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拨乱反正”中起步的时候，就开启了一项重大工程，这就是被列入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这一工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并主持，规模宏大，计划分甲、乙、丙三大系列总计200余种著作，自1982年起陆续出版，进入199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工作程逐渐停止，到新世纪为止完成了其中60种的编撰。因为大多数著作都出版于二十多年前的1980年代，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十数家分散推出，到今天实在已零落散乱，收藏不易。2010年伊始，知识产权出版社将已经面世的各种著作尽数搜集，在《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之名下再次隆重推出，全套凡60种81册逾3000万字，蔚为大观，令人瞩目。
1990年代以降，学界有“反思八十年代”的思潮，至近年则有“重返八十年代”之说，其“思”其“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其中的一种判断却似乎颇具影响，这就是说，1980年代的中国是“思想传播”的时代，不是“学术建设”的时代，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更重视新思想的倡导，在很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作为“学术”的一系列要求，诸如文献史料、学术规范等等，只有进入1990年代，我们才真正进入了“学术”的自觉，到今天也才有了自傲于“学术峰巅”奚落80年代“残缺”的充足的理由。其实，这样的历史描述本身就属于某种“想象”，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新时期学术研究在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和学术理想，诸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回到文学本身”“拨乱反正”之类的表述就是知识分子挣脱政治意识形态束缚，探索文学自身面貌和规律的真切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史料建设就是在这个时候揭开序幕的，只要我们看一看“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这一工程的参与人员就不难知道当时的巨大的学术动员效果，“编委会”主编由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担任，副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和副所长马良春，编委中包括了丁景唐、贾植芳、王瑶、唐瞍、王景山等知名的学科带头人，参与具体编辑的人员更是覆盖了国内主要的学术单位，汇集了全国60余所高等院校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近400名专业人员，参加者几乎囊括了国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学人。可以说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主力尽出，全力投入这样的文献史料的工作，而这一切的努力不就是学科学术的最扎实的基础吗？相反，恰恰是在“学术”之声高涨的1990年代，虽然个人的文献整理研究依然卓有成就，但从总体上看，大规模的新的文献史料的计划却未见开展，而曾经有过的大规模史料编撰出版工作却逐渐停止了。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的出版给了我们一个重审历史的机会，我们感叹篇幅如此浩繁的文献工作，其实也就是另一重意义的“重返八十年代”。重返，方可检阅我们学科曾经的努力和扎实的基础，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当今“学术”热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不必赋予“学术”某种作茧自缚般的含义，比如刻意强调其中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专业态度”，或者将原本属于约定俗成性质的写作“规范”过分夸大；其实，“学术”本身也是“思想”自我表达的有机组成，是“思想”发展的一种表现。极“左”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基本丧失了“学术价值”，本质上就在于关于文学的讨论根本与个人的思想感受无关，它不过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明而已；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能够重建和再生，归根到底是因为研究者有了自我思想的生成。所谓“拨乱反正”，虽然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但不容忽视的是个人的感受和思想也由此得以前所未有地成长壮大起来。“思想”的发展自然需要更清晰、更具有说服力量的表达，而这样的表达一旦不再一味地依赖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撑，就只能是“回到历史本身”，也就是说，在更符合公共对话交流规则的平台上理性地展开。“学术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种最真切的寻求理性对话的方式。这样的方式不仅不与“思想”相矛盾，相反，可以说恰恰是自我“思想”发展的结果。回首“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选目与出版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线索，那就是具体书目的选定与课题的开展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再认识”的曲折过程，现代文学作家的“平反昭雪”、现代文学现象的崭新评价同时意味着新的文学文献工作的深入展开，新的书目被选定，新一轮的史料搜集工作再次启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事业，绝对不是1990年代以后的“觉悟”，早在1980年代，它就与中国的思想新启蒙相伴而生，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到后来，之所以出现了“学术”与“思想”的二元对立，甚至有“思想”让位于“学术”之论，乃是因为我们开始赋予“学术”以新的含义：一种主动撤离思想战场、寻求“自律”的选择，学术因此走向独立，形成“规范”。当然，在看似“自律”的“规范”秩序中，其实包含了学人自身暖昧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现实策略。
在1980年代，学术与思想的共生实际上保证了学术的力度，那时，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作家获得“打捞”、进入“文献整理”的行列，其背后都体现了一种相当的思想突破的力量，文学研究能够不再局限于左翼“主流”，“支流”与“逆流”也可以成为“资料汇编”的对象，究其本质就是思想拓展的结果。相反，当我们的“学术”刻意回避着“思想”的锋芒，也难免会导致自我精神的疲软。在今天，“体制”与“市场”已足以干扰我们的“学术”之路，掠夺我们的“学术”资源，透支我们的“学术”精力，曾经影响一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逐渐后继乏力，个中原由不是很需要我们反省吗？
当然，重返八十年代，并不是要回避历史的遗憾，制造另一个精神的乌托邦。因为，就像任何时代的思想的发展都存在预定的“误区”一样，作为思想发展有机成分的“学术”追求也难以克服自身的时代局限。在今天，当我们有机会重读《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在翻检这些崭新的散发着油墨之香的卷册之时，也不觉生出某些复杂的感慨来：一方面，是依然还处于政治意识形态干扰中的那些“文献汇编”确实存在或多或少的“遗珠之憾”，未能更丰富更完整地呈现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到了新世纪10年的今天，当我们需要集中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史文献资料的时候，能够奉献出来的竟然还主要是20多年前的“成果”，实在又有一种让人五味杂陈的无奈。20年，在学术史的意义上，绝不是短暂的一瞬，它应该诞生多少新的思想成果，也理当容纳多少过往的考古发现呢？从逻辑上讲，《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应当有新的框架和新的选题，或者也可以是当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续编，而今，“新瓶装旧酒”的登场，则既是收藏家的欣喜，又难掩一个时代的某些疲软。当然，但愿这份时代的尴尬能够转化成为学人的觉悟和勤奋，在新一批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选目中，不仅能够弥补历史的遗憾，而且进一步开拓前进，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文献的最终的完整编撰做出积极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