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经历了动荡之后，国家的实力一定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损害，那么，要想继续维持统治，使用原来大一统形式下的那种中央政令直贯地方的方式，一定会因为中央实力不稳而难以为继，明代的崇祯皇帝就是在国家被农民起义和东北的清政权双重打击的危难情况下，还想继续推行原有的大一统政策而把国家引上绝路的。
在这样的时候，变通规则是当务之急，将原有的大一统的统治方法作出变通，寻找最适合当下国家发展的道路，是统治者的明智选择。
唐代削藩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繁荣的朝代。在唐朝前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对外交流频繁，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是，由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所发动的安史之乱，令偌大的唐王朝摇摇欲坠。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各地的节度使也大多对中央怀有异心，并暗地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第二个安禄山。唐代的皇帝和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们对此十分担忧，但是当时国家受安史之乱的打击太大，生产凋敝，人口减少，军队疲乏，人才凋零，这些条件又不允许他们扫平藩镇，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同时，唐朝在西部的劲敌吐蕃也趁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实力被削弱的机会，纠集了南诏等西部土著反抗唐朝，想称霸西部，进而吞并唐朝。唐朝在西部的疆域急剧缩小，而且时时受到吐蕃的军事威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从唐肃宗开始，几代皇帝都试图重建中央的权威，他们对大一统国家的统治方式进行了变通，逐渐取得了成效。
唐代在安史之乱后，为了处理地方问题和边疆的隐患，就对大一统的统治政策作出了调整。
安史之乱后，虽然唐朝的中央军队基本上消灭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军，但安史叛军的根据地河北藩镇（今天的河北、山西、北京一带）的实力仍然存在，并不可忽视。同时，在安史之乱中，吐蕃趁火打劫，入侵唐王朝的领土，两个政权之间的矛盾也激化起来。一面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一面是边疆问题的严重，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唐王朝的统治者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要使王朝的统治继续，就势必要稳妥地处理这两个棘手的问题。否则，一旦其中一个问题没有合理地处理，就有王朝倾覆的危险。
唐肃宗及其大臣们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向安史叛军的剩余势力妥协。正是因为唐王朝的妥协，才真正结束了安史之乱，并因为唐王朝承认河北藩镇的相对独立性，这一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才稍稍缓和下来。
这种中央对地方作出让步并且承认地方政权的相对独立的做法，无论是在儒家的治国理论中，还是在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实践中，都未曾出现过的。所以，唐朝政府作出这个让步，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唐朝政府的这个让步，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河北藩镇因为获得了合法地位，便很少滋事了，局势也日渐好转。在国内局面走向稳定之后，唐王朝并没有苟安于旧地，而是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手段来发展自己，并削弱在边疆问题上严重威胁其统治的吐蕃。
在经济上，唐政府采纳了刘晏的建议，进行改革，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增加了国家收入，使唐王朝境内因地主兼并土地以及国家加重剥削而激化的阶级矛盾相应地缓和一些，国家的稳定向更深层次发展，这样就有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来加强国防。
在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唐军在西南边疆打败了吐蕃和南诏的联合进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吐蕃放弃了从陇右向东部遏制关中的企图，把进攻的矛头转向西域，进攻唐朝管辖的安西、北庭。但是，吐蕃的出兵西域，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而且使关中的局面开始缓和，并导致了吐蕃与回纥的冲突。
当时回纥是在中亚和西域地区举足轻重的势力，吐蕃的进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回纥极力反对吐蕃人侵西域。而且，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王朝与回纥之间也互相达成了谅解，二者的关系比吐蕃与回纥的关系要融洽得多，并且唐王朝对回纥在西部的控制也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吐蕃的入侵打破了这个已有的格局，破坏了唐王朝西部的势力平衡。回纥与吐蕃冲突的结果是：吐蕃的力量有所削弱。由于吐蕃统治者征发南诏人从军，更引起南诏对吐蕃统治者的极大怨愤。唐廷利用吐蕃和南诏之间的矛盾，采用釜底抽薪之计，通使南诏，使唐和南诏恢复了友好关系，这就间接削弱了吐蕃的实力。
