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是不是暗示越有钱的人越大方，或者道德水平趋于高尚呢？从个体来看，未必是这样一种规律，所以有人说越富的人越小气越自私（葛朗台的形象实在是太有影响力了），这种说法我认为从道理上也说得通，原因是富人和穷人具有不同的演化规律，对金钱的看重是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的原因。很显然，越想得到一个东西比不太在乎得到这个东西的人得手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对金钱价值的判断可以决定人为了得到金钱的投入态度。但是，就富人这一族或者是一个富人而言，富的时候会比穷的时候大方。
我们也不能否认，虽然穷，但是民风纯朴的现象确实存在。其原因在于大家的生活圈子比较小，彼此熟悉，这样就增加了鹰派的心理成本和实际博弈成本。大型社区中的椅子丢失殆尽，大约500米外的一个小型社区的公共设施却非常完好，大概就是这种效应的真实反映。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小型社区碰巧都是一些大方的人居住，大型社区恰好都遇上了一些小气鬼。
鹰派虽然总能取得显著的成效，但其收获和对个体的效用却在递减。温州政府适时出面，扭转假冒伪劣皮鞋值得称颂，但是即使政府不干预，我们也会照样穿上质量上乘的鞋。因为上海、宁波或者温州鞋商会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开始做货真价实的皮鞋。从本质上，这不是道德观念和人性的变化，而是成本和收益的对比总是在发生改变，最后就会导致游戏规则的改变。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的腐败是多么彻底。1868年美国建国将近一个世纪，纽约州议会通过一个法案，并及时被批准生效。该法案规定：“法庭不能只根据行贿方的证词就证明受贿方有罪—除非行贿方的证词中的核心部分有其他证据作为旁证。”这意味着只要议员们以现金的方式接受贿赂，定罪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19世纪80年代纽约下议院秘书哈德逊·C·坦纳在卸任后写了一本揭露当时美国政治黑幕的书。他说：“‘公平的竞选和诚实的点票’完全是政治口号，诚实的点票已让位于‘诚实的清点礼金’。”
当时华尔街的投资分子，除了在股市中的天赋以外，贿赂政府，随时修改法令，以对自己有利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德鲁、古尔德①、菲斯克就是这个时代华尔街的主宰，他们在华尔街上玩弄的各种诡计无所不用其极。接下来，华尔街进入了J·P·摩根时代，他是华尔街新一代投资银行家的代表。不同于华尔街早期大部分的投机家，他信奉的理念是诚信为本。约翰·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中写下了下面这段对话：
在J·P·摩根晚年，一位国会委员问他：“商业贷款的决定因素是贷款者的金钱还是财产？”
“不，先生，”摩根回答道，“最重要的是品德。”
华尔街的历史完全是一部进化史，在任何时代，当然光有诚信和高尚的品德是无法在华尔街立足的，即使再加上智慧和实力，若环境不适合，也难以应对凶险的华尔街。
摩根的前辈，被称为“船长”的范德比尔特，是美国铁路和运输业兴起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一个比较讲求诚信的人，诚信是帮助他在运输行业建立声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华尔街同德鲁以及古德尔的博弈中就屡次败北。
摩根能够胜出，很大程度上是古尔德时代（极端卑鄙）不知不觉中为摩根时代的到来培养了环境。
人类历史的波浪式前进是社会进化规律在起作用，当一种景象非常显著时，相反的一种趋势就日益成熟，等待破土而出的时机。一报还十分之九报或者以直抱怨是较佳的策略，西汉的文帝和景帝对匈奴就采取了这种策略。汉朝和匈奴之间打打停停，汉朝以和亲和出让利益换取边境相对的和平，看来这种策略的效果也不错，文景之治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社会和谐的时期。
但是汉武帝当权后就把“一报还十分之九报”的策略改成了“一报还两报”，最后甚至消灭了匈奴。从汉朝的利益来看，显然这种策略更成功。几百年后，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换来了边境的和平。所以天下没有恒久正确的策略，只有相对稳定的逻辑规律。
