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中国天津电视台计划拍一个关于九华山的大型电视专题片，他们特意找到安庆，邀我担任该片的撰稿。我们于农历七月二十六日来到被称为莲花佛国的九华山，恰逢九华山一年一度的地藏庙会，那次庙会的内容安排中，即有后山双溪寺大兴和尚肉身安奉仪式。
专题片开拍的第三天，我们随着庞大的车队来到九华后山。大雨滂沱，双溪寺那间简陋的殿堂里挤满了湿漉漉的人们，在庄严的气氛里，僧人们为一个化成肉身的同道举行隆重的安奉仪式，来自国内外十几家电视台的记者们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场景。我所知道的是，大兴和尚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佛教界第一尊肉身。佛教经十年浩劫，正处在蓬勃的恢复时期，这尊肉身的出现，对于佛教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虽然佛教并不主张僧人逝后一定要留下肉身，但对于某些僧人来说，肉身舍利不仅是他们一生修为的见证，也是他留给世人的无言教化。大兴和尚生前默默无闻，他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脚屋里，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他生前最喜欢的事是放牛，最喜欢的人是孩子。他言语无定，呈疯癫之相，向来被同道不屑，直到他化成肉身后，人们细嚼他的一些话，竟饱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譬如“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譬如“牛不像人，牛有一把草就够了”等。
近三十年间，虽然也曾多次来到后山双溪寺，但我对大兴和尚并没有更多的了解。九华山在这二十几年里接连出现几尊不化的肉身，其中至少有三人我在他们生前都曾有过接触，他们几乎都与大兴和尚一样，因其独特的修为和近似苦行的生活方式而被人们视为“疯癫”。但偏偏是这样的人，却在逝后创造肉身不坏的奇迹。这不能不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也给人类学界留下一个等待研究的课题。
2013年9月，双溪寺住持果心法师两次来我安庆家中，希望我能为大兴和尚写一本传记。他说，大兴和尚离开这世界快三十年了，这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不少关于大兴和尚的文字版本，但这些版本多与真正的大兴和尚有着相当的距离，这有可能给后世造成错觉，甚至曲解了大兴和尚留下不坏肉身的真实意义。我有感于他对大兴和尚的尊崇，接受了这一任务。
后来的一个多月里，我曾先后多次来九华山后山一带，寻访了几十位当地村民以及曾与大兴和尚生前有过密切交往的僧人，10月，我又在太湖作家余世磊以及太湖县牛镇镇人大主任汪焰明的陪同下，来到太湖县牛镇镇禅源村，也即大兴和尚的老家朱家岭，进一步采访了大兴和尚的亲属，于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开始向我走来。
大兴和尚生前曾被人们称为“九华济公”，但他毕竟不是神话传说中的济公活佛，大兴和尚是一个真实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真实的传奇。他的种种神奇既不可思议，又真实可信，他的传奇和神奇，是他对中国佛教精神实质的亲身诠释，他以自己的传奇和神奇，向人类社会讲述了一个永远不变的真理：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
大兴和尚的百年人生，正是中国社会处在从“庚子赔款”到改革开放的最激荡、最具变革的一百年，大兴和尚的一生，也正是这一段中国社会的真实缩影。而大兴和尚传奇和神奇的人生，给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留下一个另类的版本。他奇特的修行方式，他不为常人理解的生活习惯，以及他看似疯癫的语言逻辑，都让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不能不对生命、对人生、对现行的价值观发生怀疑，正如我在书中通过大兴和尚的口喊出的一段话：“好事被你们说成坏事，坏事被你们说成好事，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你们疯了？世人皆笑我痴，我痴只有山知。天呐，这世界疯了。”
大兴和尚在即将离世时曾留给亲属三句话：人要像牛一样，有一把草就够了；生命是一时的，因果却是要世世代代背下去的；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大兴和尚留给亲属的这三句话，其实正是他执意为世人留下幻化肉体的真实目的和意义。
这本二十万字的书我差不多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即完成了初稿。12月初，我来后山双溪寺进一步完成对这本书的修改定稿。那天我随着人流走进落成不久的“大兴和尚肉身殿”，对着那坐在玲珑宝塔中的老人，我忽然生出一丝感慨。这一个多月来，我一直与他生活在一起，我以一个月的时间走完他从幼年到老年的整个人生。在这一个月时间里，我不仅感受着他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也感受着他的幽默和他的快乐。临离开双溪寺时，我默默地对着那尊涂着金粉的肉体说，这本书所写，是你，非你，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你执意要留下这一尊不坏的肉体，不正是要向世世代代的人们存留下一种不坏的精神道义吗？我们究竟该有怎样的生活，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短暂而漫长的生命，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人与社会人与物质的矛盾？完整地解读大兴和尚，不能不让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大兴和尚病了，还是我们自己病了，抑或是这个世界病了。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也感谢汪爱武女士，我们曾有过多次合作，这一次，我们又有了一次愉快的合作，也感谢双溪寺的果心法师，也感谢对这本书的出版给予支持的合肥居士汪明来先生及其他大众。
黄复彩
2013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