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受某医院院长兼某卫生局局长的邀请，到医院专家门诊坐诊。有意思的是，有一天那位院长突然胸部疼痛难忍，院中多个主任医生为其医治无效，院长点名派人来请我。我到后，发现住院部的两位主任医生和多个护士手忙脚乱，我坐下号了院长的脉后，弯腰将他背在身上振了一下，院长心胸立即舒畅起来，这真叫一振而愈。院长开心地拿起皮包，准备赶去开会，先感激地对我说声谢谢，然后就大步走出。但谁都没有意料的是，院长走到门口时却停住脚步，回身用中指对那些主任比了比，口中还骂了他们一句。此后，他对我更加尊重，尽管我依然为病人考虑，照样少开药少收钱，而且还天天迟到，他虽然每天都在医院门口抓迟到的，但远远看见我走来就转身走开，从来没有为难过我。
有一次，此医院门诊部主任医生妻子因腰椎间盘突出发作，主任自己为她治疗三天无效，且病情加重，不仅卧床不起，还疼痛难忍，无奈之下，亲自前来求我为其治疗。他夫妻二人没有想到的是，经我治疗一次后，就能当场起床行走，五天后就痊愈了。一周后，主任夫妻二人专程找我商量，说他们海外有富贵的亲戚，只要我肯收他正准备出国的孩子为徒，他们就负责花钱办理一切手续，出国后必定发财，收入与他孩子各半。我听后，婉言推辞。这是我第三次拒绝发财。
在那医院半年时，医院又请来一位所谓专治癌症的著名医生，其收费完全类似广州那个分院的做法，我大为感慨。仅经过一个多月，医院似乎“富”了起来，院方有不少人劝我说：“你疗效甚好，也当提高收费！”但我还是坚持没有多收钱，还坚持少开药。
三个月后，那位每次收费5000元的名医告诉领导，他那医治癌症的成药仅剩下最后一批，若医院不需要，他将调他处。院方领导听后，当即调款要了那批“治癌药”，结果，数日后，那位外请来的“专家”和他手下几个“高手”医生突然失踪了。经治三个月的患者因无效都前来大闹，医院弄得负债累累，名声大败。因此，我在那医院的专家门诊，仅做10个月，就借故离开了。
此后，还曾有过一个熟人介绍的患者到我处治病，那患者治好走了，却落下了他带来的一个大皮包。我感觉那患者是一个贪官，该包一定是别人贿赂给他的东西，所以不敢回头来取。于是，我与助手分析研究后，将其皮包打开一看，果然，里头满满的全是人民币。我对助手说，如果那患者是贪官，一定会不敢回头来取。果然，那患者整天都不敢来取。晚饭后，我们经过思考，觉得这人是否贪官，不能靠我们断定，我们当做的，首先是要保持自己清白。于是，我找出介绍那患者的熟人电话，通知她说，她那朋友有一个皮包忘在我们这里，请他回头来取。
天黑时，那人终于前来取包，但也不打开看，也不问也不谢，拎了那包就走。
重生的见证
2007年9月，我的头晕频率越来越高。
有一天，我的针灸学生陈某带着她刚从美国回来的姐姐前来看望我。因她这位姐姐原是省协和医院的医生，出国前也曾前来学习讨教，现在在美国也开始运用针灸为华人治病，所以回国又来讨教。但就在她向我讨教医学问题的过程中，我因头晕严重而且频繁，所以需要不时地卧床，这让“美国客”中断了讨教。
过了几天，福建电影厂作曲家陈勇铁到诊所找我交流创作之事，时至中午，我就在诊所请他吃饭，饭后我又出现头晕，只好中断谈话并卧床，这让陈勇铁不无担心地离开了。
次日，著名的省歌舞剧院作曲家骆季超从外地回来，也到诊所来与我交流创作之事，时至黄昏，正当他兴致勃勃地与我述说台湾之行的感受时，我又头晕得厉害，那关心我的老骆，差点要送我回家。
由于连续几天都出现头晕，停业前的最后那天，我头晕了几十次。那天，在回家的路上，因市卫生局好友老郑的武夷山烤鸭召唤，我推辞不掉只好在返回时先到他家。老郑听说我的头晕现象后，当即决定次日带我去做CT检查。在朋友好意劝说下，我只好跟随他到市二院。直到CT检查出来才明白：头晕不是因为我常熬夜的结果，乃是颅内有一大脑膜瘤所至。
2007年10月16日，我关闭了诊所，做好结束自己人生的准备，将多年节约积蓄的8万多元钱全部给了我前妻。见我不留钱看病，助手吴秀惠不但不听我的安排离开我，却打电话告知我那在厦门工作的大女儿。大女儿得知后，立即请假回家，并含泪要求我去住院治疗。在女儿孝心的召唤下，我只好点头同意。次日，在我去省附一医院做复查之前，助手吴秀惠避开我，接听卫生局好友老郑的电话，并回答说，不会离开我回去，坚决要留下照顾，并明确地表态，她愿意立即与我办理结婚手续。
好友老郑也打电话告诉我说：“你的助手吴秀惠不但不会离开，而且还愿意立即与你办理结婚证书，以便术后关照侍候，所以你必须立即与她先去办理结婚手续，然后才去住院做手术。”
我听后感慨万千，因为我知道自己大脑的大肿瘤是难以医治的，在这种情况下还去办结婚证是害人利己的，但吴秀惠身上的严重疾病与苦难身世，我也是清楚的，如果我拒绝了，她没有栖身之所，其悲剧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与我办理了结婚证，那她才有权居住在我的旧房子里。于是，我就与她去办理了结婚证书。
