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锋
曹文轩自1987年短篇小说《古堡》问世引发的争论开始，到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根鸟》，始终坚守“追随永恒”的美学承诺，在横向参照西方现当代文学流派的艺术成果，在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学传统中的象征艺术手法，拓展少儿小说艺术领域上，发挥着拓荒者的作用。创造中，他自觉地拓宽和深化审美意识，从重现写实的真实性、对生活进行直接的反映，走向加强作品中生活的启悟力，追求容量的超载和寓意的超载，使作品呈现较传统小说更深层的审美价值。自觉借助象征，达到象征寓意的丰富和深邃，便成为曹文轩小说审美价值深化的重要价值功能。
曹文轩对象征情有独钟，他曾在日本大阪一次儿童文学演讲会上讲道：“我认为，儿童小说应该有意境，要有诗和散文的气质，而要获得这一切，则需要借助象征。我喜欢象征。”（《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37页，21世纪出版社，1998年版）他的小说《弓》《古堡》《暮色笼罩下的祠堂》《泥鳅》《山羊不吃天堂草》《蔷薇谷》《古老的围墙》《根鸟》等篇，或局部的，或整体的，或典型的含纳象征，或象征中含纳典型，都表现出对象征的自觉追求。分析研究曹文轩小说，我以为其象征手法主要呈现两种模式：
一、具体形象的局部性象征与整体形象的总体象征互映互融模式
具体形象的局部性象征，是以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形象，阐明作品中一个局部性意义的象征手法，起着对个别意义的象征作用。《山羊不吃天堂草》中，残疾女孩紫薇飘逝的白纱巾的意象，即是典型的例子。书中的主人公明子是一个贫困乡村进城谋生的少年，一天，当他百无聊赖地走在街上，“无意之中，看到前方的空中有一块白色的纱巾在往下飘落着”，这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女孩紫薇从阳台上丢下的。洁白的纱巾“在几座高楼形成的‘峡谷’气流中，往上空飘了一阵，然后才极缓慢地往下飘来”。这是一个极富动感和幻想的朦胧意象，在冰冷、单调、毫无生气的冬日，显示出勃勃生机，把作品的格调从灰色与沉闷中引导出来。如果我们将少年明子所经历的物质与精神的沉重压力和面对生存的艰辛、世态炎凉所具有的内心矛盾与少女紫薇被病痛折磨的痛苦和独处的寂寞相联系，我们会获得一种新的认识，白纱巾的意象，已经不那么简单，不那么平淡，而是具有丰富内涵与意蕴的象征形象。并且，从明子为紫薇捡起纱巾的那一刻开始，这对少男少女便建立了像白纱巾一样纯洁的友谊和感情，甚或产生像白纱巾一样朦胧的对异性的爱慕之情。“白纱巾”在这里成了少年纯洁友谊与朦胧爱情的象征。这种具体形象的局部性象征构成曹文轩小说最基本的象征因素。
总体性象征是用一个含有象征寓意的整个形象来显示一种哲理、表现一种思想，使之具有隐喻整个作品题旨的功能。这个含有总体性象征寓意的形象，在作品中，是作者着力描写的贯穿全篇的重要形象。短篇小说《古堡》，就情节而言，可以说淡得几乎到无，整部作品写两个儿童的爬山过程。小说的主人公山儿和森仔从小就对村后山上神秘的古堡产生幻想，决心爬上山顶，成为第一个看见古堡的人。然而，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忍受着饥饿、寒冷和恐惧，终于到达山顶，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失望使他们丧气到了极点。正当此时，太阳出来了，朝霞染红了群山，他们眺望壮美河山，顿时心旷神怡，产生从未有过的兴奋与自豪。如果仅就小说的表层，也即“能指”层，《古堡》似乎欠缺许多，没有传统小说丰富曲折的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也是《古堡》发表当时引起儿童文学界争议的主要原因。