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斟酌的几个问题
杜主编：
您好！
首先，我得感谢贵刊发行部戎瑞先生（我们并不认识，大概是我给贵刊征文去过稿子，稿子上有我手机号码），是他给我手机上发来短信，短信诚恳、温馨，让我十分感动！本来，我是不准备订阅《小说选刊》的，在这之前（2011年11月11日），我已订阅了《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原创版》《咬文嚼字》。在2011年12月20日，我又到邮政局订阅了一份全年的《小说选刊》。相信，类似我这样的，肯定不少，不能辜负戎瑞先生的一片心意！
今天下午，我看了第一期的首篇《刘万福案件》。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很是吸引人——当然，我很感谢戎瑞先生，让我读到了这样有品位的小说。如果不订阅《小说选刊》，那么，这篇小说，我怕是不会读到的。
掩卷沉思，我觉得这篇小说有几个地方值得斟酌。因为我读小说，是很认真的，所以向您提出：
1.第9页有“三年自然灾害”，这种说法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谁也认为是对的，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新的提法，是“三年困难时期”。去年六月，我在读者出版集团出版长篇小说《水灯》时，在开机印刷的前一天，我看到在序言中同样有“三年自然灾害”，心里咯噔一响，于是，我马上给责任编辑发了短信，说把“三年自然灾害”改成“三年困难时期”，同中央说法保持一致。后来，责任编辑发来短信，说我提出的建议是对的。
2.第10页“他腰里挎一个包，里面装着炸药。把炸药堆在作业面上，上面插一根雷管，点着……”此处不对，是把炸药放入打好的炮眼里。哪有“把炸药堆在作业面上……”一说？
3.第12页“拉上来一大片死尸……咱娘看见一个人穿的鞋是她做的……”谁都知道，下煤窑的人，哪有穿家做的鞋的？坑道潮湿，又有积水，有的煤矿，整天得从里面往出抽水。那下煤窑的人，都得穿高靿胶靴（鞋），不穿不行。
4.第19页“刘万福咽不下这口气，拉着媳妇去了派出所。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在派出所遭到了一顿奚落。人家警察说：‘你们怎么这么经不起闹腾？新婚三天，天地闹翻。如果都不跟你们闹，你们这婚结得多没面子？’”这里，刘万福倒是法律意识挺强的，懂得怎样保护媳妇和自己，可惜碰到的派出所警察，是一伙法律白痴。褪女人裤子，进行羞辱，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不知道河南那边的风俗（具体地说，是小说描述的地方），可就我们这里而言，新婚闹房，是有的，可闹得再凶，也不至于褪新娘子的裤子。我国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脱女人裤子，就构成了犯罪，根据《刑法》第246条规定：侮辱罪（这是我向忻州市九原律师事务所张文秀律师询问后，他给发来的短信）。抑或，作者是用这个引出后面，刘万福女儿被强奸。问题是作为警察，他们也更应懂得法律，深知褪女人裤子进行羞辱，是该怎样去处理的。作者描述的这一点，是不能让人信服的。面对这种情况，警察是不会那样麻木不仁，说那样的话的。在现实生活中，怕是找不到这样糊涂的警察！退一步说，刘七同派出所个别警察有瓜葛，那有瓜葛的警察徇私枉法，也得私下对刘万福说些别的。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说一下：
贵刊搞了两届全国征文，我觉得是有权威性的。虽然不少人对我说什么这个那个，可是我一再摇头，不敢苟同。2010年搞的首届征文，我获了中篇小说优秀奖。由于当时未接到获奖通知，我将中篇小说寄给了一家一线文学刊物，后来，我给征文办打了电话，回复说，经查，我获了中篇小说三等奖。不久，我的这篇小说也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读者读后说，写得深沉、凝重，很有特色。这足以证明，《小说选刊》在征文遴选中，是认真负责的。
代问戎瑞先生好！
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粮食局办公室 陈宝军转靳春
关于《小说选刊》的“刊”
各位老师：
我在上海亲属家看到一本《小说选刊》，这本书中的文章是全国各地作家作品的精华，给读者带来极大的艺术享受，但我觉得有个问题，“小说选刊”这个“刋”字与“刊”字异。“小说选刊”不是选“刋”。经查《中华大字典》，小说选“刋”这个字显然是用错了，希望改正过来。某篇小说里假如出现个别错别字也是难免的，但是刊头上的每个字都应该慎重，精雕细琢，严防出现差错。手写体也应该尽量避免出现错别字。如发现有错别字应立即改正过来，严防读者产生歧义。希望今后对祖国的语言文字要正确使用。
上述几句言谈如有不当，敬请谅解!