大女儿为了给我治病，返回福州后立即让我住院，并到处借钱。我入院后才得知，其手术费至少要十多万才行，女儿仅借到二万元，远不够手术的费用。于是，我自己也开始想向人借钱，正当犹豫不知向谁开口时，有一位十年前的病人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听人说我要做大手术，需要一大笔钱，只要我开口说个数目，他立马送钱过来。我听后十分感动，因为十年前，他因重病四处医治无效，经人介绍前来找我，我为他医治时，他常因钱不够差点终止治疗，我得知后，不但鼓励他继续前来治疗，而且还为他优惠治疗。他经治康复后，与我成了朋友。三年后，他离开工厂，跟随人去从事房地产事业，很快发财了。所以今天他主动问我需要多少钱，真是太巧了。我正要开口，但却想起他有一次与我一同去登山锻炼，说有人向他开口借钱，他经过思虑，最多只能借给人5000元。我想起这话，不敢多借，就说：“需要三万元有吗？”他听后回应说：“没问题，我待会就给你送到！”果然，当天下午，他就亲自送来三万元钱。我心中想，要知道他对我这么肝胆，我应当开口向他借十万元才对，但现在自己已不好意思再开口了。幸亏没两天，那位卫生局好友也送来三万元，并对我说，你只管大胆接受做手术，如果手术费不够，就让秀惠或你女儿向我开口，我自己不够也会想方设法帮你解决。有了朋友的爱心，我心中甚感安慰。
经过附一医院重新检查诊断，得知我的头颅肿瘤的手术难度大，成功率低，所以还必须请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来榕做手术才行。女儿与妻子同意了，但北京专家通过网络看了我的磁共振片后，认为福州设备不足，还必须到北京才有办法手术。经过家庭讨论，我在女儿孝心和妻子爱心的鼓舞下，去了北京。可是，到北京后，那位专家却出国去了，我们不但住不进天坛医院，而且连住宿也成了问题。因为原来有关系的住宿，却变成了昂贵的住宿，若再住下去，钱很快就会花完。还好，正当发愁之时，我女婿的领导得知，通过关系，帮我们的住宿变成了免费。住宿问题解决了，但什么时候专家才会回来呢？我只好对妻子和女儿女婿说，我先带你们去长城看看，实在不行，我们就回去。谁知我们到达长城时，眼前雾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正当我们举步维艰之时，天坛医院打来电话，要我们马上住院，并且住院仅三天，那位好专家就为我做了手术。哦，动手术的那一天，居然是我的生日，这是我们全家难以忘怀的重生日。
手术那天，医生从手术室中出来对我妻子说：“你先生手术后，脚趾头还会动一下，这应该是好现象。”果然，第三天我就清醒过来了，而且会吃东西，手术后九天就出院了。在办理出院手续时，我们非常紧张，因为住院时，我们才交纳了五万元，留下的生活费用也花得差不多了，万一费用还差很多，真不知该怎么办？可万没有想到的是，所交的五万元居然够，而且还剩余了一些。出院后，只在北京住了10天，就返回福州了，女儿也赶忙返回厦门上班去了。
返回福州还没有两天，我与妻子立即去办理公费医疗的报销手续，结果，报销了二万九千多元，啊，将身上的余款凑上，正好够还那病人朋友的三万元，于是我们立马就还清了这笔借款。紧接着，得知我手术回家的同事、朋友、学生、患者以及有关领导，纷纷前来看望，并都留下个人慰问金。到年底时，将慰问金一算，正好有三万出头，于是，我与妻子又将三万元钱还给卫生局的好友。手术后还不到两个月，居然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善有善报的见证。当然，正当我们还清债务高兴之余，穷困也一时让我犯难了，因为那年是冰灾，寒冷难以抗拒，又年关迫近，五岁小女儿与我和妻子三人都缺衣少粮，既不敢让人知道，又不知如何是好。正当尴尬至极之时，一位27年未见的香港友人打来电话：“安兄，我已将3000元钱转到你工资卡里，请查收，祝你早日康复，春节愉快！”有了这三千元钱，我第一件事就是与妻子到店里买御寒的羽绒服，其次才去买年货过年。
春节后，我不顾妻子的关爱劝说，决定重返诊所开业。重开诊所那一天，也就是2008年2月26日，也是我难忘的一天，因为手术后，我不但没有成为残疾人，而且仅休息三个月就开诊了。当然，我知道不会有病人来，因为我的诊所总是选在偏僻小巷，闭门三个月，毕竟门可罗雀。可令人无限欣慰的是，那天刚打开诊所个把钟头，竟来了一位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并且经针灸治疗20多分钟后，那患者起来一试，当即感觉大有缓解，而且经治十余次就痊愈了。
啊，这是本人重生行医的一大见证，也是从事医学事业的奥妙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