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悬疑的荒芜》看王蒙的文学“底色” 文\藏策
初读王蒙小说，还是上大学时，印象最深的有《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及他在“新时期”写的《春之声》。当时对王蒙佩服得一塌糊涂，尤其是《春之声》——我那时对“现代派”、“意识流”之类充满了好奇……直到多年以后，才渐渐弄明白，《春之声》与其说是“现代”的，不如说是“浪漫”的——骨子里是中国特色的“感伤情调”，外表则用“仿现代”手法包装了一下。《青春万岁》是“革命浪漫主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问题小说”，《春之声》是“浪漫”其里，“现代”其表。其实，这三篇小说构成了王蒙漫长文学道路中的基本底色，纵观他其后的创作，也大体未脱出这种底色，直至他的新作《悬疑的荒芜》。
《悬疑的荒芜》是篇貌似返朴归真了的夫子自道，其文本深层，仍是“问题小说”，其表层，则从“仿现代”与时俱进到了“仿后现代”式的“元小说”……其间也仍未脱“浪漫”的“感伤情调”，比如那个住“文1号”的神秘芳邻就让我联想到了《春之声》里一路上带着“小山羊”录音机听“春之声圆舞曲”的优雅文艺女……“问题小说+浪漫感伤”不仅是王蒙小说的底色，更是他们那一代作家的基本底色，王蒙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凭借过人的才华，在“仿现代”的路上比他的同辈作家走得都远。然而真正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反“浪漫”的，是凸显“智性”反讽“感伤”的，而王蒙的“仿现代”却是从“浪漫”的底色中一路走来的，于是这也就成了深植于王蒙式“现代派”中的一大悖论。
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晚年的王蒙，自然也感悟到了这样的人生境界，《悬疑的荒芜》就颇有些“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味道。首先，小说中的“老王”，已经开始接近自己的本心了，他“没有完全忘记怎样拉拉家常，怎样不必戴上面具……”这虽说算不上大彻大悟，但也毕竟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提升。人自幼年的“镜像期”开始，自我就不断地被外界所塑造，渐渐形成心理上的“人格面具”。长大后更是被固化在其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之中。人生的迷失，其实就是迷失在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中。王蒙至少也意识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人格面具”，于是便让“本来面目”的“老王”走上前台充当叙述者，直抒胸臆……结尾处更讲明：“噢，这毕竟只是一篇小说，一篇虚构得跟真的一样，实录得小说一样的作品啊。”小说最后再辅之以“附录”，于是这篇小说便成为了关于小说的小说，也就是“元小说”了。
这样一篇以“本来面目”夫子自道的“元小说”讲的又是什么呢？很明显，讲的是作者对社会问题的诸多思考，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实质上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问题小说”。然而，“问题小说”毕竟是文学作为宣传工具这一大背景之下的一种特殊文体。虽然《悬疑的荒芜》讲的“政治”已不再是以往的国家意识形态，但以“文学”图解“政治”的基本套路却是一以贯之的。小说确实需要有“思想”，但却不能用小说去图解“思想”，即便是用很“现代”、“后现代”的手法也行不通。小说传达给读者的必须是来自文本“能指”的“讯息”，而非“所指”的实用性“信息”。用罗兰·巴特的话说就是“艺术不表达可以表达的东西”。用鄙人的话说就是“好小说不是驾驭语言而是解放语言”。用文学界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思想”大于“形象”乃小说之大忌。为什么？因为只有“能指”所“编码”的“讯息”才经得起多重解读，才言有尽而意无穷，才是真正的“文学”而非“文学化”了的政治学、社会学……虽然“现代主义”往往都在文本的表层意义之上设置文本的深层意义，而“后现代主义”则专门针对这种“深度结构”进行拆解，但都不仅不是说教，而恰恰是反说教——反讽那些“陈词滥调”。
王蒙以往的各种“仿现代”小说，其实大多也都是《春之声》路数的继续，但作者以他的才华和对现代小说技巧的模仿，竟能将他的“底色”深藏不露，非识者不能勘破；而“返朴归真”了的《悬疑的荒芜》，却让他这种“图解”式“问题小说”的“本来面目”变得一览无余。
一个作家能否超越其历史局限是判定一个作家的重要尺度。王蒙努力了，但远远不够。
[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