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 laatste mond
我妈曾经两次上过报纸的头条，还有一次差点儿就上了。第一次是1966年，在她出发来荷兰的三年前。《印度时报》在报纸上印了一张照片，几个护士围在一个即将离世的著名电影明星的床边，其中一个护士就是我妈。更准确地说，其中一团灰色的烟雾就是我妈。报纸掉色了，照片也失去了原有的清晰度，剩下的只有一大团黑色（那个电影明星）和好多小灰点（六七个漂亮的印度护士）。这期《印度时报》被保存在了银行的保险柜里。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我妈才会把报纸从保险柜里取回来，拿给客人看。来我们家做客的人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看不到《印度时报》头条的人和要把报纸头条当作神像来认真研究的人。通常情况下，客人都会指错灰色的小点，而我妈从来不去纠正。她自豪得很，不屑于纠正。
我知道我妈是哪个灰点，她曾经在我耳边轻声说过：“你看那些不断发光的灰色的点，那就是我。我当时正抓着普利特维拉·卡浦尔的手呢。”我妈是那群灰色的点点里离床最近的一个。
而另一个报纸头条被藏得很严实，谁都不许看。我也就只见过一次，是在报纸被送来的那天，1996年12月12日，星期四。我记得那天很冷，风很猛，刮起来跟一把大镰刀似的，有人在克拉林湖的湖面上滑冰。我跟邻居借了双溜冰鞋，把自己妄想成巴特·费尔德坎普[6]。我妈和我大哥在一旁看着。我大哥不会滑冰，也不会看书、写字、算算数和看时钟，不过很擅长打喷嚏，有时候能连打十几个。
1996年12月12日，我大哥又打起喷嚏来。每隔几秒钟，他的鼻子就要爆发一次，每隔一分钟克拉林湖面上就会响起一阵号角声，那是我哥用外套的袖子擤鼻涕的声音。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餐厅里，主餐塔克饼配豆子和酸奶油上桌的时候，我哥的喷嚏又爆发了。我们每次出去吃饭，去的都是同一家墨西哥餐厅——位于老港口的波波卡特佩特餐厅。出门前，每个人都要喝半升自来水，因为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不许点饮料的，我妈觉得餐厅里的饮料贵到离谱。那里一小杯可乐的价钱，可以在超市里买两瓶一升半的可乐，打折的时候说不定还可以买三瓶。要是服务员来到桌前，问我们要不要开胃酒，我们必须一致说“不”，就连我爸也不例外。我妈觉得饭菜也贵，不过到了餐厅不吃饭是不现实的。
在我那童年的餐厅——波波卡特佩特餐厅里，我大哥不停地打起喷嚏来。服务员祝我们用餐愉快，这时一摊鼻涕飞向空中，落在了塔克饼上。
“没事儿，吃不出来的。”我妈一边说，一边若无其事地吃了起来。
我大哥也吃了一口，不过又很快把嘴里的东西喷了出来。
我爸失去了耐心，生气了，说：“快别打喷嚏了，快停下。”
“不是我，”我那个不会读书、写字、算算数和看时钟的大哥说，“是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自己的身体。
* * *
我妈没看见那个摄影师，他就像捕获猎物的猛兽一般绕过了我们。“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我妈一边说，一边拿着报纸在手里晃，“他想拍一个站在雪地里的棕色皮肤的女人！”
“文森特·门泽尔，”我爸骄傲地说，“是文森特·门泽尔拍的你！”
“谁？”
“文森特·门泽尔，他给女王拍过照。”
“要是让我逮到文森特·门泽尔，”我妈大声嚷嚷道，“看我不用擀面杖打他的头。”
问题的关键是，照片上的我妈看起来有些落魄，衣服零零落落地挂在身上。我妈是一个非常节俭的印度小女人。以色列作家梅厄·沙莱夫曾经在《我的耶路撒冷》里写道：“用洗澡水洗衣服，用洗衣服的水拖地，再用拖地的水浇花。”1996年12月12日我妈穿的衣服，一开始是我大哥穿的，后来给了我二哥，然后又让我在花园里和工地上“折磨”了好久。在《新鹿特丹商业报》的首页上，我妈穿的那破衣裳大概就连乞丐也不会穿。照片上，我大哥鼻涕邋遢，下巴上、外套上和手套上全都是鼻涕。
“我怎么还有脸出门？”我妈爆发了。我们当时住在克拉林根的第贝利亚斯小巷里，要知道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新鹿特丹商业报》的忠实读者。这下所有人都见识过我妈了，那个穿着破衣服的棕色皮肤的女人，那个她不想成为却又时不时成为的女人。历史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贫穷、战争，还有九个哥哥姐姐在我妈的性格里留下的不只是一道刮痕。
