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祖谟
一
文轩在《进入现代形态》一文中对流亡文学说过这样两段话：“正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对比，使这批作家对原先的生活状态以及它的本质，有了清晰而透彻的认识。空间距离的拉大，非但没有使原先的生活在他们的视野或记忆中远去或消失，反而使那些生活向他们节节逼近，并且变得异常明朗，昭然若揭。空间的转换，使他们获得了新的审察视角和艺术视角。不同系统的文化和思想，强化和丰富了他们的艺术感受能力和思维质量。”“孤独使他们的目光和头脑皆变得冷静。它帮助他们去除了影响思维深度的浮躁和影响他们观察质量的迷乱。它使他们有可能在清静中进行冷峻的自我询问和反省。他们会发现，从前许多理解是浅显的，许多判断是愚蠢可笑的。当把种种与它们缠绕的关系解除，把种种功利性的目的忘却，而在寂寞中较为纯粹地进行思考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又一个思想和艺术的深度。”这话也适用于他的两部长篇力作《草房子》和《红瓦》。
文轩出身于江苏盐城农村，在那里读书、务农达20年之久。那里至今生活着他的亲人和众多的伙伴，那里留下了他童年、少年和青年的足迹。他和故乡有着无法割断的情感上的联系。1974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从此和这所高等学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不懈耕耘。随着文学活动的展开，他到过我国许多大中城市，以客座教授身份，到日本讲学，到访香港和台湾。这样，当他调动自己的乡村记忆编织《草房子》和《红瓦》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已和那段记忆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现代都市生活和现代文化的熏染，使他获得了审视乡村生活的参照。于是这两部小说不再驻足于那些人物和事件表层的善恶是非，清除了当初卷入那种生活时的浮躁和迷乱，从而形成了必要的超越和非功利性的美学观赏，字里行间洋溢着超脱和旷达，洋溢着对故乡的温情和悲悯。
像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写马贡多，莫言写高密东北乡，文轩也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油麻地。但《草房子》《红瓦》的叙事，没有采用福克纳式的意识流手法，没有采用马尔克斯式的魔幻手法，没有采用莫言式的充满浪漫激情的渲染，而是用白描，用写实的手法铺叙出一个饶有兴味的小说世界。
油麻地的生活是贫困和单调的。不少人常常挨饿，一碗红烧肉、一盘猪头肉能让人两眼发亮，吃相不雅。一条皮带、一辆旧自行车在小学中成了人人羡慕的稀罕物。小学的文艺会演、中学文艺宣传队和镇文艺宣传队的演出能吸引众多的观众，更不要说一个外地不起眼的马戏团的表演了，那是倾镇出动，场面壮观而又嘈杂混乱的。这贫困而单调的生活使人们千方百计寻求刺激。陆鹤的秃头成了孩子们注意的中心，桑桑在炎炎烈日下穿着大棉袄的表演、他和朱小鼓打架打成了两个“泥猴”，不但吸引了孩子，就连小学老师也禁不住观赏。人们的目光是狭隘的。中小学生为了出风头、为了谁能当班长而用尽心计。汪奇涵与王儒安、汤文甫与杜长明为了争夺芝麻大的官展开你死我活的较量。两性关系是人们感到神秘而兴味盎然的话题。小学生对纸月和桑桑搞恶作剧，中学生则制造林冰和陶卉、林冰和艾雯的风言风语。而一些成年人干脆付诸行动，进行公开的性游戏……。油麻地的生活是世俗的、庸常的。这样的题材在启蒙作家手中，会采取俯视的角度，居高临下进行批判；在新写实作家手中，会采取平视的角度，充分地认同；在歌颂工农兵的作家手中，会采取仰视角度，对这些世俗的、庸常的成分“视而不见”，大力发掘人物身上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文轩采取的是另一种路数，一种学者式的观照，一种纯然审美的把握。小说努力从这种凡俗状态中展示复杂的人生。
人生是一个千古之谜，是世世代代文学探求的永恒的主题。它就像温幼菊那无字的歌，你无法用明晰的语言去概括，去表述，却又实实在在，沉沉甸甸地融在人们的变幻莫测的命运之中。这两部小说都没有空泛的说教，没有抽象理念的预设，人生是用一个个琐细而庸常的故事传递给我们的。于是，我们读到了陆鹤因秃头而引发的妙趣横生的风波，桑桑、细马、杜小康与厄运的搏斗，纸月凄迷的身世，傅绍全的屈辱与成长，乔桉与赵一亮的苦涩，林冰的情感波折，秦大奶奶和油麻地小学的矛盾与融合，蒋一轮与白雀的爱情悲剧，施乔纨难以言说的苦恼，温幼菊的生命体验，夏莲香和杨文富从相爱到反目成仇，王儒安视油麻地中学为生命的坚守，汪奇涵的经过挫折走向淡泊与旷达，霍长仁的威严，秦启昌的风流与善良，刘汉林、谢百三、姚三船、马小清的不同道路，汤文甫与林长明的政治较量，丁黄氏和丁杨氏对“大床”的恋情，许一龙的狭隘与宽容，谷韦、甄秀庭、白麻子、杨文富的猥琐……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人生百味图。
