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两校合并，我们学校终于也进入了高等学校行列，而我虽然评上英语讲师以后，申报副教授职称出了个“评审团盖错章子”事件，汗洒“落红坡”，从此心灰意冷，决意不再参与“评职称”这种世俗之争，可也从此没有人对我执教英语的能力提出根本性的质疑了，总算是保住了一碗活命的饭，我也就知足了。
从此我一心一意只是“教我的书”，或者在家里面窗“用功”，学校的事情我一律不参与，也不“开会”，也不“旅游”，也不“会餐”，也不管他什么“学生的民意测验”，甚至于连教职工体检也不闻不问不去了。
尽管如此，我也没有资格和本钱“破罐子破摔”，只要是涉及英语教学的，我是不会稍有马虎懈怠的，只是我再也不会让自己去屈从那些教学的条条框框、平庸套路。
我开始别树一帜，搞起了我自己的灵感英语和全英语教学。
中国人教英语，大多是“英汉夹杂式”，在上课时免不了要说汉语，有些英语老师，除了带读单词和课文，或者念课文中、练习里的现成英语句子或者“精心准备”的教案里从其他地方抄来的英语句子外，基本上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脱口而出或者即兴发挥的英语，甚至于连很多简单的课堂用语都不知道怎么说。
而我的灵感英语和全英语教学是完全不“说”汉语，百分之百地用英语来解释英语，而且像经典的比如《朗文》英英版的词条那样来精确地解释英语，用英语来思维。我完全可以做到除了喊学生的中文名字外每一堂课从头到尾不说一句“中国话”，有时候个别“半瓶醋”在下面嘀咕，说我这是“Chinglish”或者是“Chinese English”，他们不知道我在课堂上讲的每一个英语句子，每一种英语表达方法都是在词典里有原句或者原型的。
我上课从来不做具体的准备，我的教材上干干净净的，没有一句预先抄好的例句或者解释，如果我不知道换了新教材，随便拿起学生的任何一本英语书都能上好英语课。同一篇课文，同样的练习，我在不同的班会讲出不同的内容，举出不同的例句，我上英语课全凭“灵感”，即兴发挥，信手拈来，而且我会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学生们的各种课堂表现对我要讲的话作出变通。我不是那种上课时眼睛只盯着教材或者教案的人。
我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在网上用英语给学生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英语语法课，而且还没有讲完，实际上我可以用英语讲两个学期的英语语法，我虽然不是英语专业“科班生”，但我的英语语法结构体系不逊于任何英语科班生。
一个人大学四年所学到的东西，是怎么也不能和另一个人一生的苦心经营相比的。
有人会问，人们都说“严师出高徒”，你把自己都吹上天了，你培养了几个厉害的学生？
这个问题嘛，且不说我们这个层次和类型的学校的学生和学习氛围，光是前提就不成立。我绝不是什么“严师”，我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我从来不会强求任何人做任何他们不愿意或者不喜欢做的事情，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从课堂纪律上对学生提出要求。我只能说凡是愿意学习的学生在他们愿意学习的时候，能够从我这儿学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都是来校第一年的第一学期才有那么一股新鲜劲儿，到了第二个学期受到老生的影响或者学校整个学习气氛的影响就不会那么起劲了。
我发现我上课的时候我们班的学生偶尔会把别的班级的同学或者异性以及同性的朋友邀来“听课”，有时候当学生指导员的年轻女老师也坐在学生中间听课，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干脆坐到了第一排，而且认真地做笔记似的。
有一次有位年轻的指导员坐在学生中间听我上课，下课以后先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走到讲台前对班上的学生们说，她自己就是学英语的，这是她听到过的最有水平的英语课。
我所教的班级所在系的中层领导(教授级的，但非“英语专业”），也来听我讲课，而且一下课，就马上走上讲台，对我称许一番，当着学生的面跟我“握手”。还有一位老师不知是不是出于高级职称英语考试之类的目的(自己谦虚地称之为跟我“学习”)听了我好几次的课。
我们学校一度请了几个外国人来我校教英语，其中一位是个美国人(Lee)，我得知他在软件大楼上课，我就在我自己没有课的时候去听他上课，而且听了一个学期，一直到快期末的有一天，发现他没有来，是一个代课的中国年轻女教师，我还是坚持把两节课听完了才走。