“我是那最后一张嘴。”我妈曾经这样跟我说，然后就继续小声念叨侵占了他们一家住的地方的穆斯林。在那个困难的时代，我妈是家里的第十个孩子。她那时才三周大，全家人就得去逃难。我妈的妈妈压力太大，没有奶水。那最后一张嘴想要吃的，却什么也没有，连一滴奶水也没有。我那刚出生的妈是被一只山羊救活的。她的大姐把她带去了一只山羊那里，每天都要在那里喝好几次奶，就直接把我妈的嘴巴对着山羊的奶头喝。就这样，我妈有了个小名，叫“扑哧”，她的九个哥哥姐姐一直是这么叫她的，那是喝山羊奶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扑哧、扑哧、扑哧。这是一个一直跟随着我的故事，让我知道我的家庭起源。
数年后我也出现在文森特·门泽尔的照片上，是为了话剧节的节目单而拍的。整个夏天我要参加一个文学项目，朗诵自己的作品，要去鹿特丹、海牙、乌特勒支[7]，还有阿姆斯特丹。相机的闪光灯亮起的时候，我的嘴角慢慢出现了一丝微笑。
“很好，”门泽尔说，“很好，很自然。”
那时，我想起了拿着擀面杖、置身于战场的老妈。
还有一次我妈差点儿就上了报纸头条。这次的报纸名气比较小，不是《新鹿特丹商业报》，也不是《印度时报》，而是小区的报纸《克拉林根之星》，每个星期会被送到各个居民家。什么老人百岁生日，邻居家的橘猫跑丢，香料商和肉店的广告以及各种折扣的消息都会登在报纸上。这是我妈最喜欢看的报纸，她每个星期都会如饥似渴地趴在报纸上看半天。
在破旧的报纸头条上登着一张骑着女士自行车的白种女人的照片，车龙头上挂满了购物袋。这个女人是安斯·德鲁特尔，是邓同超市的最后一个顾客。邓同超市原本是一个小杂货店，经营了三十年后，摇身变成了大超市的连锁店，仿佛一条巨大的贪吃蛇。每天邓同超市关门前，店里常有各种各样的促销。
《克拉林根之星》对那个照片上的女人进行了简短的采访，主要是关心车龙头上的那些购物袋里都装着些什么。
《克拉林根之星》的记者问：“您都买了些什么呀？”
安斯·德鲁特尔说：“尽可能多买些呗。”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跟我妈一样的女人。
“可怜的德鲁特尔先生。”我爸嘟囔道。
在采访的最后她也提到了我妈，说我妈在邓同超市已经买了二十年的东西，超市里的每个人，从装货的工人到收银员都认识她。她很希望成为店里的最后一名顾客，可惜这个荣誉落到了别人头上。
那个人就是安斯·德鲁特尔。
报纸刚被送来，我妈就用印度语破口大骂。我的印度语不好，不过骂起人来可溜得很。我妈想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一直跟我们说荷兰语，甚至有时候还学邻居阿姨们发大舌音。然而有时候，那些七七八八的社会地位的门槛消失不见的时候，我妈嘴里就会爆出一连串印度语里骂人的话。也许我和哥哥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知道印度语里非婚生子女怎么说却不会用印度语问厕所在哪儿的孩子。
现在美好的未来到来了，我的衣服都没有被别人穿过，我的嘴巴里也总有吃的，然而未来似乎不够美好，仿佛永远都不够好的样子。我没有变成我妈期盼的那个人，比如医生、律师、会计师。每次我妈和邻居聊天，提起这些词应该都会格外自豪吧。
有时候我妈过于难过，就会伤心落泪，抱怨道：“我的大儿子是智障，小儿子是作家。”
那天下午，《克拉林根之星》的首页就被丢进炉子里烧了，我听见我妈念了一句印度咒语。报纸其余的部分仍会被完好地保存起来，以备她一会儿仔细钻研，寻找各种打折消息。
“她肯定是躲了起来。”我妈一边把烧出来的灰丢进邻居家的院子里，一边说，“然后等到我把购物车推到结账台，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了传送带上，拿到发票时才出来。”
《克拉林根之星》上面写着安斯·德鲁特尔是一个小学老师，却被我妈看作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一个通过不公平竞争成了邓同超市最后一个顾客的人。这个人本来应该是我妈，出现在《克拉林根之星》头版头条上的人也应该是我妈。在超市营业的最后一天，她每小时就进去一次。每一次，她都满怀激情地骑着自行车去店里，再把无数个袋子挂在车龙头上，花费很大的力气把车骑回家。我们家的柜子里塞满了吃的和用的。我爸以最快的速度又做了一个储物柜，然而还是无法抵挡我妈那疯狂的购物欲。说实在的，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我妈的购物欲。但凡有折扣，我妈就得把东西全都买回家。这欲望比我妈本人还要强大，就跟毒瘾犯了立刻要吸毒似的。有一次她竟然买了猫粮回来，要知道，我们家一只猫也没有。只听我妈愉快地说：“猫粮在打折。”
