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schenk van God
在我妈认识我爸，在她踏上开往荷兰的飞机，把两个旅行箱里装满手链、项链和耳环之前，她负责照顾一艘船的船长。船长叫拉杰什·穆德加尔，是家里的长子，拥有一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浓密黑发。
船长在阿拉伯海上生病了，当时离最近的海岸还得开上一天半的时间。回到陆地上的时候，拉杰什·穆德加尔的身上长满了痘痘，在孟买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躺了一天一夜。命算是保住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右脚的三个脚趾、右手的指尖和左边的小腿全都废了。拉杰什·穆德加尔再也不能开船，再也不能出海了。
船长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回家了。有人给他在开往阿格拉[9]的火车上特地准备了一节车厢。他的父母就住在阿格拉绵延的群山里，而他也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在深夜颠簸的火车上，他第一次被疼痛侵袭，一直叫到太阳缓缓地升起。
一回到出生地，看见大树、房屋和童年时走过的路，他热泪盈眶。他曾经把这片土地跟大海做了交换，把尘土换成了海水。他的母亲宛如一只黑色的鸟儿，尖叫着从山上冲了下来。孩子们围绕着担架，看着那件钉着铜扣的深蓝色的制服，而跟制服配套的西裤被剪了开来。接下来的几天，人们都在为船长祷告。
一天早晨，我妈出现了。在大树、房屋和马路之间，在阳光中出现了一个白点，一个带着美丽光环的护士，是那么年轻、漂亮、纯真。我妈走进了穆德加尔的家，那是一座很大很亮的房子，一看就是个有钱人家。船长的父亲是个律师，声音沉重得宛如石头，说出的每个字都像岩石一般。我妈跟船长的母亲喝茶。四周一片宁静，这是一座充满了悲伤的房子，几乎听得见泪水掉下来的声音。接下来，我妈被带到船长身边。她仔细观察着眼前的这个病人，看着他一头如电影明星般的发型：乌黑发亮的头发和笔直的发际线。他俩谁都没说话，只是沉默着。我妈替船长洗伤口，换绷带，而拉杰什·穆德加尔默默承受着疼痛。他咬紧牙床，心里想着大海，还有那咸咸的海水，如大象吼叫般的海浪。
慢慢地，慢慢地，穆德加尔康复起来，恢复了元气，我妈从他的眼睛就看得出来：眼角的细纹，还有如黑色湖水般发光的瞳孔——拉杰什·穆德加尔的眼睛笑了。一天早晨，我妈开始想念他。这想念来得很突然，也很温暖，简直无处不在。她还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仿佛崭新一天的阳光直直地射入了她的灵魂。她的身体发着光，指尖在颤抖。
她开始好奇拉杰什·穆德加尔有着什么样的感觉，便开始解读他的脸。她看见了皱纹，随着看的时间增长，看到的皱纹也越多。他的毛孔里满是疼痛，还有额头、嘴边以及眉毛之间也都是。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妈一把抓住他的手——一只只剩下指节的手——轻轻地捏了下去，仿佛感受到一阵火花。她吓了一跳，立刻松开手，突然想到了现实情况。她只是一个护士，而他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他残疾了，而她正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只爱过一次，也只有那一次我们会爱得奋不顾身。”西里尔·康诺力在他的回忆录《不平静的坟墓》里这样写道：“当我们爱上一个人时，会以为某天是9月初的一天，会觉得一天忽然少了六个小时，会体会到6月的炙热。”之后还加上关键的一句，“初恋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
我妈与拉杰什·穆德加尔的告别，和西奥多勒斯·亨利科思·凡德奎斯特的相遇之间隔了三年。在这三年里，我妈住在不同的地方，照顾了不同的病人，为他们清洗伤口，倾听他们的苦痛，抚摸他们的额头，却没有一刻忘记过拉杰什·穆德加尔那双微笑的眼睛。他们给彼此写信，用的词也越来越深刻。只要我妈摸着拉杰什·穆德加尔写的那些字，就会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那温暖似乎无处不在。
