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现代性的“未完成”角度加以观察，我们依然可以说启蒙的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不过，在政治文化、大众文化与中国式“后现代”等多重文化冲击和扭曲之中，所谓的“启蒙”也变得格外的复杂和暖昧了。在新世纪，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一个启蒙思想家对启蒙的思考和理解也必然包含着对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之路的种种反恩和自省，更汲取了西方当代思想家对启蒙文化的各种深刻的追问和批判。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王富仁提出“新国学”主张已经不等同于过去那样对启蒙的简单维护，其中，分明包含了论者对90年代以来对五四启蒙传统面临的种种重大挑战的新的回应。
在1980年代，启蒙的叙述往往在简捷的“反封建”逻辑中进行，但是，如此政治色彩很强烈的论述却不时掩盖了我们对“知识”本身问题的揭示。“新国学”的论述是在现代知识论的立场上进行的全新的展开。王富仁先生反复指出，“新国学”不是一个排斥性的概念，它恰恰是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发展确立一个宽广的空间；这样的“确立”不再是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的，而是回到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学术——中来，“学术之所以与人类以及一个民族的其他社会事业有所不同，就是因为它在人类以及一个民族之中，具有其他社会事业所没有的独立力量，也能发挥其他事业所无法发挥的独立作用”。借助“新国学”的倡导，王富仁为“学术”作了全新的正名。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的飙升是作为“政治”思维下降的重要结果，然而，简单的“去政治化”就如同过去简单的“政治化批判”一样，也许本身就包含了我们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忽略和冷漠，学院派学术活动的“学术”究竟该有怎样的意义，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在王富仁看来，提出知识分子的学术立场，既是从过去那种政治立场的“回归”，但同时却并没有放弃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关怀：“学术是对现实实践关系的一种超越，但这种超越也是建立在对它的关切之上的。没有关切，就必须超越；有了关切，才有超越的愿望和要求。”在这里，王富仁对当下学院派学术的批判态度十分明显。作为一位常常以“社会派知识分子传统”自诩的学人，王富仁对“学术”的理解可谓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文化传统面临的挑战的最有力的回应。
在过去，启蒙的叙述又往往体现出了鲜明的“二元对立”的对抗性思维，即对某种启蒙文化的倡导必然要以对相反倾向的反对为前提。今天的“新国学”体现了一种新的深刻的包容思想：将一切学术和知识纳入到“现代文化”的框架当中，这就为我们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找到了彼此对话和沟通的“思想的平台”，这是一种突破“二元对立”思维的新的包容，但却不是丧失自己立场的无原则的宽容，它的立场始终都相当清晰：维护和发展现代文化的新的传统。王富仁先生进行了相当深刻的反思：“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包括我们的学术是分而又分的，各自有各自的价值标准，各自有各自的评价系统，假若没有一个超越性的价值标准，我们之间任何一点微小的差异就会导致我们之间的分裂，而一旦分裂就没有了一体的感觉。”“所有这些二元对立的文化框架和学术框架都几乎绝对地将我们分裂开来，彼此构成的不是互动的学术体系，而是彼此歧视、压倒、颠覆、消灭的关系。”“实际上，我之所以认为‘新国学’这个学术观念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学术观念，可以成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学术的和精神的归宿。”同时，“这绝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及其学术活动是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的，也绝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之间就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学术论争。”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过程中，对抗思维不仅仅体现在启蒙的呐喊，同样显示为“国学”的固守——以“国学”抵御外来文化输入可能形成的文化窘迫，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我们都难脱对抗的阴影。
相反，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无论是新的启蒙文化还是“国学”的探求本身都可能出现宽大的思想格局。只有超越“对抗”，我们才可能完成真正的文化创造。
在过去，在我们所熟悉的论述中，反复论证的对象要么是启蒙叙述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要么是国学所维护的“传统”“民族性”等等，而作为新的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人的创造性却没有获得集中的关注，因而现代文化如何能够在千年传统面前确立自己始终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王富仁“新国学”的论述恰恰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并予以全面的彰显，他论述的不仅仅是现代知识的流变，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如何真正发挥的重大问题：“学术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后一代知识分子若不通过对前一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否定、批评、修正或补充，后一代知识分子就无法建构自己的学术，甚至也无法创造新的学术成果。而假若他们不能建构自己的学术、创造新的学术成果，前人的经验和知识在他们这里也只能是一些散乱的常识，一些不可靠的知识。不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通过反思、反叛传统而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的。”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不仅关乎文化发展的未来，其实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于过去历史与传统的“整合”。
与人类思想史上的许多精神遗产一样，启蒙文化的传统也不仅仅是18世纪的一系列现实目标，“开启智慧与理性”应该是其深远的依然具有生命活力的指向，这一指向理所当然地也需要我们对人类及各民族生存问题的新的揭示，需要我们对各种异质思想文化的新的回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理论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启蒙文化的坚守和发展，他以对十余年来质疑启蒙、质疑五四文化传统的有力回应为基础，再一次体现了启蒙文化之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有效性，同时也以回应中的丰富的思想，深刻地证明了这一文化自身具有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广阔前景。
从“国学”到“新国学”，启蒙时代的历史进程发生了转折，然而，对转折的历史最负责任的回答却是那种深刻的坚守，自然，坚守是以自我的反省为前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