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蒂尔曼·施彭勒 李清华译
“优秀文学作品的产生，”女作家张洁说，“就象一道佳肴一样：需要甜的和酸的，辣的和不辣的，需要盐、胡椒粉、蒜、姜……以及配量的鉴别力。”
这种配量的鉴别力，正如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必不可少的配料一样，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文学来说，还不是理所当然的。在中国大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期间，文学的厨师一直是个干瘪的汉子。党，更确切地说是“主管机关”规定了——用个形象的词来说——饮食品。这些饮食品多数是剩余物资，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1976年后，情况有了好转。首先在1978至1980年，即今天已经被人美称为“北京之春”的时期，一种到那时为止令人难以揣测的地下文学，利用了时机，流传到读者中。后来大概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倒退，当时，党容忍不了这种“北京之春”，人们有准备地再次给几位作家出示宗教法庭的惩械。自那以后，文学的自由活动范围受到限制，时而较窄，时而较宽，虽然并不令人十分悲观，但也不能说令人满意。
在人民中国，人们对待作家特别严肃，或许严肃得超出促进优秀文学作品产生的程度。在那里，人们要求作家既是听筒，同时又是话筒：既是向上面也是向下面播音的放大器。“上面”就是执政者，“下面”就是被管理者。“上面”和“下面”都怀着巨大的注意力阅读文学作品，而且通常都是带着完全不同的兴趣去阅读。被管理者想了解他们的心愿是否得到充分的表达，“上面”则寻找对自己的方针的支持，倘若它找不到，那就——按包括其他国家在内的一切政党的手段——来整治那传播不受欢迎的信息的作者。处在这两种力量中间，受这两种力量摆弄，绝大多数作家难免不当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支持者。
根据上述的认识，让我们来看看张洁的作品。在人民共和国当代作家中，张洁是人们最熟悉最欢迎的作家之一；她受到过政府的表彰（如她的短篇小说《森林里来的孩子》于1978年获奖）和公开的批评（如一年后发表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她的作家生涯同她的许多男性和女性同行的艰难曲折道路相似，她和他们也有相同的斯多噶主义[16]：把沉重打击理解为一个制度（可以消除的）错误。她对这个制度的根本秩序和必要性毫不怀疑。
这或许同这样的事实是有关的：这个制度为她的生活创造了先决条件，而在其他的社会条件下，这样的生活未必绝对是理所当然的。张洁于1937年出生在穷苦人的家庭里，可是她却能上大学——固然她所学的专业并非她所希望的中国文学，而是经济学。这使她于1960年23岁时分配到北京一个工业部工作。当时到那里去工作的都是优秀分子，张洁也算是干这行工作的一名优秀分子，但她显然对她的职业并不非常执着。
二十年后，一个工业部就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的舞台。这个部理应对国家的现代化做出贡献，但是在中国社会的这个小天地里，改革家的改革意图一再面临那些“传统势力”的阴谋诡计而受挫。这些“传统势力”已经因此而对新事物持怀疑的态度，因此新的事物意味着变革，而每一项变革必定要触动一张由辛苦搭起来的关系、效劳和反效劳、权力地位和势力范围精心编织起来的网。这对职务上的和个人的范围都是适用的，因为这两个范围是如此之密切，以致再三发誓的、纯粹实事求是的职务上的忠诚——更不用说改革者的干劲了——也始终必须考虑到对个人产生的后果，这些后果可能会决定有关人员及其家属的命运。
张洁从频繁变化的叙述着眼点出发，用准确的熟悉的地方情况，怀着巨大的个人同情心，描写了这些冲突。读者通过这位女作家熟悉的地方情况所获得的，比通过她的同情心得到的要多。因为责任感促使张洁让书中的主角扮演证明的角色，有时她对他们也表现出明显地失去耐心，像个发怒的观众进行评论，而不是冷静地对每个读者表明自己的（当然不少带有批评的）判断。今天她在谈到这部长篇小说时说：“当时我很难能够冷静，我对这太恼火了。”
这位女作家是理想派的化身？文学是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准绳？正如张洁所说，这一切都是配量的问题。
如果说西方的读者觉得自己是牢牢抓住女作家的手，由《沉重的翅膀》带到北京一个工业部的陌生世界里，那么他在《方舟》——张洁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德文译本已于1986年出版——里即遇到一个（令人遗憾的）大家熟悉的问题：妇女的地位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在一个保守的社会里离婚妇女的地位问题。这个社会固然在妇女的物质和政治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关于道德上的平等方面，始终是不够好的。
如同《沉重的翅膀》，《方舟》的故事情节也是发生在张洁所熟悉的、对于整个中国不那么典型的环境中，即在知识分子中。这部小说的忧虑憔悴的女主人公们——一个女编辑，一个女电影导演，一个女大学毕业生（她大材小用，在一家出口公司里当一名小职员，只得过着单调无聊的生活）——必须摆脱她们迄今为止的生活中心事件的后果：离婚的后果。所谓后果，那就是对个人事情的好奇心，就是受男性道德观点影响的环境的反应，就是作为妇女能过着几分具有尊严的生活而独自承受的困难。在这方面，她们对于那种具有尊严的生活的要求是够低的：取得抚养孩子的权利，免除男性同事和上司们的纠缠，按合同允许把一部电影拍完，或许分到一套比较好的住宅，职务上得到提升。
像在《沉重的翅膀》和她的短篇小说里一样，在《方舟》里，张洁的叙述艺术也显示了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细节非常精确的描写。最小的、只用寥寥几笔勾勒的场景增添了紧张的气氛，这种紧张的气氛突如其来地把读者置于自己感到陌生的世界里。这个世界还散发出厨房烹调气味、霉味和汗臭，这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异国的世界，只不过是带着点异国色彩的令人悲伤的熟悉事物罢了。
两部长篇小说以恰如其分的怀疑来探讨社会的幻想。在某些字里行间，固然始终闪烁着微弱的曙光，但是这种斑驳的色彩仿佛是添加上去的——仿佛在一件穿了很久的衣服上打上一块色彩淡淡的补丁。女作家张洁立志为其改革做出贡献的社会有其结构，而满怀豪情的希望显然是与这些结构的硬度相抵触的。然而这丝毫未能改变女作家改革意志的必然性。作品的每一行文字，都说出了这种必然性，偶尔加以渲染，使西方的读者感到惊异。道德教育总是会冒这样的危险：削弱文学的幻想，夺走了想象，包括可能性，甚而至于幻想者的活动场所。而这些范围要求这样的场所，是完全合法的。至于张洁能够做到并已做到必要的大量讲述充满幻想的故事，我们是从她的其他短篇小说了解到的。在这方面，对于这儿所介绍的两部长篇小说来说，似乎还可以提出更多一点希望的。
两部长篇小说的德文译本，就其理解原文而言，是非常卓越的。它们在对待原文和这儿的读者都抱着同样的细心。米夏埃尔·卡恩-阿克曼翻译了《沉重的翅膀》而获得了今年才首次颁发的里夏德-威廉翻译奖金，这是他应得的奖赏。倘若《方舟》的译者内莉·马早把自己的译作呈送给评奖委员会成员的话，想必她也已经获了奖。这个奖她以后是可以得到的。
（译自1985年7月20日的《南德意志报》）
原载《当代外国文学》198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