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soft power）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 Nye， Jr）1990年提出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大概在1990年代后期的中国学术界引发了注意与研究，近年来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而直接进入国家重大决策层的视野。一个反复被陈述的事实是：后奥运时期的中国已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在诸如经济等方面的硬实力已经足够强大，而与之不相称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薄弱。故而，与美国、韩国、日本等确立了文化发展战略且取得了显著实绩的国家相比，发展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显得尤为紧要。只有发展了文化软实力，我们才能在国际上拥有更良好的大国形象，才能在文化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在诸多国际事务中才能更有发言权。
在这样的陈述中，我们注意到了“国家形象”这个关键词。在人们看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能够让我国享有更高的国际声望，只有通过“文化”的营造才能发挥“软性”而持久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征服力，“国家形象”的最终完善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与支撑。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人们认定文化软实力的意义常常都体现为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从政府到学界更重视的就是如何对外正面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不断推动“中国文化外交之年”的成型；津津乐道于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创办；以国际上日渐升温的“汉语热”为荣；在北京启动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全球发行工程（2007年1月12日）……这一切的努力，都意在“向世界说明中国”，这一切的欣喜，都因为我们“向世界说明了中国”。
重视“国家形象”也就意味着我们潜在的诉说对象是外国受众。
毫无疑问，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和展示将外国受众作为潜在的诉说对象，以展示中国作为文化古国的吸引力为重点，这是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的。但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如果我们仅仅将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意义界定为向世界“说明”中国，这种潜在的辩解姿态是否有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能否从根本上建构起更为强大的中国国家文化？
很明显，外国受众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接受者、倾听者，而是有一整套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现实权力的对象。对于外国受众，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受众，是否一味展示东方文化的“异样魅力”就总能构成“吸引力”？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能建构成功，那么，这个看似“软性”的国家形象的背后，一定有着坚实的“硬道理”的支撑。
什么是“硬道理”？就是我们国家民族自身社会文化建设的坚实成果，它包括社会文化良性结构的建立、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吸引力，等等。一句话，就是在单纯作为“技术”手段加以宣传的种种技巧之外，国家民族主体的实际性的发展和成就。
所以，我们在当今讨论文化软实力，从本质上说，不是要以辩解的姿态放弃自己的本位追求，为了一时的对外宣传、美化中国的形象而自以为是地一味“展览”并放大中国的“异样魅力”，去盲目迎合、追赶人家的文化口味，而应该重拾我们的文化自觉性，从建构我们自身的文化正当性出发，找到“不去教堂，不念圣经”却能让中国人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文化纽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许会有偏重于宣传自我形象的阶段，但从长远来说，这种形象宣传只有与我们对中国真正的社会文化的关注与积极建构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最终有助于增强我们国家的文化力量，提高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真正的社会文化的建设，中国真正的文化凝聚力的形成，这才应该是我们研究文化软实力的目的，这才是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硬道理”。只有考虑到了这个“硬道理”的“软实力”才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真“实力”，只有这样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才是有根的研究，建基于这个宏大地基之上的文化展示，才是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
（与杨华丽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