童年的桑桑、从少年到青年的林冰就生长在这乡土文化氛围中，成为人生的不自觉的探索者。他们对油麻地千姿百态的生活或旁观，或参与，用他们幼稚的心灵去体味，去感受，去咀嚼人生的滋味。没有经历挫折与苦难的人难于体察其中的奥秘。他们朦胧的感受正道出了人生的各种三昧。这两部小说的美学价值突出地体现在这个方面。它是童年的歌、少年的诗、青年的音乐、成年的话剧。
二
白描的写实的手法和对美的追求构成了这两部小说的审美基调。从总体倾向上说，这两部小说是古典的、现实主义的。
如果说自启蒙运动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从总体上呈现出一幅由人类理性之光照亮的明晰的世界图景，这幅图景处处显示出规律性、必然性、目的论的话，那么，从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文学中这种理想主义之光正逐渐暗淡，代之以破碎和混乱，不可理解和荒诞。毫无疑问，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反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理性至上时有其巨大的功绩。但这一巨大的功绩又是以抛弃理性主义某些有价值的成分为代价的——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些激进派在泼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了。难道人类总要走这种非此即彼、二元截然对立的道路？人类为什么不能亦此亦彼、此彼相容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同文轩“永远的古典”的主张。
当然，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文学思潮、语言学思潮和话语理论的冲击之后，现实主义小说不能也无法故步自封，回到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去是荒唐的。现实主义小说必须吸收近一个半世纪的思想文化成果，以发展丰富自身。《草房子》和《红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这尝试是多方面的。这里我想就小说对时代背景和人物与命运关系的处理两方面谈一点看法。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多是对具体的社会的“发言”，有时还要提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因此，它注重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的勾画，注重人物身上时代社会色彩的描绘，使人物与特定的时代社会构成对应关系。《草房子》和《红瓦》显然和这一传统有了偏离。《草房子》的时代社会背景是模糊的，你很难确定故事讲述的年代，也很难确定产生的具体社会特点。《红瓦》中的故事虽然大多发生在“文革”，有论者据此认为该小说对“文革”的描写有不够成功的一面，殊不知《红瓦》并不想对“文革”本身说三道四，这里对“文革”作了“虚化”处理，提供的是一个通常的社会规范解体的文化语境下，人性中某些潜在的东西得以泛滥的情况。“世界如同一头巨大的怪兽，一扭头走到了另一条路上。……所有的人都不再安分了……一个个都想合伙弄出一些事情来。”中学生们从事“捣毁”工作，“只花了一个星期，这个世界就被我们搞得十分地简洁”。成年人或争权夺利，或利用除“四旧”窥探别人的隐私。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浮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小说通过少年与成年林冰的双重视角讲述这一切，充满了反讽色彩。这反讽不仅仅指向“文革”，更主要的是指向人性的丑恶的一面。这样，《草房子》为我们讲述的是社会规范稳定年代的故事，《红瓦》讲述的则是社会规范解体年代的故事。这两部小说如同两个试验场，作者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考察人性、人情和人生的方方面面。