然而，当我们透过表层，窥探小说的深部，我们会产生许多丰富的联想，作品所赞扬的不正是人类那种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实际中表现出的不迷信、不盲从、不畏艰险、不惮前驱的探索精神吗？如果从山儿和森仔愿望与结果的矛盾看，作品不正象征地表现了一种人生观：人生的目的往往是虚设的，但不能没有，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对这种虚设目的的追求。生命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这样说来，《古堡》的容量和寓意是超载的，它的审美取向，不在于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在于借助象征的张扬力揭示普遍的人生内容。小说中的古堡与少年绝非一般意义，它们构成总体形象，体现作品总体象征的寓意。
曹文轩小说中，具体形象的局部性象征与整体形象的总体性象征不仅独立存在，而且常常相互兼容，相互映衬和融汇，形成你或你，我或我，你中或有我，我中或有你的复合形态，显示了作者灵活驾驭象征的高强能力。长篇小说《根鸟》，被称作“成长小说”“在路上”的文学。作品也写少年的探寻，但与《古堡》中山儿和森仔对实有的“古堡”的探寻相异，是对虚无“梦”的探寻。故事源自主人公根鸟的一个梦，梦境中是长满百合花的大峡谷。天空中飞翔着白鹰，杏黄杏黄的银杏树下，站着期盼援救的女孩紫烟。为了这梦境，根鸟走上寻梦的不归路。他从民风淳朴、亲情浓郁的“菊坡”出发，经历了“青塔”、邪恶的“鬼谷”、慵懒恬静的“米溪”和糜烂的“莺店”。漫长而寂寞的苦旅之后，根鸟终于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埋进了梦中的百合花丛，寻到了百思夜想的“梦”。解读作品，依然不能停留在作品“能指”的层面，如此，只会陷入简单化。其实，当我们读完作品，与其说“菊坡”“青塔”“鬼谷”“米溪”和“莺店”这些恍若隔世，几近虚拟的地方给人留下的印象虽有隔离之感却不失迷离之美，不如说作品更多地唤起我们的联想与思索。思索是多方面的、虚飘不定的，《根鸟》是具体象征与总体象征有机结合的产物。总体象征赋予作品以丰富的内涵，局部性象征则以自己的独立存在既对个别意义进行暗示和概括，也作为总体象征的组成部分，映衬总体象征的意义，二者相映相融，互为存在。
二、典型与象征互为含纳的模式
典型形象、象征形象作为两种基本的形象模式，在文学史上形成两山对峙。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只能单调地选择其中之一。从典型创造走向象征创造，从象征创造走向典型创造，典型性作品含纳象征因素，象征性作品含纳典型性因素，二者相互渗透，互为借鉴、吸取和融汇，往往呈现别样的美学特质，形成更为有力、更为精彩、创造道路更为宽广的文学世界。
《山羊不吃天堂草》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是一部以塑造典型人物为基本目的的作品。主人公明子是一个聪明好学、性格坚毅倔强、极富灵性的少年，由于养羊致富遭遇劫难，明子家欠下一大笔债。生活所迫，明子不得不过早走向社会，远离故土，跟随木匠师傅到外面谋生。面对生存的艰辛、世态的炎凉，少年明子性格中充满了矛盾。他尊敬理解师傅，但又不满他的蛮横和卑微的行为；他同情爱护师弟黑罐，又常常怒其不争；他爱慕城里的女孩紫薇，但当紫薇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能够行走时，又看到他们之间门第的悬殊，被深深的自卑与不平的愤懑苦苦折磨。作品把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内在冲突，把明子心路的坎坷、情感的跌宕以及他优劣并存的行为与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典型意义。然而，作者没有简单地处理作品与人物，让作品停留在这种单一的叙述层面，而是加大了表现的力度，插入第24章，一改一直以来对生活进行近距离审美观照的写法，对作品变焦，进行远距离观照，使作品闪现象征的光芒。