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后期，周族崛起于渭水流域，周武王即位后，发动了伐商战争，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然后分封诸侯。各诸侯国的礼俗、民风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有不少诸侯国保持着崇蛇或重视蛇的传统。其中出自周族的姬姓诸侯，继承的周族传统比较多，对蛇的认识，应当反映了周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神蛇迷信等观念。而另一些诸侯国的传统文化渊源有自，如吴越文化、楚文化等都有着与周文化大不相同的特色。但这些文化中也都很重视蛇，原因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各地区广泛流行的蛇图腾与蛇崇拜。
（一）梦蛇 女儿降生的预兆
周人有重视占梦的传统，传说周文王和周武王在灭商之前都做过一些吉梦，周文王还曾用占梦的手段来选择贤臣。占梦的方法很多，其中使用较多的是象征法，即用梦中具体的物象来表现与之相关的事情。
《诗经？小雅？斯干》说：“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意思是说：在下有蒲席、上有竹簟的处所安睡，睡起来就去占自己的梦。好梦是什么？是梦见熊、？，是梦见了虺、蛇。大人占了这梦，说梦见熊和？，是生男子的吉兆，梦见虺和蛇，是生女子的吉兆。
为什么梦见蛇是生女儿的吉兆呢？古人解释说，虺、蛇都是阴物穴处，柔弱隐伏，所以是女儿降生的预兆。而熊、？在山，阳之祥也，所以是男儿降生的侦兆。这里所用的占梦方法就是象征法。大约周族认为梦蛇生女的传统心理由来已久，占梦的“大人”便利用人们的这类传统心理来解梦。
周人虽然重男轻女，但仍将梦蛇视为一种吉兆。这种观念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从后世的种种“解梦书”中可以看到，梦见蛇多属吉兆，如：梦见蛇当道者，大吉。梦见蛇虎者，主富，吉。梦见蛇叫者，大吉利。梦蛇入怀中，生贵子。梦龟蛇相向，主财至。梦食蛇肉，主好运。美国爱伯哈德在《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中说：“梦见蛇有不同的解释方法：梦中遭到蛇的追赶表示有好运气；梦见黑蛇是要生个好姑娘；梦见灰白色的蛇则生儿子。在台湾，梦见蛇意味着财产将受损失；如果蛇是盘成一圈，围绕着做梦者，那么就表示做梦者的生活将要发生很大变化，这主要是根据蛇蜕一次皮就要发生一次大变化而想象出来的。如果一个男人梦见一条蛇，那么就表示他又要新交一位女友。”
占梦的迷信活动在发展中吸收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内容，使迷信类型多样化。周人梦蛇生女的迷信内容，虽然也残留到后世，但对于梦蛇的解释却不仅仅限于生女一事了。
（二）两蛇相斗 不祥之兆
《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这一年居住在栎的郑厉公侵郑，在郑地大陵擒获了郑国大夫傅瑕；傅瑕请求放了他，答应将为郑厉公做内应。郑厉公与傅瑕盟誓，放他回郑国。六月甲子，傅瑕如约杀死郑国当政的国君及其两个儿子，接纳郑厉公入郑。在此事发生之前，郑国曾经出过一件罕见的事，在郑国南城门内，两蛇相斗，一条蛇是城内的蛇，另一条是城外的蛇，内蛇在相斗中死去。此后六年，郑厉公入郑。有人认为，两蛇相斗就是这个政治事件的征兆。蛇是北方水物，水成数六，所以经过六年厉公入。这当然也是一种迷信的解释。汉代以后，产生了所谓“龙蛇孽”的迷信思想，认为蛇的某些活动如两蛇相斗等是不祥之兆。《汉书？五行志》中说，刘向就认为，春秋时期郑国两蛇相斗、内蛇死的事情就近于“蛇孽”。
汉以后的史书中，记载蛇的反常活动之例甚多，每见于《五行志》中，一般称为蛇孽或龙蛇孽。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本书第五章中再作介绍。