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描写人的命运时，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是世界的主宰，命运掌握在人的手里。这体现了理性至上的原则。当然，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不是先验的预设。但命运也不是任人揉搓的面团。命运是人与环境（自然的、社会的）冲撞、摩擦而画出的曲线。人总希望一帆风顺，希望笔直地走向幸福的目的地。然而环境总是和你开玩笑，你曲里拐弯，艰难跋涉，到头来却发现与目的地相去甚远。两部小说写到的人的命运不再是由理性规定的清晰的因果链条，它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改变人生的轨迹，命运给人的搏斗留下的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唯因这个空间的狭小，才显示出人的搏斗价值。
细马和杜小康的故事是感人的。当大水毁坏了邱二爷的家财后，已被送走的细马却又转了回来。他用他的行为证明他不是冲着邱二爷厚实的家底而来的。邱二爷不幸撒手去世，倔强而有主意的细马不但悉心照料原来嫌弃他的邱二妈，而且发誓要给二妈造一幢大房子。他以其向厄运抗争的意志和远远超出同龄孩子们的精打细算，让大人都为之动容。油麻地站起了一个少年老成的男子汉。杜小康这个油麻地小学中最有钱也最自负的孩子，小小的年纪便遭受家庭经济破产的沉重打击。在同父亲到芦荡放鸭的几个月里，他经历了一个孩子少有的磨砺。“天空、芦荡、大水、狂风、暴雨、鸭子、孤独、忧伤、生病、寒冷、饥饿……这一切，既困扰、折磨着杜小康，但也教养、启示着杜小康。”一帆风顺的生活是单调的，逆境、厄运让人看到了生活的严峻、残酷、丰富、复杂。几个月的芦荡生活和小船、鸭子的全部丧失化作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使杜小康迅速长大了。他毫无卑微神色地在昔日同学面前摆小摊，开始了脚踏实地的新的人生。曾经有过屈辱生活的桑乔校长最能理解他，“日后，油麻地最有出息的孩子，也许就是杜小康了”。
作者在热情地赞美人与厄运抗争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人在命运捉弄下的无奈。傅绍全的故事是耐人寻味的。父亲死后，母亲与霍长仁私通，让他蒙受巨大的耻辱。他软弱，不敢公开向霍长仁抗争，甚至连暗算也不敢。他的办法是逃避，是自虐，是放弃手艺玩鸽子以麻醉自己。母亲死后，重新燃起生活希望的傅绍全却因妻子与人私通又一次陷入羞耻之中。他对秦启昌既愤怒，又自惭形秽，只好用赌博再次麻醉自己。是梅子的讥讽让他找到向妻子报复的途径，他与姚茫进行性游戏。但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怀了孕的姚茫拒绝打胎。姚茫的清纯与痴傻“使他对自己玩耍的这场游戏突然有了一种忏悔”，他决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在郝家兄弟吊打他、打得两条小腿骨折时，他都没有屈服。傅绍全经历这番劫难后成了一条汉子。或许正是这种男子汉精神打动了梅子，她不再胡来了。她死心塌地和傅绍全过日子，视傅绍全与姚茫的私生子如己出。傅绍全的故事是很有几分苦涩的。
当然更多苦涩的是乔桉和赵一亮的故事。他们的人生起点十分不同。一个是外祖父对母亲兽性发作的私生子，自幼生活在屈辱中，一个是油麻地富有人家的公子，被娇宠惯了。他们都不甘于受人指挥，默默无闻，而是要出人头地。为此用尽心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乔桉来说，这是对屈辱生活的病态反抗；对赵一亮来说，这是为了满足老子天下第一的骄傲心理。命运却让二人的愿望无法实现，他们先后锒铛入狱，令人扼腕，令人深思，令人同情。
从上面这些粗浅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部小说在保持现实主义关注现实人生的同时，也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某些思想成果。对人性对人与命运的关系作某种程度的形而上的考察。它是古典情怀和现代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三
在人和命运的搏斗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和关爱是至关重要的。陆鹤与班集体之间，秦大奶奶和油麻地小学之间，细马和邱二妈之间，桑桑和杜小康之间，许一龙和赵一亮之间，林冰和乔桉、和杜长明、和秦启昌之间，梅子和傅绍全之间，油麻地百姓与丁黄氏、丁杨氏之间，都有一个从对立、对抗、误解到和解、沟通的过程。两部小说正是从这里入手写出油麻地人的人性美、人情美。