哈尔滨市呼兰区政府退休干部 林中山
两个雷同的细节
杜主编：
我是云南省普洱市的，是贵刊的一名忠实读者，可以说是每期必买，虽然没有在邮局订阅，但是在常去的书店留了电话，来刊便及时前去购买。
前天买了一本《小说选刊》2012年第三期，看第一篇《白衣苍狗》，作者：季栋梁，刚看到第一个出场人物史国，就感觉似曾相识，而后看至故事第二节关于人物葛兆北的经历叙述，马上就有了看到“六耳猕猴”的感觉，这不是前段时间刚看到的一个人物吗？马上翻找前段时间买的《小说选刊》2011年第十一期，在此期杂志上的也是季大作家写的一篇《钢轨》里面找到了“孙悟空”，也就是《钢轨》里面描写的人物楚启文，对比了两篇文章里面的两个人物“葛兆北”和“楚启文”，竟然是一模一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季作家笔下所有的大老板都有这样的经历，还是写小说就是“复制”然后“粘贴”那么简单。
像这样如此雷同的描写，要是在不同的两个作家来说，那就是抄袭，就算是同一个作家，也不应该发生那样的事，这也算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吧！
云南省普洱市 张卫华
我找到了知心朋友
尊敬的杜主编：
同《小说选刊》结缘已近三年，三年来我不离不弃，综观2011年1—12期杂志（注：11 期由于本人出差了没有买到），每期都有许多精品小说，我尤其喜欢争鸣栏目的小说和专家评论，还喜欢杂志的封面，每期都做得比较好，许多封面都贴近生活，真实自然，可算是一幅幅好画！6—8期、12期的封面都特别好，特别感人。
今年第一期封面选得好，分明就是一幅迎春图。第一期的争鸣《我在海边等一本书》，我觉得不好，不如以前各期选的作品，可能是我没有看懂或不喜欢这类题材的小说吧？第二期争鸣《驴队来到奉先畤》就比较好，完全可以改成剧本，拍成电视剧，我敢保证收视率高。
今年第二期短篇小说《麦前》，我曾查看了日历，证实了作者把几个节气弄错了，二月二过了怎么就到清明了？然后，惊蛰、谷雨；正确的顺序应该是正月十五、二月二、惊蛰、清明、谷雨。不知作者王先生发现了没有？小说内容很好，我喜欢，就是节气排列不正确，影响了该篇小说的美感。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西峰乡人民政府 范大军
118号在街道哪边?
杜主编：
读了贵刊去年12期上的小说《香格里拉118号》，我有点意见想谈谈。
该篇结尾时，两个均受感情折磨而又互不认识的男女，仅靠偶然的一串电话号码，成了互相倾诉的“知音”，发展到相互约见去“西城故事”见面，后改成到香格里拉118号会见。女方赶到时，发现这条街的末端只有117号门牌，“右侧是一条宽阔的马路”，没有118号。综观全文，大概作者是想让这对迷惘的男女得到解脱，显出了不俗的格调。但是，也可以让人这样理解：118号在对面那边街道上，他俩仍有地方约会。因为就我的常识而言，街道上的门牌号码是按单号、双号分别排列在街道两边的。有117号的那边街上，只有单号，当然没有118号。而根据单号这边末端是117号来推测，另一边街上的末端号码应是116号或118号。没有去排列双号那边的街上看，怎能断定这条街上没有118号?假如那边有118号，两人相见既尴尬，又落入了俗套，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呢？118号在哪边虽是一个细节，但是关系到作品立意之宏旨，能不推敲乎？
细节的真实，是小说的生命。维护细节的真实，既要作者深入生活，用心体察，也要编者认真把关。希望我心中的小说高地上，不要再出现细节失真的问题。
安徽省全椒县南岳新村 王 浩
杜卫东主编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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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靳春先生订阅《小说选刊》。
戎瑞让我代为转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发行主管的份内之事，不值得表扬。他希望靳春先生得便来京时能有机会奉上一盏清茶，以表达他对靳春先生的感激之情。《小说选刊》今年的发行量已创复刊以来的新高，甚至比《小说选刊》因故停刊时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发行量还高，这有赖于杂志社每一位员工的努力，更有赖于广大读者和作家朋友对本刊的支持。
现对靳春先生提出的几点意见回复如下：
第一，关于“三年自然灾害”。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是民间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我的看法是，如果是小说中的人物语言，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应该是允许的。因为,不可能让生活中的每个人说话都非常规范。如果是作家的叙述语言就另当别论了，文中“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邵丽的叙述语言，应写成“三年困难时期”。
第二，关于“把炸药堆在作业面上……”。我们认真咨询了专业人士。他们说，如果煤层比较硬，要打炮眼；如果煤层比较软，把炸药堆在作业面上是可以的。
第三，关于“下煤窑的人，有没有穿家做的鞋”。就此，我专门请教了中国煤炭作家协会主席刘庆邦先生，庆邦是矿工出身，对煤矿生活非常熟悉，他告诉我，这种情况在私人开采的小煤窑是完全可能的。邵丽笔下的煤窑应该不是国有企业的大型煤矿，这个细节可以成立。
