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怀君
2008年4月，灵武园艺试验场，春季修整水利交通设施时，我在场辖区四个站的土地上和同事勘察，看到田埂边、果树下、渠堤旁边，丢弃着一些明清墓葬石刻的残碑破块。这些石刻历经自然风雨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已经残破不堪，但残留的部分仍有很多花纹，这些花纹显示了明清时代石工高超的雕刻工艺水平。很多碑座上雕刻着凶猛的虎豹，也有温顺的象、鹿、兔、羊等动物，有些石块上还雕刻着麒麟、龙凤梅莲图案，线条细腻精美，这些石刻已历尽风霜劫难，保存下来极为不易，是研究明清墓葬葬俗的珍贵实物。随着岁月的流逝，由于保护意识的淡薄，这些东西越来越少了，它们的命运不是被填进深坑里，便是当做砌筑水渠闸口的建筑材料。园艺场地处灵武东郊，20世纪50年代前，这里的教场滩、文家沟、锅底坑、拱拜台、芦草洼等地方荒无人烟，是灵武县城埋葬人的墓区。明清墓葬很多，有县城里的张家、陆家等大户人家的墓茔，近代民国的坟墓也不少，一些灵武的知名人士如清代拨贡邓云路、国民党将军王国璋等人也埋葬在这里。登高远眺，丘陵遍布，斜日寒鸦，墓碑林立，野蒿衰草，雀啼蝉鸣。逢清明时节，人们祭奠前辈，素酒黄裱，青烟袅袅，平日里人迹罕到，白天风声凄厉，獾兔嬉戏，夜间萤火闪烁，猫头鹰怪叫瘆人，阴森荒凉。自20世纪50年代后，人们开始平荒整地植树，引水开渠，逐步从教场滩延伸。在平坟填坑中，一些石碑被砸碎，被当做砌跌水、建小桥的建材，一些石人、石马、石羊被砸碎填了洼坑，深深地埋在了地下，上面栽种了树木。残留在地面上的墓葬石刻制品，任大自然风霜雪雨，岁月的摧残，风蚀腐化。
园艺试验场具有集科研、生产为一体的功能，发展方向是逐步建设成为综合娱乐、休闲、旅游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生态观光风景区。看着这些散落残留的石刻品使我产生一种想法——园艺场空地这么多，一些荒地属于漏沙、胶泥、流沙土质，绿化条件低劣，把这些石刻品集中在一起，稍加修整，便可成为一个风格独特的景点。我把这个想法和同事们讲了，大家仔细地进行了论证，这些石刻集中不用花大资金，园艺场生态旅游条件得天独厚，现在开始打基础，逐步建设景点，思路是正确的，将这些石刻集成一处景点为今后旅游开发先行一步，是符合园艺场总体规划的。得到大家的赞同后，我们立即进行了实施，机关管理人员放弃了休息日，用机械挖掘、人抱肩扛，几天内将这些石刻集中摆放在一块漏沙土质多年荒弃的土地上，随即又换土栽种了沙枣、刺槐等耐旱树木，经过细致的构思摆布，石刻群成为一块风格独特的明清墓葬碑林。当景点布置好后，我打电话邀请了文友刘振海、王璞云、刘宏安等人到现场观看，顺便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看后非常高兴，这些明清墓葬石刻历经几百年的风雨和劫难，现在收集集中起来，既成了景点也是一项保护文物的措施。回顾灵武沧桑的历史，烽火战乱，风云更迭，令人不堪回首，今日的文物保存下来极为不容易。灵武是塞上名城，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历史上曾经有土寨子、城墙、铁旗杆、护城河、钟鼓楼石碑坊、将军墓及百余座庙宇等文物，它们和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相映，和绿野烟树、禾田溪流融合，形成俊秀与雄浑的塞外风光。“贺兰山下果园成”令多少骚人墨客驻足吟唱，灵州曾留下多少不朽赋词诗句，人们为灵州这个塞北古城蕴藏着的厚重文化古韵而感叹骄傲。