（三）《龙蛇之歌》
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追随他的有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和介子推等人。重耳流浪了十九年之后，终于回国即位，为晋文公。他赏赐随他逃亡的亲信而未赏赐介子推，介子推也不求食禄，和母亲隐居在？？上山中。介子推的从者认为不公平，就在宫门上写下一首《龙蛇之歌》，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其词是：“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晋文公看到了这些话，说：“这是说介子推啊。我只顾了王室的事情，还没有奖赏他的功劳”。于是再派人去召介子推……
《龙蛇之歌》中的龙指春秋时期的一代霸主晋文公，五蛇指追随晋文公的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五人。君为龙，臣为蛇，与明清时代皇帝穿龙袍，大臣上朝穿蟒袍的情形类似，龙与蛇的象征意义也一致。
在春秋时期晋国人的心目中，蛇的地位相当高，可以用来象征、比喻晋文公的五位臣下。但是当时龙这种虚构的神物早已出现，并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蛇的地位已经不能与之相比而低一个档次。君主喻龙，臣下喻蛇；圣人喻龙，君子喻蛇。尽管君臣之间、圣人君子之间有上下尊卑之别，但地位均高于一般百姓，说明龙蛇都受到人们的尊崇。
另据东汉蔡邕《琴操》所记，《龙蛇之歌》的词是：“有龙矫矫，悲失其所，数蛇从之，周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龙返于渊，安其壤土。数蛇入穴，皆有宁宇，一蛇无穴，号于中野”。一蛇指介子推，介子推在随重耳流亡时曾割腿上的肉给重耳吃。这里所记的歌词与《史记？晋世家》记载的歌词大意一致，但更突出了介子推的功劳，并且以“号于中野”来表达“一蛇独怨”的强烈程度。
（四）青铜器的蛇纹饰与蛇造型
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蛇纹饰，当时并不是主体花纹，只饰于器物的次要部位，起陪衬和点缀的作用。到西周时期，蛇纹基本不见。春秋战国时期，又流行蛇纹的新形式，有人称之为“蛇再度复苏”。这一时期的蛇纹饰在形态和种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较多见的称蟠虺纹。此外，有造型为正视的、侧视的，有单体的、群体的。其中有的蛇还被安上了耳、爪或牙。
蟠虺纹的形态特征是：小蛇蟠绕，个体较小，若干小蛇构成几何图案，结构自由，有的为卷曲和交连状。
有的研究者认为：“蟠虺的祖型并不完全是蛇。因为东周以后始流行的四方连续图案内本来是以体形较大的龙为题材的，后来这种连续图案逐渐向规范化和抽象化发展，终于在春秋中期派生出了微缩的蟠虺纹。”从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来看，“虽然从早期到晚期都有所见，但其数量和比例呈早盛晚衰的趋势，这与同时期晋国铜器纹饰的发展变化是一致的。在晋以外许多地区，蟠虺纹则一直盛行到战国初期以后，所以它曾被认为是战国时期最盛行的纹样。”
春秋晚期，青铜器花纹繁缛细密，其中交缠的各种龙蛇纹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纹样。形式多种多样，是在春秋中期同类花纹微型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微缩的蟠虺纹”。分解成单体来看，有的还具有头尾和钩形小嘴，有的图像缩得很小，只用极细的双钩来表现，而具体部位省略变形，看不出眉目首尾。所以大部分青铜器上的这类纹饰中龙蛇难辨，界限模糊。
有一类蛇纹，形态介于夔龙与蛇之间，形体大于蟠虺纹中的虺而小于夔龙纹的龙。有一爪或无爪。造型为侧视的蛇遍体细鳞，一正一倒地缠在一起。一种无腿，张口露出一枚利齿，并吐出一螺旋状物。另一种与前一种头向相反，有一只后爪，细尾，张口露齿，但口中无螺旋状物。