第四，关于“刘万福报案后警察的做法”。靳春先生所说的法律规定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刘万福的遭遇我们认为是可信的。作为个案，这样麻木不仁的警察在生活中是存在的，相关的报道，电视和网络上并不罕见。况且，如果每个人的言行都中规中矩，小说的存在岂不成了问题？
谨以以上看法，就教于靳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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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山先生是一位严谨的读者，他提醒我们“对祖国的语言文字要正确使用”，确是金玉良言，需要我们时刻牢记。
《小说选刊》封面题字是第一任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先生的手书。茅盾先生是一代文学宗师，也是当代颇有造诣的书法家。《小说选刊》的这个“刊” 字，若从现代印刷体及楷体书写规范去比照，显然是不准确的。但是如果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去欣赏和解读，还是允许的。翻开书法字帖、书法字典或古今相关牌匾、刊头题字等，经常会出现书体笔画的创新和变异。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于右任等名家书法字帖中的有些字，就无法用汉语字典去衡量其用笔的对与错。于右任先生的书法字典中，“刊”字即有三种写法，第一横就有“横”、“撇”、“点”等不同的书写风格。所以说，作为书法作品，这个“刊”字应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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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华先生的信，令我思之再三。
《白衣苍狗》和《钢轨》是作家季栋梁先生的现实主义力作，本刊选载后反应很好。这两篇小说中葛兆北和楚启文中学时代经历的一处细节确有雷同之处。如果是出自两位作家的笔下，那就是抄袭，出自同一位作家，也令人不免遗憾！因为作品中的细节是否鲜活、独特而丰盈，是考验作家生活积淀和创作才情的重要方面，作家应该对生活有更加独到的发现，力求为读者提供新鲜、生动的生活和心灵细节。季栋梁是一位颇具潜力的实力派作家，相信读者的这个意见会更加激发出他的创作才情。
这一问题的出现，责编和我也有责任，在此向广大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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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范大军先生喜欢《小说选刊》。“争鸣”栏目是本刊从2009年开始设立的一个主打栏目。我们对那些在文本、内容或创作技法上有阐释空间的作品，一般归于本栏，并请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评论，目的是进一步提高读者的艺术鉴赏力，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一个参照的坐标。至于“生存状态系列封面”，从2006年改版已沿用至今。我们一直希望封面和内文可以成为并行不悖的“双重读本”，封面不仅好看，还应耐“读”。可惜，内涵丰富、耐人咀嚼的优秀摄影作品还为数不多，美术编辑为了每期的封面可以说是费尽心力，欢迎读者朋友们向我们推荐。
《麦前》中的节气排列顺序确实错了。这一错误，其实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在大家都使用“阳历”的今天，“农历”已渐渐离我们而去了——这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消失，更是一种文化的消失。中国历法中产生出的许多节日，不同于西方的一些节日，是根据人的意愿确定的。它深刻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包含着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哲学思想。我们的许多传统习俗，也是依据中国历法而来。忘记了历法，也就会忘记自己的传统。作为文化守护人的作家和文学编辑，特别要警惕传统文化的悄然流失。范大军先生指出的问题以小见大，令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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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先生的信，同样指出了一个失真的细节。他说得非常对，细节真实是小说的生命。同样的意思，巴尔扎克这样说：“小说是庄严的谎话，可是在这种庄严的谎话里，小说在细节上不实的话，它就毫无足取了。”话说得虽然重了一些，却值得每一位写作者引以为戒。《香格里拉118号》是一部非常精致的短篇，主旨和叙述都很有特色，只是这样一个细节没有认真推敲，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编辑已将王浩先生的意见转致作者常君，常君在给我发的短信中表示，虚心接受读者的批评，并希望通过我们向王浩先生表示真诚的感谢！
“五一”将至，祝工作在各个劳动岗位上的读者朋友们节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