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文郁
纯净与多元，简洁与复杂，是二元对立的命题，有着各自不同的结构和内涵。在近年文坛上，出现过以纯净、空灵勾动人心弦的珍品，如《雨，沙沙沙》《哦，香雪》等。这些小说以细致、空灵的笔触，创造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境界，使我们透过那清澄温馨的感情纱雾，看到了主人公那颗水晶般纯净的心，得到充分的美的享受；也有许多以复杂、深刻、充实向读者显示了力度的重作，如高晓声、蒋子龙、张贤亮、刘心武等人的小说，或展示了农民心灵的轨迹，或显示了改革的艰难，或揭示了市民的生活和心理，扣住了时代的脉搏，具有强烈的美感形态和深刻的认识作用。在张洁的小说中，我们却看到了二者的统一：简洁、空灵、清纯中显示了内含的力度和丰厚的底蕴。它是那种不能“一言以蔽之”的小说，它由众多的因素构成，要阐明其美感形态及内中无穷之意味，我想试用结构功能的方法。
从表层看，张洁的小说呈现出以下几种美感形态：
感觉——直接呈现，简洁而空灵的美感
简洁，是科学的高级形态，也是艺术的高级形态。对于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生活节奏又加快的现代人，他们在一切对象中要求自我的参与，要求在对象中发现与表现自己。他们不愿接受现成的，特别是强制性的观念，因此他们往往喜欢小说写得简洁些，空灵些，简洁给人清爽、舒畅的快感，空灵使人得到自由驰骋想象的满足。繁复的线索和冗杂的交待是他们无暇理会也不屑理会的，甚至会产生反感和厌恶。张洁小说呈现出的美感与这种现代的审美情趣是一致的。她无意于讲故事，很少正面描写复杂的矛盾纠葛，即使写，也不是以突然的、迅猛的势头出现，而是表面舒缓，着力于精神的碰撞。这种情节的淡化减少了交错的线条和纷繁的头绪。如《忏悔》、《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简称《爱》）、《波希米亚花瓶》（以下简称《花瓶》）等，前者写平反冤假错案，后者记中年人的爱情，这些题材在有些作家手里，能够编织成曲折复杂的动人故事，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去吸引读者。但张洁却不愿写主人公曲折的经历。即使是《沉重的翅膀》（以下简称《翅膀》）这样的长篇，历史的交代也只是星星点点。她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横向的当代生活画面，是这个画面上的几个关键的点，使这些点丰满起来的是人物的各种感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物理感觉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生理和心理的感觉，甚至包括幻觉。人们所习惯的一部小说中具有的环境、场面、人物、事件以及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等都是通过特定人物的各种直感以及由这直感引起的一系列联想呈现出来。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传统小说中那个叙述人，既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也没有第一、第二或第三人称的叙述者，总之没有固定的叙述角度，一切都是直接呈现。像《花瓶》开首一段：
他并没有回头，只是从那极淡的香草味儿——他一直不明白，她身上为什么总有这种味道，她并不用香水——和那游移的脚步声，他知道她走了进来。（味觉、听觉）
还只是远远地站在背后，他的后脑勺上，脖子上便立刻有了被她抚摸的感觉。（联觉）
据说有人已经在研究生物电……（联想）
脚步轻轻地，正在走过来。就要象往常那样，蹲在他的轮椅旁，一声不响地，探究地，恳求地望着他。（听觉、复觉、重复过去的感觉）
他的腿上，即使隔着毛巾被，也感到了她的脸庞的温热。（触觉）
哦，她那柔软的，象紫铜一样闪光的，栗色的头发。（触觉、视觉）
他闭上了眼睛。（动作）
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这折磨？（心理感觉）
在他，那是无日无夜的挣扎；在她，那是无休无止的障碍赛跑。越过，再越过……为了追回昔日的生活。（心理感觉，联想）
但愿这是他打向自己最后的一拳，狠狠地，毫不手软的。（动作，伴随心理感觉）
这一节整个是场面、人物的直接呈现，它带给读者某种期待。下面便是男主人公简的一系列联想、回忆，这可以说是意识的呈现。以后是女主人公梧桐的回忆、联想，梧桐的听觉、视觉和由此引起的生理感觉，如“一股令她恶心的寒颤”，生理与心理相混的感觉：“仿佛有谁，把她的心掏出来。在那一堆玻璃的碎片上搓来搓去”。这些感觉的描写，一直到小说结束，似乎并没有正面回应读者的期待，它造成了许多空当。但是只要我们稍稍动脑，这些空当就会充实起来。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纠葛清晰了，那种纯洁无瑕的至亲至爱留在了读者心中。作者对场面、环境、事件原委作虚化处理，采用了避实就虚的写法，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笔墨。但主人公的各种感觉并不是随意写的，也就是说，作者标出的那些点必须具有延展性和导意性（即能引导读者的意念向某处发展），这样才能调动起读者的积极性，自觉置身于那一个个空间去驰骋想象，和作者一起进行创作。这里显示了作家的艺术技巧，它完全符合艺术“以局部的直接性描写进入全面的间接性描写，以现象真实的直接性描写进入本质真实的间接性描写”这一特点，以一当十，使小说避免了重浊和拥挤，形虽有尽而意味无穷，意味无穷而魅力无穷，呈现出简洁、空灵、朦胧的美感。
线条——气氛，清晰而淡雅的美感
