌到6法郎。
这一带与都兰地区一样，天气的阴晴决定于市场的兴衰。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老大，都急盼着晴天，晚上睡觉时唯恐夜间上冻。他们怕刮风下雨，更怕天旱，只希望气候变化能顺心如意。晴雨表让人时喜时忧，忽而使人愁眉紧锁，忽而又让人喜笑颜开。
这条街是梭密城里的“大马路”。“黄金般的好天气！”这句话触动整条街上每一户人家的手指扳动着算帐。人人都会对邻居说：“下金子了！下金子了！”他们知道：一道阳光，一场阵雨，会带来多少利益。
在晴朗的季节，到了周末，还没过中午就买不到东西了。这里讲信用的生意人也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耕地，他们得赶着好天气到乡下去忙上几天。所以，买东西和卖东西，收支和盈亏，他们早都周详地算计好了。平时，那些商人就可以拿出大半天时间来闲聊胡侃，随意地吹牛扯淡，背地里传长道短，刺探别人的私事：谁家的主妇买回一只竹鸡，一定有人要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否恰到好处？一个姑娘在窗口探一下头，绝没有办法躲过一伙又一伙闲人的眼睛。因此，一家生活差不多都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连又暗又静、让人无法窥测的深宅大院，也藏不住什么秘密。人人仿佛在露天生活，家家户户都在大门外、用中晚餐、斗嘴打架。他们对路过这里的异地人评头论足，逐个分析。以前，到内地来的人总不免被挨家挨户地所取笑，由此而产生一段段故事。擅长编造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因此获得“牛皮大王”的美名。
在老城区地势较高的地方，坐落着这条街上最气派的老宅子，那里都曾住过一些头面人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一所凄凉的旧屋里。这些房屋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渐渐衰微的今天，仅仅成了世道人心还较朴实的旧时代的遗证。伴随着这条老街道的古旧气息，边走边看，那些平日里不屑一顾的小东西也许能唤起你怀古的幽情，不禁使人浮想联翩。你会发现有一处拐角非常阴暗，葛朗台先生的公馆大门就龟缩在凹处的中间。要是不了解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办法掂量出，在内地把谁的家称做“公馆”，会有多大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本城享有很高的威望，不过那些在内地只住过几天的人是不可能明白这种威望的来历的。当地也有人称他葛朗台老爹，不过这样称呼他的人，大多是高齡人群，而且，人数正在逐渐减少。他在1789年的时候，是个实力相当棒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账。共和政府在梭密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那个年月，这位箍桶匠大约四十岁，与一位有钱的板材商的女儿刚刚结婚。葛朗台用手头现金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2000金路易的资本，带着钱直接奔赴县政府。他用岳父给的200枚面值双倍的金路易从掌握重权的、凶恶贪心的共和政府官员手里以廉价买到区里最好的几块葡萄地、一座修道院和几片收成交租的土地。这笔交易虽然不公道，可是却完全合法。梭密城的居民由于缺乏革命思想，但是把葛朗台老爹当成大胆作为的共和党，推崇新潮的爱国派。其实箍桶匠看中的仅仅是葡萄园，但他还是被任命为梭密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政治上他包庇贵族，千方百计地阻止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上他包揽供应共和军的一两千桶白葡萄酒，而共和政府把原先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几片属于一家女修道院全部的肥沃的草场，都划归到他的名下，算作支付给他的酒钱。
拿破仑上台前夕，葛朗台先生被任命为市长。他把地方上的公务处理得很好，且他的葡萄收成更好。遗憾好日子太短，拿破仑上台以后，葛朗台先生就被撤去职务，又成了一个平民百姓。皇帝讨厌共和党，有“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的职务，就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接替，此人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被晋封为男爵。失去官职，葛朗台先生也不惋惜，他当政时为了大众的利益，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不小的便宜，而且税金很少。他位于各处的葡萄园，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早成为当地最拔尖的新产地，“尖子”这个术语，专指那些能生产上等佳酿的葡萄园，为此，他简直已具备资格获到荣誉团的勋章。
免职事件发生在1806年，当时葛朗台先生57岁，他的妻子31岁，他们爱情的结晶——唯一的宝贝女儿仅有十来岁。也许是老天爷同情他怜恤他丢了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那一年他接连得到三笔遗产：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接着是他妻子的外祖父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祖母让迪央太太的。三笔遗产总数目有多少无人得知。三位老人生前爱财如命，长期以来积金敛银，暗地里以把玩金银当作消遣。拉倍特里埃把放债称做挥霍，总认为放高利贷没有守着金钱实惠。所以梭密城的居民只能依据表面上的收入，估计他们到底有多少积蓄。
葛朗台先生很快就获“新贵族”称号，那可是我们这些人很难得到的殊荣，并且从此以后，他成了引人注目的纳税大户。他经营的葡萄园总计有70公顷，遇到好年景，就够生产七八百桶好的葡萄酒。他还有13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封死，这样既可以免税，还利于保存。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1793年，他在那里种了3000株白杨树。他现在住的房子也属于他自己的产业。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究竟有多少钱，只有两个人知道大概的数目：一个是替葛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柯利逊先生，还有一个是梭密城里最有钱的银行家戈朗森先生。葛朗台只有在他认为最佳时机，才暗里同戈朗森做点赚钱的交易。在内地，如果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想发财，就得像柯利逊先生和戈朗森先生那样。尽管他们很保密，从来没有走漏一点风声，但是从他们卑躬屈膝的媚态上看，就能判断出前任市长的家财有多么丰厚。
梭密城里无人不信葛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而且传言他每天深夜都要去察看硕果累累的金银，从中得到无以言喻的满足。吝啬鬼常常能看到葛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成金色的黄灿灿的目光，更相信这事千真万确。只要是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就少不了和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之中隐藏着一种躲躲闪闪的光，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但绝对瞒不过他的同行。这种心心相通的暗语就好像是迷恋于酒色财气的人们之间通用的行话。
葛朗台先生从不欠别人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1000只酒桶还是500只酒桶，他计算起来10个数学家也比不过。他做生意得心应手，酒桶和葡萄酒的价格早已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何时卖酒，何时卖桶，他总是神机妙算般了如指掌，让那些随着市场不知所措的小地主们望洋兴叹，所以葛朗台先生博得大家的一致敬重。1811年的收成实在令人伤心，可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一次收成就为他赚了24万法郎。谈到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像猛虎、巨蟒一般，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地观察猎物，时机一到就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似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装；接着又平静地趴下，像一只填喂肚子的蛇，若无其事地慢慢消化吞下的食物。
他们面前走过时，谁能真心地钦佩他？人们对他敬重之中又带有几分恐惧。在梭密城里，有谁没尝过他利爪的厉害？抓一下让你痛得咬牙切齿。有人为了买地，找柯利逊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戈朗森那儿去兑现，先得扣除惊人的一大笔的利息。市面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提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连夜晚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说起他老人家。有人甚至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家实产值得当地人引以为荣。因此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当地人，洋洋得意地在外地来客面前吹嘘：
“先生，我们这儿百万元户有两三家，而另外一位，葛朗台先生呢，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实际有多少财产！”
1816年，梭密城里最精于计算的人估计过，葛朗台先生的地产大概价值400万法郎；但是，若在1793年到1817年之间以平均每年收入10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的现款恐怕和他的不动产大致相当。因此，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种植，最后扯起葛朗台先生的时候，自以为是的人们会说：“葛朗台老爹？……应该有五六百万的家产吧。”如果巧缝柯利逊先生或者戈朗森先生在场，听到这些话就会搭腔：
“你倒是比行家还高明，我从来就无法知道这个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