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论证了群体无法在极端诚实的状态下持久地存在，也同时说明了极端自私的方式也会使群体陷入必然的崩溃。社会生活总体上是一个寻求折中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策略会取得进化上的优势。
在市场博弈演化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博弈者本身更替的情况。群体成员总是在进入和退出中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市场不断有新的公司开张也有一些公司倒闭。一个新的成员会采取何种策略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草原上一只孤独的狼，它想加入一个群体，那么它应该更自私一些还是更无私一些？很显然，采取更无私的策略对它才更有利。因为与业已形成稳定状态的群体相比，孤狼的力量太渺小了，只有表现得更卑微、更无私，才能满足其他个体较为自私的愿望，以换取群体的接纳。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新手而言，博弈是以“善”的方式开始的。
而在一个缺乏秩序的初级群体中，善的方式多半会败北。10只素不相识的孤狼，准备组成一个队伍，多半情况下勇猛、狡诈、自私的个体通常要排在温和、敦厚的狼前面的位置。这种情况下，鹰派的策略更好。
如果有一只狼想要占领一块领土，多半情况是必须表现出比原来的土地拥有者更大的决心、更凶猛的作战态度，方可占领一席之地。
这三种情况分别反映了市场上比较典型的进化策略。英国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两三百年的进化，在企业的生存策略上已经较为温和，这种方式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比简单的鹰派博弈方式社会福利更大，比如英国人有很多假期，对于金钱的执著程度有所下降，星期六、星期天即使是服务部门如银行、百货公司等也会关门休息。
此时，一家中国或者印度的企业进入了英国，他们的策略多半是降低福利标准，延长劳动时间，在其他人关门时利用这个空当进行销售。于是，温文尔雅的竞争就让位于凶残的竞争。
在缺乏约束机制的组织中，鹰派的博弈方式在竞争中总是能够立刻见到成效；而相对高福利的鸽派方式则要依赖他人的同步改变，所以形成过程非常缓慢。自由市场的建立就是一个缺乏秩序的初级群体的形成过程，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中国是鹰派的天下。
我们看看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的情况，就会发现鹰派崛起和终结的演化证据。在《资本论》中，有一段关于陶器厂的劳动状况调查，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鹰派是如何组织生产的：
1863年，在议会调查询问过的证人当中，有270人不满18岁，40人不满10岁，10人只有8岁，5人只有6岁。工作日12小时、14小时、15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
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生产技术以手工劳动为特征，要大力发展生产，只有不断增加劳动量，这时，资本家主要通过延长劳动工作日来提高剥削程度。由于资本无限度地追逐剩余劳动，就像狼一样贪婪，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人的身体极限。它侵占了人的身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必须的时间。它掠夺了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的时间。它克扣了工人的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它对待工人就像对待生产资料一样，给工人饭吃，就像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①
我们可以推想当年的情况，虽然人人爱财，但并非所有的资本家心肠都那么坏，让工人持续地忍受超强度的劳动大概是博弈的结果。假如大家都工作10小时，那么让工人工作到12个小时就可以具有竞争优势，多出来两个小时就会创造额外的价值。反之，如果人家都劳动10小时，你只劳动8小时，则会在竞争中落败。在这种竞争中，最终会把劳动时间延长到生理极限。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几乎所有的行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激烈的鹰派博弈。比如，我们整个社会都很重视文凭，那么围绕着文凭的“军备竞赛”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文凭”这种人为的资源几乎不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从大学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的竞争展开了。对文凭生产者来说，生产这些文凭必定有正的收益，所以他们也会像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家一样，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一定想方设法多生产文凭这种产品。
在我所想象到的众多领域，鹰派总是率先登场，我坚信，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政府出让土地办教育被认为“正外部性”很大，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办教育是一件善事，并且有很大的外溢好处。一旦某个政府的头脑中有这样的想法，高校就会毫无节制地申请巨额的土地资源。
当政府认定企业落户可以带动周边的产业，具有良好的外溢效应时，政府会以极低的价格吸引企业，企业就会利用这种相信，圈过量的土地。社会的博弈法则就是你只要信任我，我就会利用这种信任为自己谋利，制度设计总是会落后于商人擅长钻营的头脑。