遗憾的是岁月风尘，令很多文物在喧嚣中被焚毁，城墙、庙宇、碑碣都已被岁月湮没，见过灵武古城面貌和去过山西平遥的中年人，将灵武古城和山西平遥古城相比，都说灵武胜过平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灵武，他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曾生动地描绘过灵武——“灵武城中的大庙特别多，北半城全是庙宇”。1949年建国时，那时城墙完整，城里的寺庙完好，古城的面貌非常清晰。如果保存下来发展旅游，将比平遥影响大得多，今日痛惜反思当年古城的拆毁，是多么愚蠢的举动。现在收集整合这些石刻，虽然微不足道，但无疑也是一项抢救性工程。特别是灵武古城的文物已历经风雨劫难，再不采取保护性措施，那是对后人的不负责，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
在和热心的文友们交谈中，话题里还涉及到一块石碑去向的信息。
1988年夏季，灵武城乡建设科负责在县城内实施下水工程，在东西大街、南北大街挖掘安装下水管时，在新华书店薛李两姓的居民住宅旁边，曾挖出过一块长1.76米、宽0.90米、重约800公斤的石碑，碑体上下有突出长方形的石卯。石碑挖出后，被随意放在管沟旁的土堆上，无人问津，后来被东塔乡镇河塔寺庙管理委员会的人知道后，派人拉到了寺庙院内，一些有文化的人看后说，碑文记载的内容和寺庙及佛教无关，这块石碑就没有安放，被随意放在镇河塔东边的一个洼坑里。几年中，寺庙内修道路，种植树木，这块石碑又被深埋在地下，时间历经20余年，寺管会几经换人，人们也不记起这块石碑了。2007年，镇河塔寺庙内修建韦陀大殿，开挖地基时，这块石碑又被挖掘机重新挖了出来，由于是机械施工，碑体从上方的35公分处断裂为两截，现摆放在寺庙院内一隅，文友们出谋划策，劝我将这块残碑也拉回，放在碑林中。第二天上午，我和文友王璞云一起驱车赶到镇河塔寺院，寺管会王培德会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得知我们的来意后，领我们到陈放石碑的地方，我们仔细地查看了这块石碑。它是民国五年灵武的清末拨贡李玉鼎及乡绅商贾和百姓十七人联名为时任灵武知事余鼎铭所立的《灵武县长余公重修城垣碑记》的一方功德碑。
查阅灵武的一些史料及从一些年迈的老年人口中了解，我们可以考证出此碑最早的安放位置。这块碑最早的安放位置应该立在县衙内（现在的市公安局院内）。1949年前，曾在旧政府工作过的李俊、白克勤、顾长泰等老先生回忆，那时县衙内大堂通向二堂的过道中，曾立着几块巨大青色石碑，多为灵武的百姓、绅士为知事、州官县长立的，内容为他们曾在灵武做过一些修桥补路、建庙修寺、赈济灾民、建学扶农等善事歌功颂德，也有一部分碑是任知事、县长的官员为记述某件大事而立的。如民国四年（1915年）江苏籍人士秦学坚任灵武知事，就修复残破不堪的县衙的工程经过，撰写了一篇《修复灵武县治记》的记事文章，由灵武著名的书法家孙道毅书丹，石工刻石成碑，安放在县衙内。这块民国四年的碑，一些老年人都曾在旧县衙见过，那么这块立于民国五年（1916年）的石碑迟于秦学坚的这方石碑年代，肯定也立在县衙内了。至于为什么移开原地埋在新华书店旁，理由和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解放后，在曾经是旧县衙的地方，县人民政府接管后，也设在这里办公，随着历次政治风波和运动，特别是“文革”运动，城乡“破四旧，立四新”喧嚣四野，庙宇、佛像、寺院、石狮、碑碣古旧字画，瓷器旧家具都逃脱不了被砸碎、拆毁、推倒焚毁的命运。在新中国成立前，立在旧县衙里的石碑，到了新时代，逢政治运动，自然难以幸免被砸碎或填坑的厄运。
