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银川
灵武园艺场于新中国成立前建场，当时只有十几名职工、干部。50多亩园子，主要栽有梨、枣、李子、杏、桑树、葡萄和一些花卉。后来宁夏农科所果树研究室设在园艺场，承担起全区的果树引种、栽培技术、品种选育及推广工作。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完成了宁夏苹果引种及幼树越冬的技术课题，开始了宁夏苹果的大面积推广工作。职工的队伍由十几人扩大到60年代的100多人（记忆中当时有124人至147人）。职工组成有浙江支宁青年100多人、园艺中学留场十几人，1961年到1964年先后从吴忠、灵武等地招收了40多名知识青年。
这批知青到场后，首先改变了园艺场职工的知识结构，他们都是当时大中专或高初中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小的十五六岁，大的二十几岁，他们被分配到场部机关或生产队工作。记得从吴忠招来的有游泳、丁俊喜、贾长文、王学礼、王安元、曹风亭、杨建荣、马淑珍、周绍新、马连成等人，从灵武招来的有唐世雄、郗银川、李梦诚、夏生国、毕果、皇虎、李光宗、苏金凤、常润、孙淑英、李俊宁、吕玉骥、李克勤等人。
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的业余生活很乏味，除了打扑克、下象棋，再就是周末晚上结伙到县城电影院看场电影。有线广播效果很差，收音机全场只有很少的几台，还不敢经常听，怕被扣上收听敌台的罪名。自从这批青年到场后，改变了场内死气沉沉的面貌。场内给各队制作了简易篮球架、乒乓球台，每天下班后，篮球场、乒乓球室都没有空过。场里还利用农闲组织全场篮球、乒乓球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职工们的球艺也不断得到提高，场里又组建了场队，经常参加灵武县的篮球比赛，并多次取得前几名的好成绩。当时徐文贞、唐世雄、虎维国等同志被选为县篮球队主力队员，参加全区篮球比赛。由游泳、李光宗、郗银川三人组织的乒乓球队，参加全县乒乓球比赛，获得全县乒乓球团体赛第三名。
在文艺方面，这批知青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导、自演各种节目，参加人数不断扩大。他们除在场演出外，还经常参加全县文艺晚会的演出。丁俊喜、李俊宁等同志被县文艺宣传队选为主要演员。丁俊喜同志在县宣传队与王翠花等同志排演的宁夏数花《沙枣花开》，参加了全区文艺汇演，这个节目被自治区选为参加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的主要节目。后来进京时，丁俊喜同志没有被选上，换了男主角，但丁俊喜、王翠花同志是这一著名节目的原唱。王翠花同志在北京参加了调演后，这一节目被选为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演出的节目。这一节目受到中央的好评，后来又拍摄成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虽然丁俊喜同志没能进京参加演出，但他也为这朵宁夏民族文艺的鲜花浇灌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这批知青都生长在城内，刚从学校走向生产岗位，对果树生产技术掌握太少。记得1964年春天，在现在的一号机房东栽枣树，当时的枣苗大都是从大树根部挖的苗子，很多树苗还没有修剪，根部是独干，而上部有很多分枝，有一青年栽时没有看清，把树苗反栽上了，被发现后受到了批评。这一事成了职工的笑料，但也提高了广大职工要努力学习技术的热情。
20世纪60年代初，园艺场只有不足2000亩的新垦果园，荒地较多，到处是坟头、古墓，一到夜里到处都有磷火。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晚上都不敢出去。有一次夜间在知青房内，互相比谁的胆子大，赵玉轩同志说：“我的胆子大，什么都不怕。”在新开垦的梨园中刚挖出一个古墓，从古墓砖墙中间打开了一个洞，洞口离墓底还有一米多深，洞的大小刚能进去一个人，里面的棺材基本完好，尸骨未动。有人提出说：“谁的胆子大敢到墓里拿东西？”赵玉轩说：“没问题。”夜间，我们几个人用报纸包了几块饼子，放在棺材内，再把盖盖上，回来后，一起打扑克到深夜12点多。赵玉轩一人去拿，走时不让带手电和火柴，结果十几分钟后，赵玉轩就把东西拿回来了，自此以后人们给赵玉轩给了个绰号“赵大胆”。其他同志的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
1963年，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园艺场也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人人争做好人好事，甘当无名英雄，积极向团组织靠拢，各队的厕所、会议室等公共场所的卫生，每天都有人去打扫。团组织经常组织青年参加各种义务劳动。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50年，这批热血青年为园艺场的发展、壮大贡献了一生。这批人中后来有的走上了园艺场各级领导岗位，有的成了专家，有的成了教师，大部分同志为果树生产奉献了一生。现在他们都已年过花甲，离开了工作岗位，还有不少同志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这片热土，长眠于地下。但他们未完的事业，还有他们的子孙继承。这些第二代或第三代现在有的已经走上场内各级领导岗位，有的是园艺场的生产骨干。我相信在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新的这届党委的带动下，园艺场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