张洁笔下的场面和人物多是线条勾勒出的。她不去追求油画的浓墨重彩，也不追求雕塑的立体感，而是像写意画和速写，重线条而不重色彩，重神似而不求外形的逼真。由于着重描写人物直感，写场面时，她通过不同人物在同一事物面前的各种反应，在混沌中区分出内在的层次。例如历来作家回避写会议，因为这里人物外形动作很少，容易写得呆板、沉闷。张洁偏能难中取巧，《翅膀》中的部党组会议和物资局发展党员的会都是很精彩的。在部党组会议上，作者把很微妙又极富特征的人物动作和会议发言，人物思想活动巧妙穿插在一起，立刻就准确地渲染出那种含混、暧昧，既疲沓又紧张，表面平和而内里尖锐对立的气氛。写人物时她也决不过多地堆积色彩去刻意求“圆”，求全，她只是用清晰而准确的线条去勾画，使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的主导方面十分突出。一本《翅膀》，伪君子田守诚的自私油滑，专政狂孔祥的空疏无能，何婷的伪善，夏竹筠的庸俗，汪方亮的灵活机变，郑子云的坚持深沉，叶知秋的认真，贺家彬的赤诚，历历在目。正是为了突出主要特征，人物性格的其他方面也许被略去，这招来了一些人的非议，认为张洁笔下的人物离现实较远，多是作者主观感情的投影。张洁是不以塑造性格为意的，她更重气氛，她小说中体现的时代精神，正是靠这种微妙却准确的氛围传达出来的。这种勾勒线条，渲染气氛的写法，使整个小说色彩淡雅而又清晰，像晶体一样透明又有棱角。
童心——净化心灵的力量，清澄而明朗的美感
在张洁的散文《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最想留住的，还是那永远没有长大，永远没有变老的心啊！只有它，才使我的心里永远充满了诚挚和热爱！只有它，使我过去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里，不止一千次地得到重生！只有它，使我的心拂去岁月的封尘，重新变得年轻、奋发！”一颗“永远没有变老的心”——童心，这是作家追求的，也是她着力表现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对童心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真心——真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审美倾向和道德意识。她鄙夷那种被世俗油滑污染了的心，向往着健康、完美的理想人性，在她肯定和赞美的人物身上，最突出也是最可贵的，就是有一颗赤子般未被污染的纯真的心。《非党群众》中的老田头那种“较真”的劲头，简直到了令人好笑的地步；《方舟》中的三女性生活上的软弱，工作中的认真；《翅膀》中贺家彬对友人的温情和对真理正义的坚守，叶知秋不问场合直陈己见的爽利劲；《祖母绿》中曾令儿对爱情的牺牲和对事业的追求，这些都表现出孩童的无所顾忌，不怕牺牲，孩童的执拗与天真。这种无所顾忌，这种执拗是对虚伪龌龊的反抗，是对世俗油滑的否定。在当代作家中，张洁较早而又自觉地提出了建设精神文明，进行思想意识革命的重要性。在《有一个青年》中她曾写道：“我体会到做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人该有多么愉快，我的生活又显得多么干净呵！”开始她还只是从一些生活习惯上，从较浅表的层次上表现对精神文明的肯定和对庸俗无聊的否定。渐渐，她把笔触伸向人们意识的深层，从人生态度，道德伦理、政治立场甚至心理结构上表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假恶丑的否定。这种肯定和否定，体现着作者的人格力量，它强烈地感染着读者，使我们仿佛面临着一个明朗的境界，感受到净化心灵的力量。
简洁、空灵、淡雅、清澄、明朗是美，但是只有这种美，有人会感到它失之浅淡、单薄，有着复杂意识的现代人是不以此为满足的，他们要求简洁中有变化，寻求与斑驳的生活相适应的杂色的糅合，在不确定中得到多种对应的效果。他们追求延展性，喜欢简洁的故事中蕴含着深厚的意味，从个别的事物里感悟到普遍的哲理，从清纯中品出多种滋味。张洁的小说给我们的不只是简洁、淡雅、清澄的美，正如一个晶体，它还有着多面的复杂结构。透过那清澄的表层，我们看到了作品的深层次，看到了由现实与历史，感情与理智，悲剧与喜剧，个性与共性这四组对立面构成的纵深部分，它们使小说显示出整体结构的力度和内涵的深厚。
现实——历史
张洁的小说毫无例外地都是写现实，最切近的现实。正如作家所说，是她“热情地拥抱生活”的产物。《翅膀》发表于1981年7月，故事内容就结束在1981年元旦，长篇小说如此迅速地反映现实，确属罕见。这种切近的现实给读者强烈的新鲜感。但在小说展现的那一幅幅当代生活画面中，读者却感到了历史的沉重和绵邈深长。这种历史感首先是通过人物表现出来的。小说中那形形色色的人物：部长、局长、厂长、秘书、车间主任、工人、报社记者、机关工作人员、理发员等都是现实中的人，言谈举止心态无不显示出当代人的特征，但他们又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人，从外表到内心都打着历史的烙印。落后势力的代表不必说了，仅看那些走在历史前面的人，郑子云，早年参加革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政治素养，在改革中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毫不退缩，显示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凛然正气。在政治上他无愧于一个历史的先行者，然而在家庭问题上，他又自觉而不无痛苦地做着传统婚姻的牺牲品，面对妻子的胡搅蛮缠无力应付。郑子云可以算一个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在思想上他代表着未来，向往着更加理想的境界，对现实的弊病有清醒的认识，在行动上却不得不对现实做一定的妥协。张洁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这样一个“历史中间物”：方文暄、袁家骝（《七巧板》）、钟羽、老干部。从他们身上既可以看到未来理想的曙光，又可以找到历史的陈迹，而这陈迹，又往往在道德伦理方面表现出来。