我们有些老师听别人的课，是为了完成学校交给的听课任务，根本就不是想向别人学点东西，所以他们坚持听了一节课就走人，甚至有根本不听课，只打听别人这节课讲到哪儿了，然后虚构听课记录的。这些人如今一个个都成教授、副教授的了。
我跟这位美国外教李，有过两三个学期的接触，谈不上真正的交往。他是个满头天生白发的白肤“老人”（我不知道他的全名，也不知他到底多大年纪，也许并不“老”）。他上课时会像对学生一样地向我提问，我也像学生一样站起来回答。
“老外”上课是没有固定教材的，“白头李”每次都从挂在胸前的大腰包内掏出一本小词典，讲些单词，有时候要学生闭上眼睛“冥思”，想象自己坐着小船，飘荡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有时候激动兴奋起来甚至于会把脚搭在空着的座位上，或者作出种种夸张的动作。
有一天我在另一栋教学楼上课，发现“白头李”在我教室外面往里探望，我本想叫他进教室，不料下课铃响了，我就跟他在教室外的走廊里聊了几句，顺便请教他眼前的几种植物的名字，他也说不上来。
英语最大的缺陷就是单词太多，而且没个准数，任何一个新鲜事物一出现，英语就得另外发明出一个新词。不像我们汉语，可以在旧有的词汇基础上“毫无阻碍”地生出新词汇。英语的构词法的构词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做不到汉语的那种“畅行无阻”。
有一次我们英语组的几位老师去听另一位外教上课，他的背有点驼，其实驼背很厉害，但站着上课有时候又似乎不太显眼，他叫“Peter”(彼得）。
那天“驼背帝”也是给学生们讲单词，他在黑板上写下来几个汉语发“shi”这个音的英语单词：Eat (“吃”)；Ten(“十”）；Food（“食”）；Time(“时”)；Fruit(“实”)……
看来他确实是下了一番“研究”的功夫，而且学到了几个汉字的古义。可他这种方法我看是学不好汉语的……
但不知怎么他把“吃”和“食”两个汉语音连了起来，要学生们跟着读，还请同学站起来读，吃食变成了“吃屎”，学生们忍住笑，十分认真地“吃屎、吃屎”地念着，我忍不住站了起来，想指出他的错误，说这种说法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习惯。
我记得我好像还提到了”waste”，在英语里“waste”和“shit”都有“屎”的意思，但他似乎是误会了“waste”这个词。
“驼背”帝大怒，说我不应该干扰他上课，还请我“出去”。我自然是没有出去，坐下来老老实实继续听他上课。
第二天课间休息时，“驼背帝”找到在二楼“窥园”的我，跟我“赔礼道歉”，说是我们专门负责跟外教联络的老师跟他说了，是他误会了我。
外国人就是这样，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自然说了些“别放心上”之类。随后我们聊了聊。
他是个具有三个国家(新西兰、荷兰，还有一个国家的名字我不记得了)血统的混血儿……
深秋的一天他对我说，他跟人去湘江游泳去了，而且是雨中游的泳……
我们学校请外国人来教英语，其实效果并不好，他们顶多讲讲孤立的单词，或者教学生几句“绕口令”，或者唱唱简单的英语歌曲，学生们也是“三天新鲜”……
话说有一天学校里突然来了个“督导组”，要轮流听每一位老师的课。
又“有一天”，我第一节课下课后再回来上第二节课的时候，发现“督导组”已经坐在我教室内了……
下课后，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督导组叫住了我，照例要对我上课的情况进行一番评价。
这督导组共有三人，正副组长一个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好像是省人社厅的。第三人是中南大学的。
清华大学的督导对我大加褒扬，说我的英语很地道，就像是他听到过的某位英语节目的男主播的声音，省人社厅的也说我英语口语很流利，带点美语口音。只有一个站在一旁的跟班模样的干瘪老头没有吱声，但也没有作出任何反对的举动。这是一个脑袋很秃的人，后来听说是中南大学退休的英语教授，前两位都不是英语专业的。
有一次督导组组长把我叫到了他们的临时办公室，他似乎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就对我进行了一番开导。他说做人还是要灵活变通一些，不能一味地坚持原则，比如说司机违反交通规则撞红灯，你就不能因为你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就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你得绕道而行。
这位老清华的话使我的茅塞是开了，就是无法奉行，一者我天生的顽性难改，二者也是最重要的，我现在早已不在教务科了，失去了与上层联系沟通的渠道。
下一个学期督导组变成了两人的听课组，再后来就只有中南大学的秃头督导一个人了，他是什么课都听，仿佛自己是个万能人一般，其实不过是想挣点退休后的外快。