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主动与地方藩镇交好，争取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又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孤立吐蕃，并利用其他势力打击吐蕃，以免除边患。这是唐朝变通了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规则的有利结果，给唐朝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形势。此后，唐朝就开始着手对地方藩镇的整治了。
如果说唐朝政府在对河北藩镇作出的让步属于将国家力量化为绕指柔的亲和力，那么，从唐代宗的儿子唐德宗开始的对藩镇的战争，则是显露出了国家力量那种百炼钢的强硬。
唐德宗时期，已经开始对藩镇力量进行抑制。同时，也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对成德军的李惟岳、淄青的李正李纳父子、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进行讨伐，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没有彻底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于是唐德宗就开始尝试先用非军事手段削弱藩镇，比如，将一支军队划分给多个节度使统领，削弱其相对势力；对首鼠两端的藩镇恩威并施，加以笼络。到了唐宪宗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藩镇势力的战争。割据西川的节度使刘辟和不服从中央命令的镇海军节度使李鸼先后被平定，唐宪宗又对河北藩镇进行了征讨，终于使中唐时期藩镇割据、中央势衰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唐代的中央权威再次树立，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规模再次出现在有中兴气象的大唐帝国。
唐代统治者变通统治规则，采用先让步再分化最后全面出击的策略，对地方的强藩势力进行抑制，没有拘泥于此前理论和经验上对大一统国家统治方法的成见，在特殊情况下，灵活制定规则，既缓解了外患，又消除了内忧。唐代统治者以重建帝国权威的目的将国家力量“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的一时妥协之举，可称为变通规则的千古妙方。
目标转移的失败举措
变通规则，是在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前提下，在特殊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如果既定的目标都被抛开，那么，由此带来的所谓“变通”或者“灵活”，就不是变通规则，而是朝令夕改。
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讲了一个讽刺修改既定目标而行事的故事：一个养猴子的人，用橡子喂猴子。他对猴子们说，早上喂它们三个橡子，晚上给他们四个橡子。猴子们听了之后比较生气，他赶忙又说，那就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猴子们才高兴地同意了。庄子借这个故事讽刺了那些喜欢朝令夕改、反复无常的人，嘲笑他们不过是被猴子所戏弄的蠢人。
明代的黄河治理
在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黄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历朝历代开发黄河、治理黄河的举措，也成为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明朝对于黄河的治理，正是没有合理变通规则错误地进行目标转移的教训。
明王朝的统治前后共计二百七十余年，其中，明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朱允炆都以南京作为首都，这个时期对黄河的治理，只不过是对国家境内一条大河的治理。自从明成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之后，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北京为政治、军事中心的。为了维持首都北京数量巨大的粮食和各种消费品的需求，在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明成祖下令修复了元代在北京附近开凿的会通河，又沟通了从江南到北京的水道，使北京和江南建立了水运上的直线联系。从此以后，北京的物品需求，就主要依靠南北运河运输，这样一来，维持南北大运河的漕运畅通无阻，就成为明政府一个重要的经济间题，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问题。
运河漕运成为明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与运河有关的方方面面也就越发重要起来。因而，穿越运河而人海的黄河就与漕运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明成祖永乐年代以后，二百多年时间里，对黄河的治理，基本目标就是保证漕运不受影响。
当时，黄河的决溢泛滥大多在河南境内发生，尤其是开封段上下，决溢次数非常频繁，黄河由中游所挟带的泥沙也经常淤积运河的河道，而使漕运受阻。当时，治理黄河、运河，与黄河夺淮入海后的治理淮河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治理的困难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河道的紊乱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面对黄河、运河治理过程中问题相互交叉的形势，明代的治河者既害怕黄河决堤冲毁或者淤塞运河河道，又希望借用黄河之水，补充运河的水流量、增加运河的深度，以保证运河的畅通。这种治理黄河的思路，就是既想遏制黄河的水患，保障漕运的顺利畅通，又想引导黄河之水，趋利避害，以黄河水支持漕运。明代人也正是出于这种极力避免黄河水患破坏社会生活又要利用黄河水流支持运河漕运的双重愿望，一方面竭力防止黄河妨害运河的畅通，特别是防止黄河向北摆头侵犯会通河，避免黄河冲毁运河河道；另一方面又要不使黄河干流脱离徐州以南的运河河道，力图引黄河之水充实运河，保证运河水量充足，来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