“就这样吧。”当她和躺在床上的船长告别时，对自己是这样说的。然而她还是哭了，在那座安静的房子里，她流泪的声音仿佛是山里的瀑布。船长从床上爬起来了，一步步爬向了我妈。他哭了，不是在大海上，不是在面对死亡时，也不是在他醒来时没了左脚的床上。泪水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落在了那座又大又亮的房子的白色地砖上。
那位律师父亲的声音牢牢地印在了我妈的记忆里：“给我滚出去，永远也别回来！”我妈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眼睛看着地面，看着地上的尘土。
当我爸爱上我妈的时候，我妈的悲伤基本已经成形，仿佛一件用黑线织成的丧服。他们是在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图书馆里相遇的，我爸在那里打了一份零工，是图书馆助理，而我妈正在努力学荷兰语。在那之前，她收拾了两个行李箱，坐了飞机，又在荷兰史基浦机场下了飞机，通过一个住在海牙的姐姐，在鹿特丹当上了护士。我妈想去国外积累经验，不过才半年就又想回家了。船长信里的词深刻得叫人无法承受。那时她刚被一家医院接受，可以去手术室上班。医院还帮她付了学费，签署了工作合同。她给船长写信说再过一年就回去，到时候会带着一大笔钱，可以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还要照顾他一辈子。人生中比这些话还要深刻的词大概已经不存在了吧。
那是我妈写给船长的最后一封信。
接着我爸就跟我妈在图书馆里求了婚，我妈立即否决，我爸完全摸不着头脑，不明白我妈为什么会说“不”。从那一刻起，“不”这个字的意思在我爸那里突然变成了谜团，而我妈一直在重复这个字。
“不，”我妈说，“不，不，不。”
然而这招对我爸毫无作用，他仍旧跪在地上，等待着我们这辈子都期待听到的那三个字。
在接下去的几天里，我妈说了无数次的“不”，至少传说里是这么说的。当然了，那是我妈的传说：“我说了那么多次‘不’，如果每个‘不’都是一粒米的话，估计所有的印度人都能吃饱了。”
接下来就是泪水，叫我妈无法阻挡的泪水，有了那些泪水，才有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我是可怜他。”在我出生多年后，我问我妈究竟为什么跟我爸结了婚，我妈说：“我承受不了更多的同情，也承受不了再多的眼泪。”
他们是在9月的一个早晨结的婚，天气很热，比起阿格拉山里那些漫长的白天和似乎永远不会天黑的夏季，那天的时间显得短了许多。三个月后，我妈怀孕了。她轻轻地抚摸着肚子，指尖微微颤抖。她的身体又开始发起光来，尽管那是一年中最黑暗的一个月：整个12月，窗外的雨下个不停。
信不断地寄过来，信封越叠越厚，船长的话也越来越悲伤，我妈再也提不起笔给他写信了。
我大哥是1977年8月28日早上七点一刻在鹿特丹的代克齐赫特医院里出生的。而他的性别对我爸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他们都深信宝宝会是个女孩子，两人都有着强烈的预感。也许这是他们这辈子唯一共同拥有的感觉，而这也许正是感觉失灵的原因吧。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得赶紧取个名字。我妈刚生产完，头发还是湿的，额头上挂着汗水，就想到了阿什瓦德这个名字，就是印度语里“上帝的恩赐”的意思，就跟我爸的名字西奥多勒斯的意思一样。我爸不同意，也许是还不敢相信怀里抱着的是个儿子吧——一个长着粉红色的手臂、腿和小鸡鸡的小生命。
阿什瓦德·凡德奎斯特，是我爸妈的第一个孩子，是大儿子，是他们的骄傲。我妈赶在午夜十二点前坐电梯去了医院里的银行分部，怀里抱着我哥，宛如一个干瘪的梨，或是一颗长了芽的土豆。只见他睁着眼睛，黑色的眼睛里透着唯独新生儿才有的蓝光，正如纳博科夫笔下的婴儿蓝一样：“那是一种模糊、发光、无法揣摩的东西，似乎试图去抓住阴影，却被远古的童话森林吸食，那里的鸟儿多过老虎，果实多过荆棘，就在光亮和阴影之间的深渊，人类的精神诞生了。”
