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小说为时代立传 文\何吉贤
魏微的写作有典型的“文青”特征：略显神经质的敏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尖锐，些许的疼痛，些许的自恋，也有隐约的江南潮润，词语的繁衍，连绵的感叹及某种声色的渲染。
但作为一位老资格“女文青”，迈入“不惑”之年的魏微却也有别样的追求，她在小说《一个年龄的性意识》中这样说：“我喜欢把一切东西与时代挂钩，找个体后面那博大精深的背景和底子。个人是渺小单薄的，时代是气壮山河的，我们得有点依靠。”
《胡文青传》这篇小说几乎褪去了魏微的“文青”特征，凝结成文学对博大时代的思考和追问，显示了作者“通过小说为时代立传”的雄心和追求。小说的主人公“胡文青”（不知是否有意为之，“文青”难道是作者对贯穿不同时代的某种精神气质和人性品质的归纳和确认？）少年早慧，因在中学组织《资本论》读书小组而成一时之盛。十五岁被算命先生惊为天人，说他：“有鸿鹄之志，逢乱世，必成事……”一语成谶，文革初期卷入武斗，成为造反派头头，领一时风骚。文革后蛰居老宅，靠老婆养活，面对街坊“道歉”的要求，淡然拒绝。后“下海”经商，逐渐发家，成为巨贾名流，但却低调谦逊，不为人先，乃至深居简出，整日在家吃斋念佛，低回感叹。
小说选取了主人公六十余年人生中的三个“截面”：一是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二是文革后蛰居老屋时的窘况；三是发家巨富后，站在“文青楼”内感慨人生……
魏微是小说短制的好手，她的《乔治和一本书》《在明孝陵乘凉》《大老郑的女人》和《化妆》等都曾获好评。但这篇小说没有精巧的故事构制，没有情绪的流动，甚至文字也褪去了作者原有的粘滞、流丽，而变得浅白、简练。描写和刻画让位于平淡的叙述，文学的“作者”似乎还原成了“讲故事者”。
三个“截面”，构成的是一个人一生中的三个片段，构成小说叙事动力的，还是个人命运戏剧性变化背后的时代沧桑巨变，作者念兹在兹的还是个体后面那“博大精深的背景和底子”，追问的还是“气壮山河”的时代对“渺小单薄”的个体的吸纳和乖离。
文革前的1963年（主人公15岁），文革后的1980年（主人公32岁），经济起飞时代的1990年代初中期（解放思想、深圳速度、姓社姓资……），作者交代的时代背景非常准确，而这三个时间段也恰恰是当代中国历史具有象征和转折意义的时间段。“十七年”的理想激越，1980年代初的沉潜反思，1990年代初的全面市场化——以一个短篇为“共和国”的六十年立传，作者的追求值得钦佩，这样的雄心也许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小说中见过。当然，以区区不到两万字的篇幅作一个大时代的呈现，其艰难和局限也尽在其中。
作为本篇小说的核心，对“文革”的态度——或者说，对“文革”的反思的反思是作者用力最大，也是最有可能出彩的部分。小说共六节，这部分占去2、3、4三节，几乎有一半的篇幅，而且小说中的诸多人物都出场了，集中表现。必须指出的是，从“伤痕文学”参与对“文革”的反思肇始，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关于“文革”主流叙述的重要部分，也曾推动思想的解放和历史的进步，但在“文革”发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文学界关于“文革”的叙述却未见深刻而触动人心的篇章，且已远远落后于学术界和思想界。
相较于此，本篇小说却能直面“文革”叙述中较少涉及的根本性问题：普通人怎么会卷入“文革”？该如何面对对“文革”的“忏悔”要求？“文革”作为一种“创伤性的记忆”，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中意味着什么……
作者并没有提供结论性的解释，而是从个人经验和历史细节中试图打开理解和解释的可能，而这，恰恰是文学应有的长处和应承担的功能。小说主人公虽然在内心中早就否定了“文革”，但拒绝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忏悔”，他说，“我就让它烂在心里；烂下去，它就会成为养料的。”这一态度具有高度的隐喻性，在我看来，它就像混进资本家胡文青书房整架佛经中的《资本论》，在历史的某个瞬间会突然刺痛神经，混淆记忆。也正是在这个象征的意义上，本篇小说不仅仅是在为我们所经历的时代立传，而更是对时代精神及其隐痛的挖掘，记录着时代背后的疾病和隐痛。
[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