为了避免运河经常被黄河所侵扰、破坏，明代开始了开凿新运河河道避开黄河泛滥区域的方法。应该说，这个方法是想变通规则，使黄河与运河河道相分离，这样治理黄河就可以不必考虑到漕运的问题了。到了明神宗万历年间，新运河全线基本竣工，避开了黄河容易决口、泛滥的险段三百三十里。不过，明人避开黄河以保证漕运畅通的目的，一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完全实现，仍然有将近二百里的路程需要以黄河河道作为漕运干线的一部分来维持。
作为一个政权，要保证首都的安定与繁荣，是十分必要的。那么，如何保证向首都畅通无阻地运送物资，并考虑到让沿途的百姓生活在稳定的环境下不至于造反起义，就要采取合理的方法才能实现了。明代前期治理黄河的经验证明，要实现国家中枢与地方社会安定的“双赢”，就应该在两者的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然后再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管理。黄河的泛滥已经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大灾难，同时，也是阻碍向首都运输物资的拦路虎，所以，二者都希望将黄河治理好，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但是出于“趋利避害”的基本原则是没有异议的。
到了明代后期，在黄河的治理问题上，和“保漕”的经济目的相背离，出现了在南部的“护陵”目标。
明代前期为了保证漕运、护卫京师，对黄河及其沿线作出了一系列处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短期的成就也为明朝后半期的治河埋下了十分严重的隐患。它不但使黄河水患从河南一带南移到山东、南直隶一带，尤其集中于曹县、单县、沛县、徐州等地，但是这些地区恰恰是明代皇家陵寝的周边地区。当时，明代的凤阳皇陵、泗州祖陵、寿春王陵都在黄泛区之内，所以河患屡次危及到明代的祖陵、王陵、皇陵，使得明代后期治河的思路不得不从前期简单的为安定以及为经济利益的“保漕”目的转到与事关皇家陵寝安危的政治因素“护陵”上来。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黄河在淮河与泗水之间决口，大水涨到了泗州的明祖陵陵门，令当时的君臣大为震惊。于是，“护陵”压倒了保障漕运的目标，成为明代中后期治河的首要原则。但是，由于护陵要确保黄河所流经的南部地区不能过远，而保障漕运则要求黄河要在不淤塞河道的前提下充实运河的水流量，这一南一北两大限制使治理黄河陷入了政治经济两大问题的范围之中，治河的成效大打折扣。这种情形，一直到万历年间运河的新河道开通之后才有些许好转。但是，护陵这个目标在很大的程度上束缚了明人治河的能动性，使他们束手束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全局观念，因而治河的收效甚微。在漕运和明祖陵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一筹莫展，应付起来也是捉襟见肘。
应该说，明代后期将治理黄河的目的由保障漕运改为保护祖陵之后，虽然在保护祖陵不受黄河侵蚀淹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远远不如前期为了保障漕运畅通而取得的成就大。从这一前一后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明代后期的治河，因为随意改变既定目标，使前期治河积累下来的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反而使漕运的畅通也时时受到威胁，确实得不偿失。
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明代人在那个皇权至上的时代，一切以皇家问题为中心，所以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治河目标，而将政治目的作为第一要务来指导治河工程。
明代治河的人和制定治河计划的最高统治者们，既以政治目标为纲忽视其他方面，又不懂得变通规则应该以不改动既定目标的道理，所以朝令夕改，让黄河水患得以继续肆虐。
明代的统治者和治理黄河的人，不也是像“朝三暮四”的故事里面那个被猴子嘲笑的人一样，被黄河所戏弄而自顾不暇、被迫放弃既有目标而得过且过的蠢人吗？由明代治河的历史，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不懂变通规则只知变更目标的可悲。
在一个已经制定好的规则下做事，如果有人未经他人认可而私自修改了规则，即使他修改得再完美，也会被其他人反对、嘲笑。不然的话，那些画蛇添足的人怎么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认同呢？所以在修改规则之前，必须有一个算账的过程，以分析变革带来的利害关系。
第 十 三 章 修改规则的代价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的是几个人祭祀之后，看到有一壶祭祀用的酒还放在那里，他们便想把这壶酒拿来喝了。但是酒少人多，于是他们就决定比赛画蛇，谁先画完，酒就给谁。一个人很快就把蛇画好了，但他看到别人还没画完，便想别出心裁给蛇添几只脚，觉得那样会更漂亮。等他画好了脚，发现另外一个人已经画好，拿起酒来就喝。他情急之下与那人争辩，说自己才是第一名。但那人说，你画的带脚的东西不是蛇，所以你没赢，接着把酒喝光了。那个画蛇添足的人只能在一旁叹息。
在中国历史上，规则是无处不在的，大到国家的制度、文化观念，小到一家一户约定俗成的规矩，都是规则。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规则可能不符合后来的情况，或者当初制定时就有其错误和缺陷。但是，要修改规则，就必须先说服已经适应了旧规则的人。而是否能说服他们，就要看修改规则的人是否能够妥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