我妈在阿姆斯特丹的鹿特丹银行给我哥开了个账户，往里面存了1000荷兰盾。我试图想象那1000荷兰盾是从哪里来的，然而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那张支票在她生孩子的时候到底藏在了哪里？头发里？床底下？我妈把钱——那是她做护士存下来的钱——交给银行工作人员，想象着阿什瓦德长大了，上了大学，跟女孩子出去约会，用这笔钱请女孩子喝东西。我哥仿佛看见了远古的童话森林，还有鸟儿、果实，轻轻地叫了起来，仿佛一首安详的乐曲。
我爸妈很幸福，这种幸福感只有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才能感受得到，这种爱是那么纯真，让人难以置信。在我的儿子出生后，我也想到了那光亮的时刻，那是我的第一个孩子。那亮光是那么清晰，照射着万物，穿越了岁岁年年，一直照到现在。
1977年的幸福也同样如此，一条新生命开始了，发出了咿咿呀呀的声音。慢慢地，慢慢地，小手和手指动了起来；慢慢地，眼睛睁开了；慢慢地，那个小生命开始思考、感受和期待。我哥是吃母乳长大的，看着一切会发光的东西，看着光线折射，看够了就开始哭；他看见了人、事和整个世界。他的小眼睛闭了起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见到什么就拿什么，把晒衣服的夹子和铅笔塞进嘴巴里。小手不停地摸索、挖掘，腿开始想直立起来。我爸弯下腰去，用手抱住他的胳肢窝，一起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我哥叫起来，这么小的嘴巴竟然能发出这么大的笑声。
如果时间能过得慢一些该多好，我哥已经开始磨牙了。时钟的指针呀，你慢些走。可是时间突然就静止了，来得那么突然，而且再也没有往前走过。我大哥突然得了羊癫风，手脚不停地颤抖，眼睛眨个不停，连呼吸也没有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夜晚，当时我妈在她姐姐家过夜。我二哥约翰当时才两周大，躺在婴儿车里，眼睛里也泛着婴儿独有的蓝光。阿什瓦德躺在我妈旁边，我妈努力把勺子塞进他的牙齿和舌头之间。一想到“孤单”这个词，我的眼前就会出现这个绝望的画面：我妈，还有我那不断颤抖的大哥，一把插在他嘴里的勺子。当时我爸在鹿特丹，正在写博士论文，研究一只注射了绵羊的红血球的老鼠。
十二个小时前，我爸妈还推着深蓝色的婴儿车散步，约翰睡在车里。我当时不在，还没出生，也从来没查阅过1979年3月15日的天气。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嗅到那天空气的味道：阳光照射下的路沿，划破碧蓝天空的云朵，还有番红花和湿润的草地。这些辞藻让我想起了一个明朗的春日，就跟人们能从不同的颜色组合中看到数字一样。
阿什瓦德被暂时送到邻居阿姨家，数年后我会叫那个阿姨安可。她提出可以帮我妈照顾我大哥，这样我爸妈就能放心带我二哥出去散步了。我妈不想和阿什瓦德分开，不过还是被我爸劝服了。她把我大哥送到邻居家，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说他们不会走远的，一会儿就回来。我妈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半个小时后，她手里抱着病恹恹的阿什瓦德。他的大便是绿色的，很臭，还发烧了。
一个号啕大哭的宝宝，一个生病的孩子，还有一篇要交稿的论文。我妈去了她在海牙的姐姐家，就在那儿，一个小房间里，在黑暗中，我大哥的羊癫风犯了。从此，我妈的眼泪就没有停过，跟随了她一辈子。
一个小孩是无法理解悲伤的，悲伤在他的世界里宛如水中流沙。我不理解我妈的眼泪，生活是那么美好，充满了欢愉和能量，还有玩耍、奔跑、叫喊。我开始学写自己的名字，算3乘以7是多少，还能看时钟。而在我妈眼里，全是一些阿什瓦德一辈子都做不了的事。
过了好几年，医生才诊断出我大哥得的是什么病，在这之前我爸妈带他去看了几十次门诊，去了无数次医院。这个诊断对所有做爸妈的人来说犹如地狱里传来的噩耗，诊断结果是我大哥有智力障碍，这个戳子就这么印在了他的脑门上。这个戳子本该可以让所有人都喘口气，这样一来我爸妈知道了我大哥的病，生活也可以继续下去，然而对我妈来说，时间仿佛被冻结住了一般。