这位秃头督导可是盯上我了，他走进我上课的教室，坐在后面靠门的座位上，一会儿又站了起来，在教室里到处转，他背着两只手在教室过道窜来窜去，还猫着腰，检查学生们的书打开了没有，一副“高级巡视员”的架势。
一下课，学生还没走，他就来神了，他无中生有地说我刚才把一个非常简单常用的单词念错了。其实是他故意发错一个常用词的音，然后想把它硬塞进我已经闭上的嘴内。我根本就没讲那个单词。
他还冲上讲台，要看我的“教案”，我两只手一摊，“没有！”
我走出教室，秃头督导又从后面追了上来。一定要看我的教案。
我说，你对我上课不满意，可以告上去，最好从外面请专家来，给我免费做广告，宣传宣传。
后来我在校车上又发了一通“雷霆”，不是大声吵架的那种，而是“温言婉转”、”绵里藏针”，对于我的这一番“敲山震鼠”，秃头督导好像躲在洞中受了惊吓的老鼠一般，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大气也不出。
可后来，他终于又逮住了一个机会，无缘无故地“晒”起了党龄，说自己是个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不知这话是不是有意说给我听的。
现在回想起来，一定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那位老教授当着他这个正规大学的英语教授，那么夸赞我，让他听了很不受用，因此早对我“怀恨在心”了。
有人说，夸赞你，欣赏你的都是些非英语专业的老师，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这种看法“有待商榷”。其一，俗话说，不会唱戏，也会看戏。所谓“外行”。未必就没有鉴赏力。其二，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作出评价，其是否合符事实，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取决于“客观公正性”，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另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作出的评价，未必就是客观公正的。
清华毕业的老教授没有必要刻意恭维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小人物，而中南大学的英语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从他在校车上“晒党龄”就可以判断出其见识之浅薄、心胸之狭隘了。
说到“同行是冤家”或者“同行相轻”，我又想起了本校的一位“大人物”。他就是一直很“维护”我的老同事弗老师。
他当然也是教英语的，而且资格比我高多了。他虽然学历不高，但出国过，来我们学校以前，他原来的一家好像是什么企业单位公派他到美国去了几个月。
弗老师是个非常认真诚实的人，他的英语教材上，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应该是从词典上摘录的注释之类。可见其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
有些“认真”的人作为同事是很亲切随和的，但一旦当上了什么领导，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他的那种“认真”就会压得下面的人喘不过气来。
弗老师是我一调到这个学校不久就认识的，我们一起下过棋，打过篮球，又在同一个教研室。他是和我说话最多，交往也最多的哥们儿，长我几岁，在其他方面比如“困难补助”方面他是很为我说话的，所以他其实是这个学校跟我“走得最近的人”。
弗老师一度变成过“弗主任”，有一次弗主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当时旁边也有学生，应该是学生干部。他就当着学生对我一顿训斥，说我出的英语试卷“不规范”，出的题目不三不四的，我低头一看，我出的打算付印的试卷上用红笔划了一把大大的“×”，几乎占满了页面。
有几次英语教研组组织听我的课，弗老师听完课，对我作出了十分公正肯定的评价：“不是英语专业的，讲得这样真是不错了！”我其实心里明白，他想强调的是“逗号”前面的部分，提醒大家我是个“蹭饭吃”的。
有时候，弗老师放学后会约我一起去赶校车，他走进我刚刚下课的教室，我的装教材的破包包还放在讲台上。他看了一眼还没有擦掉的黑板，故作惊讶地说道，“这是谁写的，乱七八糟的，都是些什么呀？”
我和我最热乎的哥们儿就这样一直“交往”着，直到他戴着“教授级”的光荣帽子“功成身退”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