还有一种由弯曲变态的小蛇和动物的眼、角、须、鳞组成图案的纹饰，有人称之为“散虺”，也有人称之为“蝌蚪纹”。这种纹饰出现在春秋晚期。图案中爬虫状的动物是蛇的微型化和抽象化，而并不是蝌蚪，所以这种纹饰仍属虺纹。
饕餮衔蛇纹饰中，主体纹饰是饕餮，在这种图案中，饕餮这种传说中的怪兽圆睁双目，牙齿外露，两只前爪紧抓着两条蛇，送向嘴里。虺蛇身体扭曲，拼命挣扎。
龙衔虺纹饰“多为铜器表面花纹，根据图案尺寸和陶范弧度推测，它们大多应该用于某种大型铜器上”。在这类纹样的一块平面花纹模上，一条生着角和羽翼的长鼻龙抓咬着一条虺，虺正在奋力挣扎，而后边有一条双唇外翻的龙用长冠钩住了长鼻龙，又用爪抓住长鼻龙的尾部。这一龙蛇争斗的场面生动、热烈，富有戏剧性。
除了饕餮衔蛇、龙衔蛇纹饰中的虺蛇地位比较突出之外，春秋战国时期蛇纹饰中相互缠绕的群蛇不分主次，一般没有被特别突出的个体。
春秋中晚期盛行的蟠虺纹，多是用方块印模法印铸的。大部分同一部位、同样花纹的模都只有一块。所以同组花纹反复的现象常常出现。这说明当时印模花纹的技术已经被普遍采用。花纹与器形都趋于规格化的青铜器，应该更具备了商品的特征。
虺蛇作为铜器的装饰纹样，主要是起美化器物的作用，并不是被崇拜、信奉的神灵。
蛇造型青铜器主要见于北方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如：双头蛇饰件、双蛇銮铃、双蛇纠结铜饰等。这些青铜器继承了北方地区先民们重蛇的传统。早在新石器时代，北方地区的陶器中就流行蛇纹装饰，如前面提到的蛇纹鬲、蛇纹罐等。蛇造型青铜器，是这一地区重蛇之风在青铜时代新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龙纹剑有透雕蛇纹鞘，蛇一首双身，左右盘绕，造型别致。
（五）吴越文化、楚文化与蛇
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一带，周代属吴越文化分布区。
吴人与越人都有崇拜蛇的习俗。《勾践阴谋外传》说，越王勾践降吴时，曾使工匠雕刻神木“状类神龙”，献给吴王夫差作为贡品。另外，据说伍子胥在筑城时，因为越国分野在巳，巳为蛇，于是设计建造了一座蛇门。吴国分野在辰，于是城门上造“两鲵”形象，象征龙。《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说，吴王夫差赦勾践回国时，送他“于蛇门之外”，说明蛇是越国的象征，也受到吴国的重视。
《尔雅？释地》敦璞注：“江东呼两头蛇为越王约发”。看来，越王曾戴两头蛇形的约发，这更体现了越人崇拜蛇的习俗与心理。这种两头蛇形约发由王佩戴，相当于一顶王冠。说明蛇在当时被越人视为神明、圣物或权力的象征。类似的情况，在古埃及也曾出现过，埃及的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的头饰上，就镶嵌着一条眼镜蛇。这条蛇昂首向天，蛇身弯曲着与圆箍相连接。头饰以黄金制成，中央镶着圆形红玉，上下饰蓝色和浅色玻璃。古埃及人崇蛇，把眼镜蛇奉为下埃及的象征。因而在这件相当于王冠的头饰上造出蛇的形象。我国古代的越王约发的质料和具体形状已不可考，估计也应是一件精致、珍贵的艺术品。
吴越文化的青铜器，也常饰蟠虺纹。其数量比例较中原地区更大，究其原因，是当地崇蛇之风较中原更盛。吴越之地多蛇，人们对蛇也更为熟悉，对蛇的美感体会更多，所以也就更习惯于用蛇形来美化器物。
福建古称“闽”。《说文解字》说：“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而门中有一条虫（蛇），形象地表明闽人崇蛇的文化特征。《汀州府志》载：“春秋勾践灭吴，兼闽为闽越地。”实际上在此之前，越与闽的文化特征就很接近，崇蛇风俗极盛是其共同文化特征之一。
楚文化分布在上古时期的苗蛮集团故地，继承了当地的崇蛇风习。在与吴越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彼此的崇蛇、重蛇习俗也随之交流，相互加强。汉代画像石中蛇身神灵颇常见，神话传说中亦多神蛇，这就是由于汉高祖刘邦本是楚地人，统治集团成员中多楚人，楚文化中的崇蛇之风到西汉时期便开始发扬。