人年纪越大，牢牢抓住的悲伤就会越多。它们会开始黏着你，而你也越来越容易感受到它的存在。尽管如此，一直到二十七岁，我才明白了我妈的悲伤，在那年夏天，我自己成了一个孩子的爸爸。我看了约瑟夫·罗特的《约伯记》后，泪水不停地往下落。
《一个犹太人的命运》是罗特给这本书起的副标题，书里的主人公门德尔·辛格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他确实是一个简单虔诚的男人：“在他之前，有千千万万的人像他这样生活过、这样教过书。”[10]而在他的老婆狄波拉眼里，他独一无二。她可以算是整个文学界里最悲伤的母亲了，因为她我才第一次对我母亲的悲伤有了清晰的认识。狄波拉的儿子的脑袋跟南瓜一样大，腿是弯的，失去了知觉，跟阿什瓦德一样，他也时不时会犯羊癫风。
悲伤宛如一片海洋，无边无际，又深又黑。自从梅努西姆出生后，狄波拉的心里就出现了一片黑夜。悲伤占据了每一丝愉悦，每一场派对都是折磨。对她来说，时间也静止了：“没有了春也没有了夏，每个季节都是冬天。太阳升起，却带不来温暖。唯有希望不愿死去。”[11]
对我妈而言，希望也没有死去，她希望奇迹的出现。阿什瓦德账户上的存款每年都在增加。在我睡觉前，我妈跟我讲以后我大哥会开车带我四处兜风。她就这么坐在床尾，轻声念叨。要是我将来去参加派对，阿什瓦德会把白衬衫借给我穿，还会给我零花钱用；印度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大儿子嘛，是全家人的骄傲。接着，房间里的灯就灭了，我妈的脚步声消失在黑夜中。我童年听到的故事不是《睡美人》，也不是《灰姑娘》，而是阿什瓦德长大了要当医生，买汽车，跟一个非常美丽的公主结婚，然后长久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每天早晨我妈都会给我大哥梳出一个中分。之后，他就要去一所给学习有困难的孩子上的特殊学校了，不过要是上帝听到了我妈的祷告，他就能跟我和约翰一样，去上水塔小学。德吉尔老师已经见过他一次了，我妈说：“这是阿什瓦德，不用多久他就能连跳五级了。”
每一天，每一天，梅努西姆的妈妈都在祈祷犹太教的上帝，要是不见效，她就会开始祈求祖先，叫她爸妈的名字，还有梅努西姆的爷爷，爷爷的名字跟瘸脚孙子的一样。还有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伊萨克和雅可比。我妈则轮着祈求印度众神。
她先是祈求象征着消灭一切邪恶的湿婆，因为在我妈眼里阿什瓦德的智障问题是一种邪恶的表现，要驱除那个凶恶的灵魂。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无情，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妈也给我和约翰祈祷。我二哥跟一个穆斯林女孩结婚了，而我辍学了，开始写小说。在我们的身体里也住着一个需要被驱除的恶魔）。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一个好习惯。
我妈一直在阁楼上祷告，小时候我们是不可以随便去阁楼的，要去也得穿上袜子。我记得我妈头上系着一块红色的透明丝巾，轻轻吟唱，身体微微地摇晃。熏香让整个阁楼充满了一种神秘的香气，我的目光试图跟随着弯弯曲曲的烟雾。在阁楼上也有泪水，不过在这儿，我妈脸上的泪水会比在别处干得快一些，祷告仿佛给她带来了一丝清新，是一场安慰之浴。
我妈让我测试对湿婆祷告的效果，于是我就每天指着客厅里古老的挂钟，问阿什瓦德几点了。
而他总说：“吃饭的时间到了。”
要不就是：“看电视的时间到了。”
我妈很快又跟女神杜尔迦祷告起来，这个女神有很多条手臂，画面中的她经常骑在一只老虎上，是著名的驱逐恶魔的女神。然而阿什瓦德仍旧是阿什瓦德。对了，还有奎师那神，是世间万物的源泉。我妈跪在地上，轻声吟唱起来，带着哭腔，身体左右摇晃。就这样，其他印度神仙也都被拜了个遍。在我妈的理论里，印度一共有五十二个神。有人认为只有一个，有人说三个，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三千万个。我妈就停留在五十二个。在把众神求了个遍都无济于事时，我妈说：“考驾照根本就不需要会看时钟。”