作者对情节的处理更明显地表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融合。如《爱》中描写的男女主人公深爱而不可结合的痛苦。这种痛苦来自历史，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千百年来，多少有情人走过了这条痛苦的路，这是一种深远普遍的痛苦，远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张洁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追求理想的爱情婚姻，控诉传统观念对人性的桎梏和扭曲，她把精力主要放在揭示传统观念的荒谬、陈腐，它的不合理。指出创痛，引起疗救的注意。当钟羽的心灵在爱中煎熬时，当《方舟》中的三女性顶着庸俗无聊的风刀霜剑前行时，当曾令儿背负重压追求科学时，我们能不警醒并切齿痛恨陈腐的传统观念吗？钟羽和老干部相爱多年，心心相印，却连手也未握一下，这不是矫情，不是怯懦，更不是向传统道德投降，却正表明了作者思想上的历史感，对人物和情节的独特处理，使张洁笔下的现实不再是狭窄的、单一的、平面的，而成为历史的中间环节，它联系着过去，又通向未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流进。她写的是现实，历史深处浮现出的现实，她同时也就写了历史，从现实中挖掘出的历史。现实的横线是实，历史的纵线是虚，横纵相交，虚实结合。历史对现实做出解释，现实因历史而有了深厚的根基。
情感——理智
有人说张洁的小说情感太浓，作者往往控制不住自己，一任情感宣泄。而我认为：这里是感情和理智的高度融合。《爱》可谓一篇写情至深又感人至深的小说了，而颤动在字里行间的丰沛的感情，恰恰是充盈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中而没有四散流溢。这构架是坚实的，但绝不外露，它被浓浓的情感包容。理智因感情而更富人性，感情因理智而有所节制。这种感情与理智的融合，更突出地表现在作品的情感调子上。张洁的许多小说外表都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她笔下的现实往往是不如人意的：有情人不得结合，独身女子备受歧视，真改革者处处受阻，一心为公者遭到污蔑，身居高位者虚伪狡诈，掌握权力的又假公济私……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龌龊。作者似乎在冷眼看世界，看到了那么多弊端又给予了毫不留情，鞭辟入里的揭露抨击，但这些揭露抨击，这种冷带给人的不是悲凉，不是沮丧，不是灰暗。她说过：“我热切地巴望着我们这个民族振兴起来，我热切地巴望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让全人类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她的冷，实是热。冷是理智的外壳，热是感情的内核。这种冷与热的交融，还是我国知识分子身上那种传统的忧患意识的艺术表现，是张洁的小说打动人心的原因所存。
悲剧——喜剧
在张洁的小说中，我们还看到了悲剧与喜剧的结合。《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写一个森林孩子对音乐的爱好终于如愿，内里却有着悲剧与喜剧的交融。老音乐家被迫害致死，这是那动乱的年月中众多悲剧中的一个。善良被毁灭，人才遭扼杀，催人泪下，然而悲的眼泪却浇出了喜的鲜花：老人培养的孩子孙长宁成长起来了，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音乐学院。整个故事既有对过去的控诉，又有为新生的欢呼；有对扼杀人才的愤怒，又有对恢复高考制度的歌颂。这种悲与喜的交会，歌颂与控诉的并行，使原本简单的故事有了复杂的内涵。张洁的小说大多如此：《忏悔》《翅膀》《方舟》《祖母绿》，你很难说清这是悲剧还是喜剧。《忏悔》中父亲的恢复党籍和失去儿子；《翅膀》中郑子云心脏病的复发和选举十二大代表的胜利；《祖母绿》中曾令儿重新面对左葳和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都是悲与喜的矛盾的两面。这两面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难以调和的，然而它们在张洁的作品中却得到了统一。父亲在失去儿子的同时悟到了做人的真谛，认识到一个“共产党人的天职”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生活的信念，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郑子云宁肯病倒，也决不允许权欲熏心的部长田守诚在选举十二大代表时玩弄花招，因为他明白，十二大是“民主、科学、前进”与“调和、保守、封建、落后甚至还有专制的大较量”；曾令儿咽下了个人的悲苦和得失，“使生命在更阔大的背景上获得更大的意义”。可以说，这些主人公都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人类的利益，吞下了个人悲剧的苦果，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中华民族传统的悲剧性格，即那种“舍生取义”的性格。主人公把个人的有形的生命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规律自觉融合在一起，在牺牲了个人利益、个体生命的同时，却获得了另一种必然的、永恒的东西，获得了真善美。他们的悲剧从个人，从局部的利益看，是悲，从社会的、整体的利益看却是喜。这种悲与喜的交会产生一种张力，激起读者无尽的深思。对人的价值，对生命的意义，对善与恶的辩证法，对真善美的信念……读者从这里获得的，是比作品表面内容更深更广的东西，是具有更普遍意义的东西。