20世纪70年代前，灵武城里湖塘洼坑很多，市区人民街招待所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空场子，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曾做集市之用，这个空场子的南边，是一个面积约3米多深的大坑，后来被逐渐填平，盖了煤炭公司及一些民居住宅，这方《灵武县长余公重修城垣碑记》也许就是60年代后期拆除政府旧房时和废土一块被拉来填进深坑，1988年修建灵武街道下水工程时才重见天日。从碑体上下有突出的长方形石卯断定，这块碑曾有碑座和碑盖，现已不见踪影了。从这方石碑的出处猜测，旧县衙内的几方石碑都可能埋在这里，只不过1988年只出土了一方。
在东塔镇河塔寺庙里，看着这方断成两截的残碑，感到十分惋惜，我向王培德会长提出请求，既然寺院不准备安放它，它也没有关于佛教方面的内容，能否在园艺场的空地放置它进行保护。王培德十分慷慨地答应了，我和同事们费了不少力气，把这两截残碑拉回场里，和那些明清石刻摆到了一起。仔细擦去残碑上的泥土，细心地抄写了碑文，晚间挑灯查找资料，从《朔方道志》《民国十年宁夏省政述要》《宁夏文史》等资料文献中，了解到这方《灵武县长余公重修城垣碑记》中被歌功颂德的是灵武知事余鼎铭的一些事情。
余鼎铭，字介彝，陕西汉中人，民国初年曾任宁夏通尹统领，《朔方道志》记载，余鼎铭民国五年至六年春任灵武县知事，民国六年任宁朔县知事，民国七年任宁夏县知事，《宁夏省政述要》记载，民国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曾任宁夏省建设厅厅长。余鼎铭生性耿直，处事磊落大方，气宇轩昂。任职期间，能体恤民情，乐于做一些福利公益事业，每到一处任职，能为当地做一些实事。《宁夏文史》记载余鼎铭在民国初年任统领时，曾修缮过历尽沧桑、破败陈旧的宁夏首府银川内的几座鼓楼，建过寺庙（在银川一中旧址院内），他在灵武任职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大刀阔斧地为灵武做了不少实事。来灵武任职的第二天，登上城墙观看，灵武城墙经地震及自然风雨侵蚀，墙体斑驳，城垛颓废裂缝，表现出岁月风吹雨打后的萎枯残败。余鼎铭看到城墙上的砖石倾落，百姓们沿墙下小道行走，十分危险，他随即筹措资金，召民夫，兴土木，进行城垣修复工程，且不顾年事已高，穿着粗布短衣参与到民夫工匠中间，拌灰抱砖，给灵武百姓留下极为深刻的影响。在此同时，他发现了西夏文经木活字版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并及时将这些珍贵的文物上缴给宁夏最高官员、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此事记载于《甘宁青史略》中：“民国六年九月，宁夏灵武县发现西夏写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于城墙内掘获西夏写经两大箱，毫无损坏，送往宁夏镇守使署。”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余鼎铭先生爱护文物、及时上缴的品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一个旧时代官吏典守操行，不私吞隐匿珍贵文物的优良人品和德行，这种行为和一些旧社会的官员的处事行径截然不同。联想到军阀孙殿英盗挖慈禧陵，马鸿逵泰山掘宝的罪恶行径，更感到余鼎铭虽是民国官员，其品行仍有令人钦佩的闪光点。
余鼎铭发现并上缴的这批西夏文经非同小可，是民国期间宁夏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这次发现对考古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经文应是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本，是记载元代党项族佛教活动的珍贵实料，它的出现，将过去已形成的学说即元代王祯发明木活字印刷术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多年。同时对于研究西夏文化、西夏文字、佛教活动、印刷术提供了实物，文经堪为国宝，其价值珍稀宝贵，现存于宁夏、甘肃及北京图书馆和日本东京等处。就余鼎铭知事未敢隐匿迅速上缴此举（在发现文经后，他曾召集一些灵武文化人在县衙内观看和研究过，深知其珍贵价值）堪为高尚，这是余鼎铭保护历史文化的一件巨大功绩。