乍看，这一章依然写实：明子的父亲感到了外面世界的变化，沉思许久，买了100只“温顺却又傲慢，安静却又活泼”，像“雪”，像“棉花”，像“云”的特殊品种的山羊期望脱贫。谁知，好景不长，村里人竞相效仿，一时间，方圆几十里的草被羊吃光了。明子和父亲只好载羊到四十里外的草滩。草滩长着一种叫作“天堂”的草，嫩绿而茂密，然而，这群饥饿的山羊面对这高贵诱人的天堂草，却不肯低下头颅，最后一只只竞相倒下。而头羊即使饿死，也直挺挺地站着，在那棵挺拔的树下，头朝夕阳，像一尊雕塑。认真分析，我们通过人物活动的背景的虚化现象中，从绝美的至死不渝的圣洁之物山羊和虚拟的天堂草清晰的形象中，从这模糊与高清晰的巨大反差中，见出作者创作手法与角度的别样，感受它与生活的隔离和疏远。由于作者拉开了与生活的距离，因而对生活的表现更为超越，对生活观照的自由度明显增强，游刃于典型与象征、具象体现与喻象暗示之间，分离喻体与喻义，并将喻义推向更深层，在更高层次与现实生活对接与统一。尽管从结构与篇幅看，这一章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它集中体现了整部作品的灵魂，升华了作品的意蕴，使其具有了一种高昂的基调，回荡出“颂扬道德和正义的昂扬旋律”，高奏着人格力量最终胜利的铿锵乐章。读了这章之后，我们所以灵魂震颤，引出幽深玄远的精思和壮美冷静色调的阅读反应，原因也便在于此吧。
另一方面，曹文轩也探索在象征中含纳典型，在喻象创造中兼具具象创造。前面，我们提过曹文轩的《根鸟》，它给人虚幻和神秘的感觉，事件与事件之间极不连贯，人物与人物之间也很难有着明确的关系，人物性格不鲜明，故事情节时续时断。但这不等于小说中没有具象创造——或细节的，或情节的，或画面场景的。曹文轩在《关于根鸟》一文中说过：“这本书是虚幻的，但却又具有浓重的现实感。……既重视情节，又重视情调，甚至把情调看得更为重要。出现一个一个大的或小的场景。这场景是精心设计的，它们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所在，并且其本身就是有美学上的意义。它们是一幅幅风景画。”（台湾《民生报》1999年11月7日）他的重视“情节”和有“情调”的画面、场景，本身就有着对于具象创造的肯定。其实，曹文轩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将创造虚幻与创造真实高度结合的高手。他在《根鸟》中设置了一个虚幻的总体框架，给人犹入云山雾海的感觉。但在这云山雾海中，我们又清晰地看到“菊坡”“青塔”“鬼谷”“米溪”和“莺店”几个点，作为中心事件的寻梦是虚幻的，是一条漂浮在“菊坡”“鬼谷”“米溪”和“莺店”上空奇异的“路”，无疑具有象征意义。陪衬中心事件的几个互不相干的点，无论细节、场景，还是人物刻画，都具有浓重的现实真实性。仅就根鸟去往米溪路上与秋蔓相遇一段的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看，就很能说明问题。
《根鸟》中的具象细节描写特别是具象环境描写还有许多，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亲切感，也为小说的象征提供了现实基础。它们的存在，不仅说明作者对现实生活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也说明他的小说的象征意蕴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具象创造进行把握，更进一步讲，他的象征，正是这种生活的凝注，没有生活，就没有他的象征，他不抛弃生活，也不只为生活，他为他的“梦”。因此，他不是把生活和盘奉送，而是把生活揉碎，掺入象征。如果我们把《根鸟》的创作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榕树，那么，作品中的具象描写就像这棵树的气根，坚韧又柔软，为榕树吸收更充分的空气和营养，必要时将须根扎入土中，让这梦幻之树多一些震撼人心的力量，少一些空虚和轻浮，使作品达到拥有现实，又洞悉人生真谛，上升到诗情与哲理的高度。
原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