我妈的希望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然而变化还是发生了。我妈变得很不安，很容易发脾气，还疑神疑鬼，是妄想症的一种表现，而且越来越严重，这病开始影响她的余生。我们第一次发现我妈的病是在饭桌上。全家人围着餐桌吃意大利面，面里的番茄酱不是自家熬的，而是从超市直接买来的。我妈突然大叫起来：“凯丽！”大伙儿一头雾水，不知道我妈在叫谁。我爸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然后说：“维娜，凯丽是谁啊？”
我妈的眼里噙着泪水，左眼成了一片海洋，右眼的海洋也接踵而至，我们谁都没出声，盯着面前的盘子。
“他吃了凯丽的食物，”我妈一边说，一边指着阿什瓦德，“我们带约翰去散步的时候，阿什瓦德在邻居家，吃了狗粮。”
凯丽是邻居家的狗，是安可阿姨家的杰克罗素犬[12]，我妈眼里的又一个恶魔。
我妈深吸了一口气，眼睛里洪水泛滥，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她告诉我们阿什瓦德因为吃了狗粮，羊癫风又犯了。
阿什瓦德是唯一还在吃饭的。他把长长的意大利面吸进嘴里。
接着我妈就崩溃了，大叫道：“我不想的，我不想把阿什瓦德丢在邻居家去散步，是你强迫我的！”说完便脱下一只鞋，朝我爸丢了过去，我爸一弯腰，正好躲了过去。这是在我的童年中我妈丢向我爸的第一件物品，丢出去的第二只拖鞋还真的砸中了。接下来，盘子、杯子、丁零哐啷的碎片，全都飞向了我爸，还有我妈脸上河流般的泪水。
阿什瓦德放下了餐具，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吃狗粮。”说完还做了一个鬼脸，拿起刀叉，吃了一大口番茄酱意大利面，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妈妈，我们今天晚上还吃长蛇吗？”阿什瓦德几乎每天都会提这个问题。在他的世界里，意大利面就叫长蛇。他觉得面跟蛇很像，其实还真的挺像的。
接下去的几天里，凯丽几乎性命难保，我妈变身游击队，专门找邻居家那只长着棕色斑块的杰克罗素犬的麻烦。她手拿擀面杖，追着凯丽四处奔跑，喂它吃沾了辣椒粉的狗饼干。如果凯丽在我们家门口撒尿，我妈就把厚厚的电话黄页从三楼扔下去。印度人有多么崇敬牛，我妈就有多么痛恨凯丽。
我妈还企图把凯丽当作祭品，然而当安可阿姨的孩子们抱怨凯丽烧焦的毛发时，第二天警察就出现在了我们家门前。我妈说是烤炉里蹦出来的火焰不小心溅到了狗身上，就这样把警察给糊弄了过去。我们家根本没有烤炉，不过这就没必要让警察知道了。他们大口啃着我妈做的鸡腿，还打包带回家给老婆吃。我妈做的咖喱鸡叫人欲罢不能，在荷兰找不到第二家。然而她究竟是怎么在没有烤炉的条件下做出烤鸡的，就是个谜了。吃过的人，都别无所求。
最后，凯丽还是因为一场意外送了命——它被一辆垃圾车撞死了。这种突如其来的破坏力，就是命运。我妈肯定地说这夺命惨案是湿婆所为，这破坏邪恶力量的神终于显灵了。
“要不是凯丽，阿什瓦德就没事了。现在凯丽走了，阿什瓦德就要痊愈了。”这是我妈的原话，她对此深信不疑。渐渐地，我们开始远离我妈。这里的“我们”是指我爸、我二哥，还有我自己。阿什瓦德是家里唯一无法抵挡我妈魅力的人。他永远是个四岁的孩子，在我妈的保护下生活，接受她的一切。
“阿什瓦德，有一天你会好的，到时候就能自己系鞋带了。”
“有一天你会去剑桥大学，成为一个著名的律师。”
“阿什瓦德，要是我有一天老了，头发白了，整天躺在床上，你一定会让我为你感到骄傲。你的司机会开车送你来看我，到时候我会亲吻你的额头。”
我妈的内心深处有一座矿山，一根通向无限希望的管道。在那里一片漆黑，除了黑暗，什么都看不到。然而我妈从深渊里挖掘出安慰，在管道里徘徊，就跟阿什瓦德发羊癫风的那天晚上一样寂寞无助。她叫喊着他的名字，黑暗的管道里传出无数个回音。总有一天她会把他找回来，那是她的骄傲，她的一切。
圣者的言语支撑着小说《约伯记》里狄波拉内心永恒的希望。梅努西姆十三个月大的时候，像一只动物般吼叫起来。于是绝望的狄波拉便去了克鲁斯耶斯克的拉比[13]那里，她打算看着拉比的眼睛，说服自己力量无穷的上帝就存在于拉比身上。然而她的双眼宛如海洋，在咸咸的白色波浪后面看见了那个圣者。虽然他的声音很轻，狄波拉感觉那个声音就在自己的耳边：“梅努西姆，狄波拉的儿子，会康复起来的。在以色列像他这样的人少之又少。不要害怕，快回家吧。”