秦大奶奶为保住她那幢小草房，为保住她与丈夫用血汗换来的那片土地，和油麻地小学、村子、地方政府展开了力量悬殊的对抗。她驱使鸡鸭大闹小学的恶作剧让人啼笑皆非。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土地的热恋、农民的执着和狭隘。剧烈的对抗使人的美好情愫无法表现出来。以秦大奶奶舍身救乔乔为契机，双方沟通了。人们从秦大奶奶那里发现了善良，秦大奶奶从人们的照顾和问候中看到了关怀和尊敬。他们融合了。秦大奶奶成了油麻地小学的一员，成了油麻地小学秩序和财产的自觉维护者。以沟通了的目光看，秦大奶奶和她的艾地不再是油麻地小学美丽格局中的败笔，而成了一道独特的温馨的风景。于是出现了动人的一幕：秦大奶奶主动搬出油麻地小学，而小学在艾地为她盖了新房，把她搬了回来。秦大奶奶为捞一个掉到水中的油麻地小学的南瓜不幸去世，人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那长长的送葬队伍成了对这位老人最诚挚的一曲挽歌。
杜小康与桑桑从对抗到融和也写得相当动人。杜小康的富有、自负、敢作敢为敢承担责任让桑桑感到压抑。桑桑明里暗里和杜小康进行了多次较量。但在杜小康的家庭由兴旺走向破产后，桑桑真正理解了他。当两个孩子握着手摇个不停时，当桑桑带头买杜小康出售的东西时，一个成年人也会对他们之间的友情肃然起敬的。
文轩显然深谙欲扬先抑的艺术法则。他总是把对立，把对立中不那么健康、不那么光彩的心理和行为铺叙得浓浓的，然后陡然一转，写融合，写融合中体现出的人性、人情的光辉。丁昭广和他的一妻一妾与那张大床的关系在油麻地一些人的心中充满了神秘而又污秽、淫荡的色彩。借助“文革”这一机会，他们对丁黄氏、丁杨氏极尽嘲弄、猥亵之能事，以满足其窥探他人隐私的欲望。但是，丁黄氏、丁杨氏在被折磨时的相互关怀与扶助，她们宁肯遭受种种非难和调笑也要保持大床的行为，尤其是她们三百里奔波寻找大床的努力，改变了人们的态度。在她们去东海边寻找大床的日子里，总有人为她们照应鸡和菜园子。丁昭广与他的妻妾构成了一种奇特的生活，不仅仅是性，还有情——那种同苦共乐的心心相印之情。丁昭广死后，他的妻妾始终保守着那样一份情意，那样一份极富浪漫的情趣。大床成为这种生活、情意的象征。和时下某些流行的小说不同，《红瓦》没有肆意渲染床笫之欢（虽然那两块白布是床笫之欢的见证），而着意那种情真意切、互敬互爱的感情。当阶级内涵淡化之后，呈现出一片美丽的人情。
从上面这些介绍可以看出，这两部小说是提倡“费厄泼赖”精神的，用成年林冰的话说：“我最不愿做的一件事便是使人尴尬。我绝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因为我的一句话或一个行动而陷入尴尬处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那些乐于使人尴尬的人，我的心中会暗暗地生长出仇恨。”因此，《红瓦》对施乔纨的丈夫利用手中的权力制裁白麻子为报复让施乔纨当众出羞，对许一龙和赵一亮的明争暗斗，对汤文甫和杜长明的权力较量都给予微词。其中王儒安和汪奇涵的矛盾写得最有深意。王儒安这个只念过三年私塾的孤儿从小学教师一步步成长为远近闻名的油麻地中学校长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作为一个农村教育家，他办学的狂热、执着乃至吝啬都令人肃然起敬。油麻地中学是他的“庄园”，是他理想的寄托和生命的象征。他被汪奇涵用狡猾的手段打下去充当一名勤杂工后，依然视油麻地中学为自己的“庄园”，不仅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还时时告诫学生要好好念书。他对学校和学生的爱是深沉的。他的仇恨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汪奇涵。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他，在人心方面却占尽了优势。然而，当沉冤洗尽，重返校长的位置后，他对汪奇涵的报复不免过分了。他让汪奇涵背上了贪污的恶名，而且不许汪奇涵调走，还逼迫汪奇涵拆房搬家。人心终于向汪奇涵倾斜。小说作这样的描写一方面体现了文轩对人的复杂性的把握，另一方面也在倡导人和人之间更为健全的关系。
这两部小说表现的美是平和的美、冲淡的美。它不仅体现在人情，人性方面，也体现在人物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油麻地的山水平畴、花草树木，房屋建筑、家什器物、饮食习俗，与人物的性情处于和谐的关系中，是优美的，富于灵性的。文轩善于用雅致如水墨画式的语言去描绘人事物。因而读这两部小说，既无大喜，亦无大悲，而是如夏天傍晚冲凉后那样感到通体的清爽的舒适，如冬季饮上一杯上等绿茶那样产生一种宁静的快感。
原载《小说评论》199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