在群体工作中，同志式的友谊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团队精神有助于鼓舞士气，公司信任员工，员工会更加诚实地工作。可这并非一个万全的策略，例如，对于一个知识型企业而言，在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完善的环境下，员工一定会利用公司的信任，窃取知识产权。这并非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全世界的人都一样，假如有的国家的人不这样做，那只是因为缺乏外部市场，外部市场之所以不存在则是由于某种制约机制的原因，例如已经查处盗窃其他公司的知识产权会遭到重罚，制约机制则是进化的结果。
黑暗中孕育光明
鹰派所采用的博弈方式不太可能取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其根本原因是随着博弈的发展，鹰派付出的代价慢慢增大，而收益却日益减少。善的循环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愿望而一朝形成，它的进化是缓慢而曲折的。
从历史到今天，无数的人在总结和推广人的生存竞争策略。有的人也发现了相对善良和温和的方式要强于恶劣和激烈的方式。
鸽派的方式总是占据文化的主流，任何课本上都主张人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人，而不是强悍、欺诈的坏蛋。这并不是因为鸽派方式在生存斗争中更有效，而是由于对文化的自然选择机制决定的，本书在开头就论证了这个道理。
我认为价值观导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精神文明教育从来都是需要的，至少这也是改善社会环境力量中的一种。但是，我总认为只有深入挖掘博弈的机理，才能真正明白事态的趋势。
子贡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发现和今天数学方法演算的结果相符。“以直报怨”大概是一种必经之路，经济学家通过试验，证实了“一报还十分之九报”是博弈中的最佳策略。但是，不管是以德报怨还是以直报怨，这种劝诫式的方式都不如从自然界中的演化规律上推导出来的结果更让人们信服。
我们必须正视以鹰派的方式参与竞争，具有立竿见影的优越性。以相对温和的鸽派方式参与经济，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多方良心发现这一基本事实。所以，在现实中不太可能有人采取这种策略，即使有人采取这种策略也会被进化规律淘汰。
早期的温州鞋偷工减料、假冒伪劣者能得到利益，于是温州鞋质量差的标签已经贴在大众的脑袋里。即便温州有一个诚实的商人，除非能够强大到自己的品牌在大众头脑中留下印记之外，否则仅仅靠诚实，不久就会倒闭，因为他不做假冒伪劣也只能卖假冒伪劣的价钱。
“以德报怨”作为一条高高在上的道德准则来说，无可厚非，但真要让人们立即转变确实十分困难，因为没有人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博弈方式转换的成本。慢慢地，以直报怨的方式能够成立的原因不是人们有长期的利益驱动和意志力，而是这种策略在“当次”的博弈中能取得比以牙还牙或者“以十一报还十报”更好的综合回报，形成这种博弈条件是缓慢而苛刻的，但是别无选择。
比如说，福特公司的5美元8小时是其实施的最成功的管理方案之一，既减少了劳动时间，又增加了工资。这个策略之所以好，并非因为福特远大的抱负和人文理想，而是因为这个方案一实施，立刻就得到了超级回报。否则，要是实施了这个方案亏本，福特的制度绝对不会被进化规律选择，而会被淘汰出局，成为一个无人知晓的善举而已。
几年前，对于上班族而言，每个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后来政府开始推行星期六休息，这种制度并不是非常硬性的规定，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调整。此时的社会背景是就业压力巨大，社会生产的产品已经过剩。从企业个体来讲，如果别人都工作6天，只有少数企业工作5天，那么相当于自身首先降低竞争强度，这样会对自身不利。如果整体上都星期六休息对社会则有利，消费时间的增加，生产时间的减少，通常会缓解供大于求的现象，同时也会缓解部分的就业压力。对于企业的劳动者而言，劳动时间的减少，实际上增加了福利。
我们可以推想从工作6天到工作5天的进化过程是这样开始的：
起初，对工作时间不太敏感的企业，尤其是非营利性组织和国营企业率先响应政府的号召，实行了星期六休息的制度，因为他们多上一天班，并不意味着增加相应的竞争力，而多休息一天的福利则显得比较重要。一些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由于竞争的压力，还坚持星期六上班制度。由于社会的示范效应，人们会重新评估星期六上班的所得。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情况，某人的朋友或者老婆正好在政府部门上班，已经率先地实行了星期六休息制度。他正好是一个公司的当权派，由于其他人休息，他也会倾向选择一起休息，以增加个人娱乐的时间。这个私营企业开始有所动摇，有一部分率先实行了星期六休息制度。还会有一部分私营企业，他的目标顾客正好是国营单位，人家星期六休息了，你要是上班，能创造的价值也相应减少了，于是，他们也滞后一些决定星期六休息。当大部分企业都休息之后，面向企业业务的公司星期六上班所能创造的竞争优势就很小了，于是星期六休息的制度就得到了确立。
最后，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企业，就很难形成星期六休息的平衡状态，但他们也要和社会接轨，于是通过调休的方式进行一些补偿。
我想马克思时代残酷的资本家演化成现代较为温和的资本家的过程大致也是如此这般的。
从成本和收益上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生存和竞争策略的演化规律。
一个大型社区，公用的椅子没过多久，都被社区内的人搬回了自己家里，我碰巧发现了几起正在往家里搬运公共场所椅子的情况，几乎全部是社区内的老太太和老爷子。我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老一辈人都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他们对物品价值的评估还停留在过去所养成的习惯上。虽然同样是一把椅子，在年轻人看来和老一辈人看来，价值是大不相同的。所以老年人在“如此大”的利益诱惑下，倾向于“犯规”。假以时日，年轻的一代不再看重这种价值，小区的椅子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放在那里。
小时候上课，有时候钢笔里没有墨水了，就会向同学借几滴墨水，第二天再还上。现在大概不太可能发生这种现象了，人们对财务评价的标准变了，所以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