就这样，我妈和狄波拉勇往直前，内心的希望永无止境地咆哮着，支撑着她们。有一天，奇迹终于出现了，梅努西姆说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词：“妈妈。”
狄波拉的眼里噙着泪水，这次泪水甜甜的，暖暖的。
“妈妈。”梅努西姆又叫了一遍，就这样叫了成千上万次。
儿子终于开口了，她的祷告总算没有白费：“这就意味着有一天，梅努西姆会变得强壮、高大、聪明、善良，就跟狄波拉的祷告词里说的一样。”
聪明善良，这样的词很像在形容一个法官，又或是一个律师。梅努西姆正在等待着去迎接一个光辉的未来。我大哥除了会说“妈妈”，还会问“爸爸，你为什么总是摇头呢？”，不过看书和写字就不行了。十二岁那年，我妈还在给他梳中分。她每天早晨都会用花园里的喷壶冲洗阿什瓦德那头浓密的黑发，接着再梳出一道笔直的中分。“看，看你多帅，”我经常听我妈这么说，“以后会有很多女孩子来追你的。”
夏季里一个明亮的早晨，梳子从我妈手里滑落下去，“拉杰什·穆德加尔”从她的嘴里冒了出来，就跟当时忽然说出“凯丽”的名字一样，我妈尖叫起来。阳光照在我大哥乌黑的头发上，还有那道中分，简直就是电影明星的发型。我妈叫起了那个船长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从那天起，拉杰什·穆德加尔再次回到了我妈的生命里，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坐在餐桌前，吃着番茄酱意大利面，听我妈解说她的理论。我爸、我的哥哥们、我们安静地吃着，都习惯了。理论是这样的：阿什瓦德的智障问题源于船长的诅咒，我妈给我们讲拉杰什·穆德加尔，就跟说家里的长子、全家的骄傲阿什瓦德时的语气一样：“他只剩下两个脚趾，半条右臂，左脚也没有了。笑起来，眼睛宛如春夏。”没多久，我妈的第一只拖鞋就飞向我爸，紧接着桌上的其他物品也飞了出去。我妈大声嚷嚷着说一切都是我爸的错。要不是他跟她求婚，她就跟船长结婚了；要是她跟船长结了婚，也就没有阿什瓦德的存在了。
我妈大叫着，哭了起来。
我爸就跟门德尔·辛格一样，是个简单的男人，捡起拖鞋走向我妈，把地上的玻璃碎片和食物的残留全都收拾干净了。
阿什瓦德突然放下刀叉，说：“幸好妈妈没有跟船长结婚。”说完便又大口吃了起来。
“时间一天天，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我妈成了一个被占有的女人，占有她的叫作希望。她带着阿什瓦德去蒂尔[14]看病，还去了卢尔德[15]，一切能产生奇迹的可能都试过了：巫师、灵媒，还有克洛斯区的那个拥有超自然力的骗子。那年阿什瓦德二十二岁，不喜欢跟别人有肢体上的接触，还会时不时发暴脾气。骗子拿着一根针去扎我哥的脸时，一只眼睛被打紫了。除了这个骗子，对我们的邻居、邮递员和公车司机来说，他也不再安全，就连我妈有时候也会被打。阿什瓦德有着1米96的个子，我妈只有1米66，要是他发起脾气来，我妈除了大叫让他别再踢打了，也就无计可施了。等他平静下来，我妈就会说：“阿什瓦德，我是那么爱你。你是我的最爱，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我的骄傲。”我大哥听了，大哭起来，一副很迷惘的样子，把脑袋搭在我妈的肩膀上。我妈也哭了，也很迷惘，把头靠在我大哥的头上。
我妈，那个阳光中以往的白点，一个带着美丽光环的年轻、漂亮、纯真的护士。
要是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船长，就好了。
要是她从来没有跟我爸结过婚，就好了。
要是她从来没有把阿什瓦德留在家里去散步，就好了。
她的内心一直重复着这些话，并且会一直重复下去，摸着阿什瓦德那头黑发。
那时候我已经搬出去了，我二哥也一样，他去了乌特勒支大学学自然地理。我们都只在周末回家，带着要洗的衣服和饿得咕咕叫的肚子。
有时候我们会吃咖喱鸡，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吃“长蛇”。