邓同超市营业的最后一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打折。如果巴基斯坦要打核战争的话，我们家几年都不用愁吃的和用的。我妈来来回回去了几次邓同超市后，把我也一块儿叫上了。她看中了一样东西，自己扛不回来——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且我还知道对我妈说“不”是不可能的。对折扣上瘾的人是不会接受拒绝的，至少我妈不会。一个拒绝就会造成她的头脑短路，后果完全无法想象。
我爸不想把那一大堆猫粮堆在家里，大声说：“我们养的是豚鼠，又不是猫。”我妈根本不在乎我爸的言论，在她看来豚鼠除了普通的猫粮，还喜欢吃兔子和吞拿鱼。然而莱杰——没错，我们家豚鼠的名字是照着那个被我妈照顾过的印度电影明星起的[8]——拒绝吃被捣碎的兔肉，坐在笼子里，躲得远远的。接着我妈就开始给它讲战争期间的事，还有她的九个哥哥姐姐；更惨的是，我妈决定每个星期就只给莱杰一片生菜叶子吃。
最后我们把所有的猫粮都送给了家人和朋友。每次有人过生日，我们就带上一罐。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每次都会用好看的包装纸把罐头包好。收到礼物的人的反应大不相同：从惊讶到愤怒，从无话可说到深深的失望。后果就是我们收到的生日请柬越来越少。
到了超市里，我妈指着满满一大摞威化饼，还安慰我说：“我们可以把它们都装进袋子跟盒子里。”听到这话，我的内心翻腾起来，很想立马逃走，而且要用我的腿能承受的最快速度。这时我妈说：“快点，不然别人就要抢在我们前面了。”
我想问的是哪儿来的别人，有哪些人会因为打折而买下整整一货架的威化饼？我觉得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要不就已经被关起来了。
我妈开始往购物车里装威化饼，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我也以我妈为榜样行动起来。店里的人都瞪大眼睛看着我们，我妈那毫无廉耻的心也算是个奇迹了。文森特·门泽尔要是在现场，完全可以毫无畏惧地把一整卷胶卷都拍空。我想，这肯定跟我妈的过去有关，那些对饥饿年代的汹涌记忆，还有贫穷、战争和十张等饭吃的嘴。这不是我妈的错，而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无法抵挡，宛如自然界的定律，像一个直射空中的喷泉。
就这样，我们推着俩购物车的威化饼走向了收银台，工作人员早已认识我妈，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只见她面带友好的微笑，说：“凡德奎斯特太太，您好，您又来了呀？”
工作人员一袋接一袋地扫描威化饼，当两车威化饼全都扫描完毕后，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个数字，一键下去数字变成了一半。我妈叹了口气，仿佛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就在同一天晚上，莱杰的笼子打开了，我妈把手伸进笼子里，塞了一堆威化饼进去。这一次我妈不用再开启长篇大论，莱杰就啃起威化饼来，仿佛不吃就会有生命危险似的，也许事实也如此吧。对它来说，一片生菜叶子显然是不够的。
从那天起，邓同的大门就永久地关上了。《克拉林根之星》的摄影师给安斯·德鲁特尔拍了张照片。记者答应我妈会在文章里提起她的名字，会告诉读者她在邓同买了二十年的东西，店里的每个人都认识她，还有就是她非常希望自己成为邓同的最后一个顾客。
可惜的是，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什么都如愿以偿，很多时候，我们扮演着另一个人的角色，活在阴影里，成了隐形人，原有的希望也消失殆尽。倘若我们试图逃离命运，就会慢慢变成谁都不认识的灰色小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