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修改规则的人，往往不愿和他人妥协，这也就造成了他们和其他人的隔阂，他们自己也要为自己不顾众意而修改规则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者牺牲他人，或者牺牲他们自己。
生命的代价：人亡法存
要修改规则，与这项规则相关的制度也都要随之改变，那么，因为规则的改变和制度的变动，在原有的规则和制度下受益的人就要受到冲击，他们的利益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在原有的规则下的人的生活或者工作也要发生变化，这也将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
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计算一下修改规则所需要的投入和规则修改以后可能取得的收益，看看利弊的比例如何。
有的人为了修改规则，使用国家的强制力推行自己的意志。这种做法可以保证修改规则的彻底性，如果他修改后的规则确实适合国家的发展，也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是对别人的长久利益有好处．那么他所修改后的规则就会得以保留。不过，以强制力推行自己的意志，也有很大的危险，就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最终会因为修改规则而被报复。
商鞅变法的得与失
商鞅本来的名字叫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代。他青年时代就喜欢管仲、李悝的刑名之法，认为只有靠严格的法令和严明的纪律才能使一个国家井然有序、充满朝气。但是，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和卫国的当权者格格不入。郁郁不得志之际，他听说秦国国君秦孝公励精图治，想要向东扩张、恢复秦穆公的霸业，而且秦孝公正下令在全秦国境内求贤，便跃跃欲试，想到秦国去大展鸿图。
他到秦国之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与秦孝公谈论治国之道。他陈说了成霸业之道与强国之术，秦孝公非常动心，决定任用他治理秦国。
在商鞅与孝公讨论政事时，秦孝公虽然被商鞅提出的霸业之道所吸引，但心中不无疑虑，因为通过和商鞅的交谈，孝公知道要在当时的环境下成就霸业，必须要先移风易俗、变革法纪。而秦国虽然是一个西部大国，民风却极为淳朴，国内的许多制度、习俗都是沿袭建国之时的部落遗风，所以秦国虽然因此拥有勇武之气，却同时因为这种旧俗而使贵族与领兵大将权力过大，君主在国家大政方面的意愿往往不能顺利实现。商鞅的霸业之道如果要推行，也一定要经过这些贵族与大将们的同意，可是商鞅准备实行的政策又多处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所以秦孝公很担心变法革新能否成功，就让商鞅与其他大臣在上朝的时候各抒己见，借此探听大臣们对变法的反应。
就是在上朝时，商鞅和秦国的保守派大臣展开了一场大论战，秦孝公所担心的那些事情都被大臣们陈说出来，而商鞅在这场论战中一枝独秀，凭着他敏捷的思维和缜密的考虑，一一驳斥了保守派大臣的论点。
商鞅说：“要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肯定会有人怀疑我的动机和变法的效果，这不足为奇。凡是有高出常人的行为的人，必然会被世人非议；有强烈的主见和高明的远见的人，怎么会马上得到他人信任呢？愚钝平庸的人，对已经明朗的状况都不能察觉；才智过人者，则能够在事情还未曾萌芽时就推测到它的结果。一般的臣民，因为心智过于平常，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创业之事，不过可以和他们共同享受辉煌的成就。谈论至德的人往往与世俗难以相容共处，成就大功业者不会和众人商议计谋。所以能够使国家强大的圣人，是不会拘泥于固有的成法的；能够为国民造福的圣人，是不会因循旧礼的。”
商鞅这一番长篇大论，让秦孝公非常激动，他马上表示：“说得好！太好了！”
大臣甘龙见孝公明确支持商鞅，十分着急，上前进谏说：“商鞅说的不对。那些圣人，不会改变那些民众的本质，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教化；那些具有大智慧的人，不必改变原有的法纪，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现在我们这些执政者，想要教化民众，一定就要针对民众的特点，不必过分费自己的心智，也不必过分使民众劳累，就可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循规蹈矩、依照已有的法律纲纪去治理国家，才能让官吏迅速熟悉自己的工作，也能让民众安定而不受惊扰。”
秦孝公并非一个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君主，他听到甘龙的话，有些心动。商鞅见状，急忙上前说道：
“甘龙所说的道理，不过是世俗中平庸的见解而已。普通人当然愿意安于现状，服从于旧有的习俗，学者则往往被他们所听到的和所学到的东西所蒙蔽，渐渐这些他们所学的和所听到的东西成为他们接受新事物的桎梏。像这两种人，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守法官员，但是不可以和他们讨论旧有的法纪之外的东西，因为他们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而不懂得思考，因此头脑僵化，不思进取。请大王想一想，当年夏、商、周三代都是天下共同拥戴的君主，但是他们的礼仪制度却完全不同。春秋五霸，包括您的先祖秦穆公，都是因为使用不同的法纪而成为天下的霸主。有智慧的人可以制定法纪，而愚钝者只能被法纪所约束；贤者可以改订礼仪移风易俗，而不肖者却只能拘于既有的礼仪、风俗。请大王想想，如果我秦国都是那些畏缩不前、因循守旧的庸人，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穆公时的霸业，什么时候才能建立大王您的不世功业呢？”