余鼎铭在灵武任职一年多时间，面对秦渠泥沙澄积。水道阻塞，致使农民两年未灌冬水的现状，下大力气整修清淤。在修整疏通秦渠灌溉水利设施时，每日徒步往返工地督察，自清晨到黄昏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并且对整修乡间道路、县城内道路铺设、挖掘清理淤泥沉积的护城壕、拉运清理城乡垃圾等多项便民工程都作出精心布置安排，付诸实施，为造福乡梓，作了很多利民的实事，得到了灵武百姓的肯定。余鼎铭在灵武任知事，曾有很多轶闻传说。如惩治耍赌的仓官；惩处欺压百姓溜须拍马的铜匠；街头受理一老妪诉状，杖责其不孝之子店小二；修城墙令拔贡脱衫搬砖；等等。这些传闻能广泛流传到百年之后，说明了这种认识在民间已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可见“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很实在的一句话。
时间过得很快，余鼎铭在民国六年初夏又被调往宁朔、宁夏等县任知事，他在任职期间仍奔波乡里镇间，曾为百姓办了一些实事。从《民国省政十年述要》中的史料记载，余鼎铭在民国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任建设厅厅长时，对省内水利渠道的开发建设、修整道路交通及林场苗圃的设立，都尽了自己的努力。
在时局动荡不安、政风败坏、官吏腐败、人民生活贫苦的民国年间，官吏能洁身自好，为乡亲造福实为不易。从余鼎铭个人的品行操守来讲，在灵武任职期间没有什么劣迹可谓难得。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余鼎铭在灵武任职期间的从政过程，给予客观公正的肯定和评价，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民国后期余鼎铭年老体弱，逐向上递交辞呈，告老休养。大概是他在灵武任职期间，遍览灵武山乡，感觉到这里东邻丘陵，西毗黄河，是地灵人杰、民风淳厚、文化底蕴厚重的风水宝地，也许是当年他和灵武的一些乡党商贾关系融洽，他曾在灵武县城中心的柳树巷，居住了很长时间。闲暇时和街坊及文友们谈论诗文，弈棋饮茶，安享晚年，虽闲居休养，仍关注着灵武公益事业的发展，县衙、商会店铺的一些官员掌柜，也经常因事上门求教。灵武县县长潘瀛曾因灵武城墙约300米的地段砖石脱落，城垣土方倾塌的修复工程，专程前往柳树巷余鼎铭的寓所求教施工方案，并邀请余鼎铭参与修复工程。这大概是余为官多年，在修渠建桥、修建寺庙、修缮古旧建筑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所致。也可这样理解，余鼎铭曾是一位戴乌纱帽的土木建筑专家吧。
余鼎铭在灵武任职期间，能下大力气修复残破的城垣，给老百姓留下的印象很深，为记述这件事情，灵武的一些清末拨贡、绅士、百姓在民国五年撰文勒石成碑，安放在县衙内，这方《灵武县长余公重建城垣碑记》的原文是：
