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感性的交融
——《第三只眼睛》读后感
刘少峰
4月下旬，我收到孝感熊尉东先生发过来的评论随笔电子文集《第三只眼睛》，为之兴奋不已。读完之后，就情不自禁地想写一篇读后感，以回馈他对我的信任之情。
2008年，我的一篇网评《“亲商”也应保持距离》一文意外地获得湖北省网评“优秀奖”，当时，获奖的人中有一个叫熊尉东的人，他的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于是，我在网上与他交流信息，获知他在武汉工作。那年9月，我到嘉鱼县参加“湖北省孔子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参观省博物馆时，就致电给他，他迅速地赶了过来，那次他对我的盛情款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口有余香。以后，我们经常保持着联系，分享着彼此的快乐。
他回到孝感工作后，我也曾去拜访过他，并向他许诺将《白沙古镇的诱惑》一书送给他，但我因公务繁忙，一直没有践行诺言。现在，他将自己的著作赠与我，这让我感到十分惭愧和内疚。
熊尉东先生生于七十年代，是湖北云梦人。自九十年代以来，他在报刊、网络发表了不少随笔、诗歌、评论。近年来，他致力于时评写作，曾多次获得省级时评大奖、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一等奖等奖项，是孝感市网评队伍中的获奖“专业户”。
他的著作《第三只眼睛》分为评论《第三只眼》和随笔《心的眼睛》两部分，50余篇文章。“第三只眼睛”，常被引申为“换个角度看问题”。他用“第三只眼睛”来观察社会，来分析新闻事件，来感悟人生真谛，并将它作为自己的书名，这个书名意味深长。他的作品角度之新、思想之深，让人读来有“别开生面”之感。
熊先生的时评充满着理性，做到了融情于理。针对天门城管打人致死事件，他提出了要“加强城管制度的反思和建设，加强城管队伍的管理与监督”的治理思路。他剖析了“暴民”产生与消弭的原因，提出了“要建立矛盾化解机制”的新观点。他在《石首事件：谁应该站出来向公众道歉？》一文中，提出要建立话语通道，避免盲目的社会“正义”和泛滥的网络“民意”被煽动，他对这一事件的深刻反思具有前瞻性。他在《何处才是媒体监督司法的“楚河汉界”？》一文中，提出了要依法设定媒体与司法的“楚河汉界”这一时代课题。他的作品充满了辩证法思想，成为促进政府工作改进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推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理性，他的作品的独特价值才得到进一步地彰显。不过，他的作品并不是板着面孔说教，而是情理交融，直指人心。读他的文章，我感到“字立纸上”，感到有一种“质感”和一股“浩然之气”深藏其间。梁启超先生的时评为什么能打动人？是因为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忧惧与对变法图存的热切期盼打动了每个尚有感觉的中国人的心。在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语境下，面对复杂多变的新闻事实和纷繁芜杂的社会万象，我们就要避免和抵制盲从、跟风、炒作等各种非理性行为，就要始终保持理智、清醒、大度、从容、稳健的工作状态，就要透过事物的表象把握事物的本质。而熊先生的思考和写作实践，就正好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熊先生的时评充满着以人为本的悲悯情怀。他的时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也不是为了“揭黑”，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的症结，善意而真诚地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建议。这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愤青”，而是一个具有公共情怀的知识分子。他在《道德评判与契约关系的博弈，我们该倾向谁？》一文中，针对“武汉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教授在病危的情况下，武汉大学终止其聘用合同，并停止提供医疗费用”一事，呼吁人们要树立以“生命为本”的执政理念，建议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反思。他针对“上海海事大学09级公费研究生在宿舍内用毛巾上吊自杀”一事，质问上海高校的冷漠和傲慢。他从“烈士陵园的冷清”，想到“当前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他对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在“第一时间”下的快速反应，给予了热情的讴歌；他从官员问责“风暴”中，感受到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特别是期待。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艺”。可以说，没有独到的“器识”，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宽阔的视野，没有悲悯的情怀，是很难写出如此有现代意识和影响力的时评的。
熊先生的时评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他的时评《从“水淹三军”到安全度汛》对孝感两次洪水来临后的不同反应进行了认真的对比，讴歌了“一个城域的进步”。《“下里巴人”更需要“阳春白雪”》一文，对孝感市首届建筑“抹灰工”文化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呼吁多给予“下里巴人”以人文关怀。他提出了“低碳不等于牺牲基本生活质量”的观点，对时下大力宣传的“低碳”生活进行了纠偏和正确诠释。他的作品很有现实针对性，让人读来感到特别亲切。
熊先生的随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我们常说，任何文章都应当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是一种人生经验的表达。因为只有体验生命和人生，文章才有灵魂，思想才有根基。他在“桂子花开的季节”，表达了再次拿起手中笔的兴奋；他在“都市的雨巷”中，想找到“油纸伞”，想找到“丁香一样的姑娘”，抒发了对“伞下一片温暖柔润的晴空”的向往之情。他的散文诗《灯光》、《在路上》充满了诗情画意，让人们通过一系列意象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他的《宝贝的圣诞》、《儿子的贺卡》、《我喜欢的几个老头老太太》、《那些陌生的孩子们》等随笔都很有生活情趣，我们从中可以读到他的“真性情”。
熊尉东先生是个性情中人。我常在论坛上读他的文章，然后就即兴跟帖，与他互通信息。而他对我的跟帖，总是每贴必回，其中亲切激励的话语让人感到格外温暖。不过，性情中人也有缺陷，比如不同于流俗、与官场相左、笔锋所向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等等，这些当然是中国正直文人的共同弱点。在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的当下，我们更需要像熊先生这样有道义的人来针砭时弊，来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来撑起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
熊先生不为物役，注重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一人生观蕴藏着巨大的智慧。他 “四十岁前做加法，四十岁后做减法”的感悟就具有很强的哲理性，这种来自生活的智慧绝不是空谈，而是对人生经验的提炼和对社会现实的超越。他将这种感悟付诸实践之中，开车时总是“慢半步平缓行车”，就是这样，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享受着自己平凡的快乐。在人们过多地专注于物质世界而忽视了精神世界追求的时候，他的感悟正是我们社会挽救“精神危机”的一剂“良药”，我们的精神世界正需要这种对现实的超越性思考。
现在，我将熊先生的《第三只眼睛》书稿打印出来，放在案头上，它时时警醒我要学会独立思考。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熊先生站在时代的“船头”上瞭望，用“第三只眼睛”观察社会和人生，时时审视“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并及时发出警告（普利策名言）。从这个角度看，他就是一个“关注天空”的人。如果我们的民族多一些“关注天空”的人，那么，我们的民族振兴将会大有希望。
我激动地写下这些文字，以此表达对熊先生辛勤劳动成果的尊重。权且作为读后感，不知可否？
2012年4月29日晚
写于古驿白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