另一位保守派大臣杜挚说：“常言说得好，‘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请大王好好想想这句话，如果没有一百倍的利益，变法又有何用？不过是一场没有意义的乱子而已。而且，师法古代作为执政的标准是没有过错的，遵循旧礼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啊。”
杜挚的话虽然没什么力度，但是也增加了孝公的担忧，因为他就是怕一旦变革旧法，却不能达到使秦国成为天下第一强国的目标，那样不是空忙一场吗？正在此时，商鞅不慌不忙，进奏道：
“治理天下不必用一个方法，管理国家也不必师法古人。想当初，商朝的大王成汤和周朝的大王周武王，都是没有因循守旧而成就王业的，这一点天下皆知。而夏朝的末代皇帝夏桀和商朝的末代君主商纣王，都是因为不知道在新的时代应该更改礼仪制度而导致亡国的。与古人的礼法相反，并不是错误的，而遵循旧有礼法的行为也不值得赞扬。”
商鞅对杜挚的语气比较客气，使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稍稍缓和下来。满朝文武见秦孝公明显是倾向于商鞅，而且见到了商鞅巧舌如簧的表现，都不敢继续上前与之辩驳了。其中一些顽固派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暂时不表态，准备日后再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威望来说服秦孝公。
孝公见商鞅已经在言辞上压倒了群臣，而且他所说的都在理，便高兴地说：“你说得太好了！”马上封商鞅为左庶长，然后又指派他制订变法的方案。
这次朝堂上的议论，虽然以商鞅压服群臣而告终，但是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他即使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控制局势。所以，商鞅和保守派因这次争论而将矛盾完全暴露出来了，保守派虽然屈服于秦孝公，但他们对商鞅的仇恨却因此而隐藏下来。
商鞅首先制定什伍连坐之法，令基层百姓互相监督，而且编为基层的军事单位；鼓励军功，在战场上立功者予以重赏，而私下斗殴则从重处罚；勤于耕田织布的，国家进行奖励，从事私人工商业的，要捉拿为国家做苦役；宗亲王室如果没有军功，将不得有爵位，不能享受宗室的待遇；重新排列等级秩序，以战功作为评定等级的标准。
这些变法内容，其中以战功作为评定等级标准的内容，严重动摇了宗亲皇室的利益，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拥有与生俱来的高贵身份，而且如果不努力作战、奋勇杀敌，还有失去这个尊贵出身的危险。所以，许多大贵族、保守派暗中反对，变法措施颁布一年多之后，秦国境内有一千余人说新的法令实行起来太不方便，大家不熟悉，不知道如何执法。更有甚者，秦孝公的太子也在保守派的挑唆下犯了法。
太子犯法事件，成为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借口，他们想知道商鞅要如何处理太子的案子。商鞅明白其中的利害，向秦孝公进言说：
“我制定的新法不能顺利实行，关键在于上面的人不遵从。现在太子也犯法了，如果不加惩处，以后大王富国强兵的愿望就万难实现了。可是太子是您的亲生儿子，也是秦国未来的君主，是不能加以重责的，所以，我们最好用权宜之计。”
秦孝公见商鞅如此说，便听从了他的建议。因为太子的身份特殊，不能对他进行在脸上刺字或者当众杖责的惩罚，于是对太子太傅公子虔用刑，又将太子少师公孙贾刺面，让他们替太子受刑。
满朝大臣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觉得以太子的身份都受到如此的惩罚，便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多生事端。
商鞅处治太子的师傅，虽然打击了保守派的气焰，但保守派的实力仍然存在，没有被连根拔起。这次事件也让保守派和商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太子受到这样的处罚，也是心中有气。
这消息传遍了全国之后，国人竞相遵守商鞅的新法，令行禁止。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大大增强了，经过几次战争，占领了邻国魏国的大片土地，并将首都从雍城迁到了咸阳，势力已经指向中原，时时都有向东进兵、进攻六国的可能。
商鞅在秦国做了十年的宰相，宗亲皇室贵族们对他多有怨恨，因为他制定的新等级制度让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因此劝告他，希望他为自己寻找退路。但商鞅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觉得自己制定的法令严明如山，谅那些贵族也做不了什么。可是他就是因为这种致命的自负，继续对贵族和保守派推行高压政策，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等待时机报复商鞅。
终于，在秦孝公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保守派和大贵族们趁机以谋反的罪名状告商鞅。商鞅无路可逃，最终被擒，身受车裂之刑，他的家人也被杀掉。他死之后，因为他的法令确实对秦国的强盛有巨大的用处，所以法令得以保留下来，被历代秦国君主所沿用。