恭纪四等文虎，五等嘉禾章存记，道尹统领保卫□□兼巡防营务处，代理灵武县长，余公重修城垣碑记。中华民国五年，丙辰□□七月，陕右余公介彝，以朔方军副□，兼权灵武县籇，下车伊始，百废毕举，首筹修治城隍，疏淩路渠，增旧制壮，新观，数百年未有之盛举也，灵武为古要塞，自李唐以来，控扼河朔者，持此一隅，是以安史倡乱，肃宗之即位，郭李之勤王，两京之克复，莫不胚胎於此焉，惟是年，□代湮继起无人遂致疆场，鞠为棘刺，名胜付诸沙砾矣，公於莅任之第二日，登城周阅，见稚堞之崩倒，墙垣之陷裂，不禁喟然叹曰，灵武面秦陇而背河套，三面受敌，四战成形，今残废若此，没有发急，何以保吾民哉，於是筹巨款，集丁壮，它工□材，大兴土木，举凡顶垣之罅，隙腰墙之坍塌，八门之敌楼，四隔隅墩台，无不一律建筑，又□城□濠，引水悬□跨桥，使向之断垣零落者，今则城高池深矣，可战可守，居斯邑者，免釜鱼幕□之忧，其造幸□□□□□□盛欤然，公之善政尚不止此也，邑有秦渠，为一方命脉，自上年冲刷后，民间两年未灌冬水，因兹荒□频仍，公念及於此，延调民夫，雷厉风行，未匝月而渠工竣，民田灌溉，泛滥无復，涸水之虞其最难忘者，公於视事之，除徒步督工，自睐爽以至黄昏，日日如是，更念卫生之宜讲也，凡街衢之秽污，道路之荒芜，务令清之理之，非康庄不允焉。呜呼，守土省多矣，孰肯瘁心劳力也，思所以垂永远者，特自捐廉济工外，并在本城商界暨炭船各项筹捐，大钱贰佰伍拾串文，发商生息，作为修城常年经费，其经理者□，睞商界修治者，□绅董互相监视，以期杜侵蚀，而垂永久意至良法至善也，同时时尚有，警备队长康佐辅，排长党明和，绅者王登科，朝夕从事，为公分任其劳者，邑人士感公之恩德，悯公之劳苦，用誌事实，刊之於石，以期不朽云而。
阖邑绅商：黄钟毓、施栋、李中□、福盛德、李文焕、王廷仁、王玉赞、马天禄、马玉良、周镇岐、朱锡麟、李玉鼎、谢福、徐殿元、王鼎、郭成、孙强。仝鞠躬中华民国五年岁在柔兆执徐应钟谷月旦立。
这方功德碑碑文言简意赅，字迹铁划银钩，十分精美，篆刻功夫到位，石碑材质为青黛色，石质细润。在碑文周边，用浅浮雕的技法，刻着精细的花纹，可以想象，当年和碑盖碑座碑身三位一体，非常气派高大。遗憾的是，断裂和碰撞使碑文掉了二十多个字及失去了碑盖、碑座，成为一件憾事。自古以来，老百姓仁义善良，爱憎分明，心中装着一杆秤，对历任官员以宽厚的心情对待，也用目光注视着历任官员的言行，对中饱私囊、欺压百姓、贪污腐化、无所用心的官员，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态度是嫉恶如仇的。反之，对历任官员只要是做过有益于乡亲的好事，老百姓是记在心里的，这方《灵武县长余公重修城垣碑记》功德碑，是灵武百姓对余鼎铭在灵武任职修整城垣等实事最高的表彰，也是对他的抬举和嘉奖。民国期间，政局混乱，民不聊生，吏治腐败，余鼎铭在灵武能洁身自好，做益于百姓的事情，受到百姓嘉奖，实为不易。尽管被称道的余鼎铭和立碑的十七位商贾绅士百姓的背影今日已模糊和遥远，但是今日研读其碑文，纵观余鼎铭的业绩和百姓的评价，使人仍感到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现实意义。这方历经劫难沧桑、遍体鳞伤的功德碑被拉到园艺场，职工们细心的用水泥浆将两截断裂的碑体粘接到一起，并用青砖砌筑了碑的两侧，上下加筑了碑座和碑盖。和其他79块明清墓葬石刻摆放在一起。石碑经整修耸立后，显得高大雄宏，它历经风霜劫难后得到了最好的归宿。碑林周边栽种了沙枣、刺槐等耐旱树种，成为一处风格独特的旅游景点。
当人们漫步在这片独特的风景点时，思绪将回到百年前，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回眸百年风云劫荡，感觉到一种蚀骨的凄凉悲哀，思绪是一种感伤的凄怆噓叹。民国五年到戊子春月，时光虽已逝去百年，当今天人们站立在这方《灵武县长余公重建城垣碑记》的石碑前，让人们想起老子的《道德经》中的几句话：“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让人冥思自忖，上善若水，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含义。品读碑文，仍能读出余鼎铭曾为灵武公益事业付出辛劳的一束光彩，在一种肃穆中，让后人想象，在如茵的绿草里，仿佛有一种根系和归宿的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