有一天，阿什瓦德也出门了，搬进了科里哈同小巷的一家专供残疾人住的机构，从那里骑车去我爸妈家也就十分钟。这对我们家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不过我妈觉得挺难的，每天都骑着车来来回回，去看她那永远停留在四岁的孩子。她会问阿什瓦德吃了什么，吃了多少，看了哪些电视节目，然后又会跳上自行车回家。家里很安静，她很害怕听到泪水滴落的声音。
在科里哈同小巷，阿什瓦德和其他七个人——或者叫“客户”，他们这样称呼彼此——住在一起，我记得约皮，他喜欢把手伸进一袋玉米粒里，不停地搅拌。还有里克，他特别喜欢迈克尔·杰克逊；阿诺，一直穿着费耶诺德球队的T恤和裤子，就连夏天也戴着球队的围巾。他们中的一个教会了阿什瓦德“残疾”这个词，然而他不同意这个词的意思，至少认为这个词跟他没有关系。我妈有一天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残疾，我是阿什瓦德。”
我妈点了点头，说：“你是一个恩赐，上帝的恩赐。”
跟许多犹太家庭一样，辛格一家搬到了美国，希望在那里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梅努西姆并没有跟着一起去，尽管克鲁斯耶斯克的拉比一再吩咐狄波拉：“不要丢下他，留在他身边，把他当作一个健康的孩子。”
那不知疲倦、不死的希望最终还是粉碎了，破灭了，梅努西姆的妈妈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奇迹的发生，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
我爸妈移民去了加拿大，阿什瓦德也留了下来。我爸是第一个离开的，几个月后我妈也踏上了飞机，除了她的孩子们，把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带走了。她出发的那一天我在国外，没能跟她告别，也不知道她跟阿什瓦德之间的告别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她跟别人告别的时候有多痛：她哭着上了车，那些握过手的人的脸都模糊起来，眼睛仿佛成了两片汪洋大海，全是泪水。她开始尖叫，却不知道自己在尖叫，因为那尖叫声来自她的内心深处，她的心仿佛长出了一张嘴巴，大叫起来。
悲伤仿佛流水穿过沙子，在我的身上蔓延开来，再后来就像一片湿淋淋的秋天的落叶，沾在了我的身上，叫我窒息。孩子们永远不会有看书、写字、算算数和看时钟的悲伤，永远不会有出去约会的悲伤、变得越来越沉默的悲伤、因为无法理解自己而开始拔自己的眉毛和睫毛的悲伤。
阿什瓦德从来没有能够连跳五级，甚至连一级都没有跳过。
梅努西姆最终还是好了，然而他的妈妈没能看到这一幕。在奇迹发生前，狄波拉就去世了。在她去世后的几个月，门德尔·辛格在纽约遇到了失散已久的孩子。他没能一眼认出来，梅努西姆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小伙子，穿着晚礼服。如今他叫阿历克斯耶·科扎克，是一位世界闻名的作曲家。
没错，他并没有成为医生或者律师。
现在我们之间隔着大海，各自选择了各自的路，用网络视频联系。有时候信号不好，画面质量也差，还时不时断线。有时候我听不懂我妈在说些什么，又或者是因为网络的延迟，我们同时说起话来。不过好在是免费的，免费的就是好的，印度人都是这么想的，我妈也一样。
我告诉她我要写一个关于阿什瓦德的故事，她在视频那头点了点头。那是多伦多的一个清晨，天还是黑的。为了省电，我妈没有开灯，只有屏幕的光打在她的脸上，一张黑色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出现了一片白光。
“好的。”她说，过了好一会儿，又说，“你可以写任何你想写的，编造、扭转事实，可以改写历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写我放弃了希望。”
接着屏幕就冻结住了，我妈成了一座石像，扬声器里传出了瀑布般的沙沙声。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看见我，听到我的声音。
我答应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