楚人对蛇的畏惧和迷信也很强。汉代王充的《论衡？福虚》中说：“楚相孙叔敖为儿之时，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对其母泣，母问其故，对曰：‘我闻见两头蛇死，向者出见两头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对曰：‘我恐后人见之，即杀而埋之。’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之，汝必不死，天必报汝’，叔敖竟不死，遂为楚相。”
唐代韩愈有“一蛇两头见未曾”的诗句，不过，在楚地、吴地、越地，有一种头部与尾部形状、粗细相近的怪蛇。尾似头，头尾又都有黄斑，所以有时被人们误认为有两头，而称之为“两头蛇”。楚地流行“见两头蛇的人要死”的迷信说法，是楚人畏惧这种怪蛇的结果。
公元前334年，楚灭越，部分越人与楚人融合，双方的崇蛇风习在楚、越之地长期保持，并且在汉代产生了全国范围的巨大影响。另一部分越人分为若干支系，分踞沿海一隅。其中闽越保持的崇蛇风习最多。到明代，还流行着镇闽王庙有左右二将，曾化为青红两蛇，常在香几间显灵，闽人有祷即应的传说。直至现代，残留于闽人中的崇蛇风习，仍然多于其他省份、地区。
（六）巴蜀文化与蛇
商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分布于今四川境内，巴文化与蜀文化各有特点，也有不少共性，常被合称为巴蜀文化。
巴在小篆中作“□”。《说文解字》释其为：“虫也，或日食象蛇，象形。凡巴之属皆从巴”。蜀字从虫。所以巴人应本以蛇为图腾。蜀人以蛇为图腾的证据不够充分，但也有过崇蛇之风，留下了与蛇相关的神话传说。
据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宋《太平寰宇记》卷八四、明曹学？《蜀中名胜记》卷九的记载，蜀保子帝九世，有开明帝，建立了蜀的宗庙。周显王在位时，蜀王开明十二世有褒汉之地。在山谷中打猎时遇到了秦国的惠王。秦惠王送给蜀王一笥金，蜀王回赠了珍奇玩好之物，但不知因为什么，这些物品到了惠王手中就变成了土。惠王很生气，但群臣祝贺说：“这是天意，大王将得到蜀国的土地了”。秦惠王转怒为喜，就用石头作了五头牛，在牛的后边洒了些金子，说这是五头牛排泄出来的。蜀人想得到这些“神牛”，派使者去请石牛，秦惠王答应了这个请求。于是蜀王派了五丁力士去迎石牛。
五丁是五个壮士，力能移山，可举万钧重物。他们逢山开路，使蜀道直通于秦国。从这条路上“请”回了石牛，但石牛并不能排泄黄金。蜀王发怒，把石牛还给了秦，还嘲笑秦人说：“这些东方的放牛小儿”。秦人说：“我们虽然放牛，却要得到蜀国”。蜀的武都有一美艳女子，是山精化成的，蜀王纳她为妃。这位蜀妃当年与五丁同生，被父母抛弃在溪水旁。后来人们听到呱呱的啼哭声，一看，是一女五男。
蜀妃因不服水土，想离开蜀王，蜀王一定要挽留。还作了一首《东平之歌》，希望歌声能使王妃快乐。过了不久，蜀妃去世，蜀王很哀伤，就派五丁到武都担土，造了王妃墓，占地数亩，高七丈。墓上有一石镜，这就是后来成都北角武担。秦惠王乘此机会，表示愿将五位秦女嫁给蜀王，蜀又派五丁来迎接秦女。返回蜀国的途中，路过梓潼，看到有一条大蛇，钻到了山石的洞穴里。五丁之中的一位，去揪住了大蛇的尾。拼力向外拽，但是怎么也拽不动。其余四位壮士也来帮忙，大声呼喊着与大蛇角力。五丁和大蛇的力量都太大了，致使山崩地摧，五丁力士和五位秦女都被压死，山也分为五岭，蜀王很伤心，到这里来凭吊，把山命名为“五妇冢山”，并在山上修了“望妇堠”、“思妇台”。后来这山也叫“五丁冢”。
周慎王五年秋，秦国大夫张仪、司马错等率兵从传说中五丁开辟的“石牛道”伐蜀，蜀王逃走，死于白鹿山，蜀国灭亡。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他脍炙人口的诗篇《蜀道难》中，写下了“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的名句，说的正是五丁拽蛇使山崩塌的神话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