通常来说，任何一次社会巨大的变革都为鹰派提供了良机，这是每一轮循环的开始。“每一次急剧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高度集中的财富，挑战着美国的民主理想。”薛涌在他的博客里写道。有的情况下，想慢慢地等待鹰派自生自灭是十分困难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被证明是具有很多缺陷的，主张自由市场不是不对，其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如果我们慢慢地等待鹰派向鸽派转化，不加以任何干涉，有时就会支付过于高昂的代价。并且，进化的逻辑是以淘汰为基础的，鹰派的策略可能慢慢缓和，也可以使整个物种被淘汰出局。
黄鳝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生物，在它的一生中会变性，小时候都是雌性，等长大到一定的块头就都变成了雄性，雄性长得快，雌性长得慢。因此有的商人利用了这个规律，给小黄鳝喂性激素，以刺激它尽快变性。消费者过了一段时间也知道了这种手法，由于媒体和口碑的传播，很多消费者都知道了这种情况，于是吃黄鳝的人骤减。从黄鳝销售者的角度来看，显然鹰派的博弈方式毁掉了这个市场，要想重建就十分困难，因为消费者已经丧失了信心。中国足球市场大体上也是如此，要想重建足球市场，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恢复球迷的信心，甚至要牺牲几代球员，他们必须忍受长期的低收入，进行高水平的比赛，看来这是很难做到的。这就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逻辑机理。
斗争并非弱肉强食
企业运作归根结底是在外部和市场做斗争，在内部和人性进行较量。自然界按照同样的规律和路线选择适合的策略，被选择的企业或者策略暂时就获得了生机甚至繁荣。一旦环境改变，新的一轮选择和淘汰就开始了。
福特在他的自传中，津津乐道地说：
在雇用人们工作的过程中，最令人头痛的是，繁杂的组织及由此滋长的拖沓低效的办事程序。那种号称‘组织天才’的人，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阻碍。我的工厂和企业均无组织，也没给任何职务附加特殊的职责，没有权力的继承和特权阶层，没有官衔和会议。我们只有精干的办事人员，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繁文缛节。由于没有头衔及权力限制，任何一名员工可以找任何一个人。
福特公司把企业的中间阶层视为天敌，而他管理工人的工具，除了标准化的流水线，就是他的亲信班奈特领导的队伍—由退伍军人、出狱囚犯、打手们组成。他们的谈判工具就是拳头、棍棒和高压水龙头。当然，每日5美元的高薪，使他们愿意忍受这一切。
由于福特曾经创造的辉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福特的方式不够人道，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行业背景下，福特“鹰派”的管理方式是对的。然而世易时移，当需要中间层和复杂的组织以及员工的主动性时，福特的方式就过时了。
对人性的研究和假设一直是组织行为学中最重要的课题。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对人性的假设最终必将导致不同的管理方式。不管是应对外部市场，还是对内部的员工，假设的不同就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最终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后果，其原因也在于外部环境的选择，有时泰勒式的“胡萝卜加大棒”胜出，有时确实要相当信任员工；有时诈骗犯占据上风，有时市场就会选择诚信。