商鞅的个人悲剧，是和他推行法令不计后果有关的。秦国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也有盘根错节的贵族势力，他明知他们是阻碍革新的有害力量，但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处理，先是在朝堂之上凭着自己的口才压服他们，并依靠君主的意志强制推行了新法，而后又只是一味压制他们、打击他们，并没有把他们改造成对秦国有利的新阶层。而且，他依靠的也只是没有人情味的法律和当时的君主秦孝公，等到孝公去世，他失去了靠山，他制定的法令也无法保护他，最终使他被五马分尸。不过，这些贵族只是对他个人怀有仇恨，他们也知道商鞅的法令有益于秦国，在秦国国力强大之后他们的利益也会随之恢复，甚至获益更大。他们认为这些法令还是可以继续运行的，只不过由商鞅这个偏狭的人推行，所以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之故，保守派贵族在杀了他之后，他制定的法令并没有被随之废除。
事业的代价：法废势失
一般来说，最倾心于改革的、最坚定的力量，往往来自下层。可是，来自下层的官员们，却因为缺乏政治资本，只能靠特殊的途径谋取高位，而他们自己也往往因此而受到指责，他们自己也因为缺少支持而采取激进的手段打击反对者，最终或是与反对派同归于尽。或是被反对派打垮。
来自下层的人士虽然倾心于改革，但是他们缺少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所以他们一旦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在实行修改规则的同时，也要为推行自己所制定的新规则而打击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但反对他们的那部分势力。
因此，他们在修改规则的同时，把政治斗争也搀杂在改革措施之中，让改革本身带上了污点，所以一旦他们的政治地位被动摇，他们所推行的改革、修改的规则也将被一并推翻，使改革事业和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一同终结。
“二王八司马”的革新与失势
发生在唐朝中期的“二王八司马”革新运动，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因为其核心人物中，二人姓王，另外有八人在改革失败后被贬为司马，故称“二王八司马”。他们在唐德宗驾崩之后，利用自己和新皇帝唐顺宗的私人关系而入主朝廷，进行改革。但是因为他们执行的政策针对性太强，受到极大的阻力；他们违背官员升迁原则的骤然显贵，也引起许多朝臣不满；加之他们行事不甚光明磊落，甚至在搞小人式的伎俩，因此，也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最终，他们在新一轮的皇位竞争中成为牺牲品。其核心人物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的第二年就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之后病死。另外八名主力干将也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地方官，这些人是：永州司马柳宗元，朗州司马刘禹锡，崖州司马韦执谊，虔州司马韩泰，饶州司马韩晔，台州司马陈谏，连州司马凌准，郴州司马程异。
“二王八司马”中，二王和刘禹锡、柳宗元是灵魂人物。王叔文在唐德宗时期以棋艺高超被封为待诏翰林，后来在东宫侍奉太子的日常生活。王伾是以书法超群被封为待诏翰林，后来到东宫教太子书法。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太子诉说民间的疾苦，除了教授太子书法和棋艺之外，还经常向太子介绍外界的情况，为太子将来即位应该实行的政策出谋划策，太子因此把他们视为心腹大臣。刘禹锡是著名的文人，因为做太子的东宫属官的关系，结交了王叔文等人。而韦执谊文才出众，与刘禹锡关系甚好。柳宗元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许多青年文士受他的影响，也成为变法派的成员。他的表亲吕温、吕温的老师陆淳，以及李景俭、陈谏、韩泰、韩哗、凌准等人，逐渐以他和刘禹锡为核心，结成了一个讨论文学和政见的小圈子。
这些人多数出身低微，在朝中没有任何依靠。虽然刘禹锡、柳宗元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但二人在政治上并无建树，所以这批毫无政治号召力的人只是凭借着自己在文坛的影响以及同太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跻身于高层政治的。但他们当时只是为太子讲解为政之道以及宦官、藩镇的危害，自己也没有拿出可行的方略，更不要说在朝堂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了。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要铲除宦官和藩镇对唐朝的祸害，就如同螳臂挡车一般。可是，他们自己却认为只要太子做了皇帝，他们革除弊政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等到唐德宗年老之时，太子李诵身边的二王刘柳等人开始摩拳擦掌，为太子即位施政作各方面的准备。但是，朝中的梗直之臣如陆贽、阳城等早已被贬逐出京，二王和太子孤掌难呜，只能结交刘禹锡、柳宗元身边的年轻人为己所用。而柳、刘身边的那批文学之士太过急功近利，因为自己资历太浅一时无法出任高官，便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希望太子即位之后能够破格提拔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