个性——共性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个性与共性的融合。孙长宁的成长，钟羽的爱，父亲的忏悔，郑子云的奋斗，曾令儿的遭遇等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它们又是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这种必然性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社会，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习惯。老教授的惨死，珊珊对爱情婚姻的思考，重工业部改革的艰难，传统努力对独身女性的压力，都是这个特定的社会产生的。作者不是在给我们讲故事，不是发一时之感慨，泄一己之怨愤。她的全部小说都是面对整个社会发出的思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这是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时代，所谓乍暖还寒，上不上，下不下，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又不可以这样理解，等等等等，一切都在两可之间过渡”。正是这种社会的复杂性和两面性，产生了那些独特的，启人深思，令人感奋，激人向上的作品。
历史——现实，感情——理智，悲剧——喜剧，个性——共性，这几个对立面的交会，形成了一个多面结构的晶体，透过这个晶体，我们看到了存在于作品最深处，使作品得以凝聚，得以发光的点，这就是作家思想中那可贵的变革意识。张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一直“苦苦地向往着比现实生活更高的东西”，这种向往之情是那样强烈，以至刻骨铭心。在理想的光照下，她对现实的丑恶便异常敏感，在一般人不以为然，习以为常的事理中看出了它的不合理，在对诸种弊端的不满、否定中激发出锐意变革的勇气。变革意识必然包容了两方面，既是对过去的否定，又是对未来的追求，是对一切陈腐、僵化、凝固的否定和对新生、发展、变化的肯定，对假恶丑的否定和对真善美的肯定。正是在这种变革意识的光照下，作者描写的那几组对立的面才得以形成一个浑元无懈的艺术整体。变革意识是张洁小说的凝聚点。
但是，从变革意识在张洁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我们又看到了一种历史的延续性。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萌芽并发展，社会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也在变革，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现代思想意识。对于张洁这一批中年作家，要完全适应这种现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拿她与刘索拉、徐星这些青年作家比，可以发现他们思想意识上的本质区别。张洁身上体现的这种变革意识，大多显示出历史的顺向发展，仍然是在习惯思维方式上产生的。它的具体内容，不是完全背弃传统，向相反的方向走出一条新路，而是对人类以往一切优秀经验的继承和对一切腐朽没落反动的摒弃。尽管她向传统观念发起了猛烈冲击，但这种冲击的原动力仍然来自传统本身。具体地说，我认为那仍是一种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曾是支持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三大精神支柱，它们各自的内涵及三者互抗互补产生的力量，带来了中国历史高度发达的文明，同时它们又是中国社会长期封闭不前的主要原因。可以认为，在儒家思想中，既有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优秀经验，有人类向上本性的精华的凝聚，也有各种各样的糟粕。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作家，要想完全摆脱儒、释、道的影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儒家思想，在绝大多数作家身上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张洁亦不能例外。她的人生观、艺术观、审美观都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依据。她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她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锐意变革的进取心，来自儒家的用世说，更为明显的是，她笔下的理想人物无不体现了儒家肯定的行为准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与内心的平衡，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等等。可以说，张洁也正是一个“历史中间物”，她是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此，她的作品更符合广大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也就更得人心，更得党心，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