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对“我家亲戚”有些反感，这不足为奇，因为当初我姐姐是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的。但她对我与我姐姐的关系有些误会，认为我背着她偷偷地把钱“都寄给你姐姐了”。这涉及四千五百块钱和五千块钱的事。
为了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先来讲一讲我和我姐姐的故事。
我小时候过的几乎就像是“旧社会”的日子，家里家外一把抓。我捡煤渣、扫煤粉(把运煤车上残留的煤粉扫进筐里拿回来做成煤球当柴火)、做饭、扫地、(从河里)挑水(把家里的水缸灌满)、扯猪草、剁猪草、煮猪食、割草(卖给来本地赶驴子的“河南佬”)、放羊(我家在我记忆里就养过一次羊、养过一次兔。有一次我去河里洗澡，把羊弄丢了，我父亲把我打得皮开肉绽，但我父亲一辈子就打我这一次)、拾麦穗、锄花生(到附近生产队花生地里拾遗)、铲草皮(当柴烧或者在家门前的坪子上“烧肥”作肥料)、刨红薯(到外地收割后的红薯地里挖出残余的红薯当“口粮”)、挖树根(当柴烧)、(到每家门前的坪子上)“收鸡屎”(把鸡粪用小铲子拾到撮箕里交给生产队挣“工分”)、卖茄秧(到山区人家换鸡蛋或者钱）、到生产队“出工”(做营养钵种棉花、挑火土灰肥田、捡棉花、“抗旱”、捉虫换工分、挑塘泥、收小麦)。
我读初中时正好赶上“农业学大寨”，晴天劳动，下雨上课，我每天要走路去七八里外的中学“上学”，只要天不下雨都要带上锄头(挖断了好几把)、扁担撮箕、或者镰刀(砍藤曼植物烧窑肥或者堆肥)，有时还要带粪桶。我们十一二三岁的孩子要到大山砍树、背树、到深山里挖褐煤，到酒厂挑酒糟，氮肥厂挑氨水，连同枝叶植物填入土坑封紧造人工化肥。开垦山地造梯田种棉花、红薯、花生、大兜菜、油菜，挑着粪桶漫山遍野地施水、灌粪。还要支援周边的生产大队到田里除虫、帮助厂矿挖山开坪。另外捡(摘剩的)茶子交给学校是定了任务的，完不成任务就得从自家拿油交给学校，用石头在山坡上砌标语(“三年赶上大寨县”之类)也是很苦很累的活，反正到河边、山沟捡拾或者掘挖石头也是有“立方数”任务的，不记得那些石头还作了别的用处了没有，真是岂“一个苦字了得”！
我姐姐比我大七岁，她小学就因为觉得自己个子太高，坚决不读书了，所以她一直都只是出工，有时候到外地甚至于邻县修水库，我父亲是从不做家务的，母亲(继母，我亲生母亲在我不到两岁就死了)心里只惦记着挣工分，自留地基本上没怎么经营，种的菜收获很少，所以家里既缺饭吃、又少菜吃，还没柴烧。
我又到附近的大队复读了一年初中，虽然也搞劳动，但已经是学习为主了，我这时候才对学习开始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但我母亲但凡看见我放学早，就会“抓”我去生产队“挣工分”，或者帮她“打农药”。有一段时期，正值放假，我不知怎的，吃了饭走路，肚子就隐隐作痛，我母亲就说我是装病，想躲着不出工。于是如果放了早学，我就躲在河岸边的背静处看书，一天只吃两顿饭。
就这样我在公社数理化竞赛中考了个第二名，但我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为了激励自己不满足于现有的成绩，继续努力，我把证书和奖状都用剪刀剪掉深埋在洋姜地里了，后来我就进了县一中。高考后的某一天，好像是八月十六，我正从大队部挑着一担一百多斤的谷回家，有人告诉我被录取了。在我以前我县一中上清华北大的都有，就是没有考上我那所大学的，据说是招生比较挑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