总体来看，鹰派虽然具有力量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不可能永世长存。相对来说，鸽派更能让我们接受，却需要较为长期的进化选择。从鹰派和鸽派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上，生存的本质就是斗争。一谈到进化论，“弱肉强食”就是首先想到的几个概念之一，我想这得拜大儒严复编译的《天演论》所赐。在那个年代，将弱肉强食当做座右铭激励中国人是很自然的。进化论生存斗争讲的并不是弱肉强食的道理，而是讲按几何比例增加的生物存在的原因。斗争乃是一切试图扩展自己势力范围的东西的本质，这个规律发轫于生物，适合于所有具有增长倾向的事物。产品要销售给顾客，多多益善，于是，产品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斗争。思想要传播，要占领人们的大脑，于是，各种思想之间也在进行着斗争。我们在下一章中也会模仿达尔文，讲述一下生存斗争的故事。
实用主义建议
1. 我们的世界并不美好，鹰派在短兵相接的搏斗中总能胜出，这就进一步强化了鹰派的自信。但不要忘记鹰派总有终结的那一天，这并非一种劝诫，而是斗争发展的内在逻辑，无论对于社会的大环境还是一个微环境，皆是如此。读者自己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
2. 鹰派和鸽派总是交替领先，不要沉醉于过去的取胜经验，根据周边的大趋势制定行动方案才是上策。
案例
信息传播速度扼杀了产品质量
“又买了一本烂书！”
我常常听到这样的抱怨，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常常买到烂书呢？读者有没有办法买到好书呢？这要从博弈的方式上进行分析。从博弈规律的角度来说，图书发行这个行业是一个很有代表意义的行业，它的特点包括：
1. 对于作者本人来说，大体上相当于一次性博弈，或者是次数不多的博弈，因为图书的生产是非常缓慢的，一个作者不断地写出大量的图书是困难的；
2. 一本图书发行量的多少，对作者和出版社的收益有着天壤之别；
3. 关于图书的质量的评价有很多主观的成分，质量难以被真实衡量和界定；
4. 当下的市场特点是，任何一本图书从上架开始只能销售大约三个月左右，可以说图书是一种典型的快销产品。
对于读者是否能够买到“好书”的问题，如果从书本身上去研究，我没有发现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无非都是这样一些结论：都是炒作的结果；书名是关键；要抓住社会热点问题等。
要回答一本书是好还是坏，就要看书的进化环境是什么？比如进化论可以推断“鸟的眼睛要比人好，对色彩的分辨能力强”，因为鸟的生存要啄食种子和昆虫，如果色彩分辨能力欠缺，它就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因为种子和昆虫也在进化，它们尽量模拟周边环境的颜色和形状。
事实确实如此，科学家发现人只能看见红、绿、蓝三原色组成的颜色，也就是说人看到的颜色都可以分解成这三种颜色的组合，而鸟类则能够看到七种基色。相对于鸟眼而言，人眼相当于色盲。
图书市场的四个特点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优胜的市场，完全呈现出上文中所提到初期博弈特点。在这种类型的市场上，要是能买到“好”产品，只能算你走运。
我们看看有可能影响图书流行因素：
?是否抓住社会关心的热点
?是否有一个好的书名
?作者的名气
?名人推荐
?媒体的综合炒作及效果
?图书的内在质量
?口碑传播
由于图书市场的选择条件限制，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图书而言，流行和“好”，销量和质量几乎没有多少联系。
为什么？因为图书的市场机制无法选择好书。世界上的图书千千万万，作者以各种各样的目的和诉求在写书。但是，只有被流行的机制选择的书才会流行。在流行机制的众多指标中，质量所占的比重很小。也就是说，图书的所有关于销量的因素，都会尽力地利用传播资源，它们就像有生命的生物一样，抓住一切可以繁殖的机会拼命争夺资源。
图书质量日益下降，其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传播速度的改善。图书的内在质量要靠千百万读者的仔细体会，口碑相传，但是图书的销售期只有三个月，内在质量无法更好地利用信息工具。它是生殖缓慢的因子，需要较长的时间方可取得优势。于是，在竞争中，质量因素就被其他因素淹没了。除非图书的内在质量是影响其他因素的力量，可事实上，图书的内在质量和其他因素的关联性不大，在影响图书流行的元素中，各个因素都近似于独立事件。假如图书的销售周期是三年，质量的影响就显得很重要，“好”就会被时间筛选出来。
当然，我们不是说流行的书一定很差，而是从概率上看，它不太可能比你从书架上随便拿的一本书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