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学习中国，近代侵略中国，而今同报当今的中国人，指导捐资援助等。
中日两国在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当时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经济合作的框架轮廓渐现。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日本人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坑蒙拐骗，置商业规则和道德于不顾，和日本军人一样，本质上都有相同的侵略性。凡是日本人和日本企业所作所为，只要和中国相关联，难免被当做“阴谋”、“暗算”。
诚然，日本企业确实有损害中国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中国人商业经验缺乏，长期迷恋纵容日本货，没想到中日友好也不尽是鲜花和美酒，结果屡中日本的商业圈套，甚至把日本垃圾当成宝贝，权益被侵害时，还息事宁人忍气吞声。但是在市场经济下，世界呈现一体化状态，任何国家在技术转让上都会捂着锦囊。对于经济利益的追逐，任何企业和商人只要不违背法律和起码的商业道德，就属于正常的游戏规则。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启动时，急需外汇资金，而刚刚经历了石油危机的日本，迫切需要从中国进口石油和煤炭。1978年，中国希望从日本贷款55亿美元。
在实现中日邦交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大平正芳，此时已任日本首相。在日本政界、财界普遍支持下，大平首相在1979年12月访华时宣布，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提供折合15亿美元的日元低息贷款，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1980年，双方签署第一批日元贷款协议。到1998年，日本实际支付22500亿日元贷款，偿还期30年，利息3%，属优惠借贷。最初日元贷款五年一期，1994年改为三年加两年方式，后改为一年一期，便于随时调整贷款额度，以牵制中国。
日元贷款以人民币结算。由于日元对美元升值，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在偿还贷款本息上，数额增加数倍，有的项目达10倍。如20世纪80年代初，大庆油田用50亿元人民币进口日本30万吨乙烯设备，到1993年，由于日元升值，还本付息折合人民币60亿元，还欠100亿。中国受益率大大降低，还带来损失。日方明确表示，不会就此问题放中国一马。亚洲金融危机中，日元贬值，虽有利于中国还债，但不利于出口。尽管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中国政府还是认为，日本贷款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
ODA的全称是“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意为“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包括低息长期贷款、技术援助及无偿资金援助。
ODA中的无偿资金援助，主要以基本生活、环境保护、人才培养等领域为对象，是受援国无需承担任何还款义务的捐款援助。这部分ODA很多被用在了中国农村的教育、医疗方面。
长期从事日本对华援助研究的专家周冬霖撰文说，日本对华无偿资金援助在外国中第一，日本对华无偿援助始于80年代，最早在医疗保健、环境保护、人才培育和教育等基础生活领域实施的一批有代表性的项目如：中日友好医院建设计划（160亿日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建设计划（101亿日元）、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103亿日元）等大型项目。随后，以农业、医疗、环境、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了合作，特别是近年则更加重视对于内陆贫困地区的援助。另外，还有针对洪涝雪震等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性援助。据统计，到2001年度末，对华累计无偿援助（包括其中的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和文化无偿援助）总额已达到1，29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3亿多元）。日本在2008年全面停止对华所有新贷款，ODA中的有偿贷款项目自此画上句号。
在北京、上海，许多中国人享受着ODA带来的便利——首都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北京地铁都使用了ODA的资金；在一些交通不便的落后山区，ODA也在资助着乡村学校和基础医疗。
“和30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ODA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国内资本、技术还都十分欠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说。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国事务所负责对华ODA中的技术合作与无偿援助。据JICA提供的资料，ODA对华无偿资金援助，2006年为19.87亿日元，累计1355.33亿日元。而在技术援助的方面，同样据JICA的资料，2006年为43.24亿日元，累计1600.87亿日元。
ODA的技术援助项目，帮助了1.4万多名中国进修人员赴日学习，也使4000多名日本专家来到中国，后者的足迹基本上遍布了中国所有的省会城市。另外，还有大量的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员在中国传授医疗卫生、语言、农业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各占ODA的10%，另外80%属于低息长期贷款，这部分由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负责。如前所述，除了首都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北京地铁外，十三陵抽水水电站、上海宝山钢铁厂、武汉天河机场、西安咸阳机场、重庆轻轨等，也都有日元贷款的参与。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接受日本ODA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日元贷款是中国获得海外官方资金合作的主渠道。ODA贷款条件相当优厚：利率低，还款期长。可以说，在加强和完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中国因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基础设施瓶颈方面，日本对华ODA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在ODA刚导人中国时，基础设施建设时间长、资金回收慢，普通商业贷款并不愿意投入。
据报道，20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中国基建费用的40%来自日本ODA援助；1991年，海部俊树在西方首脑中率先访华；在欧美仍延续制裁的情况下，日本恢复对华援助；本世纪伊始，中日关系陷入低潮，而日本国内经济状况严峻，国债屡创新高，仍然坚持对华援助。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冯昭奎对ODA在铁路建设上发挥的作用做了一个统计：中国总长1.3万公里的电气化铁路中，利用日元贷款的占34.5%，在470个港口大型泊位中，利用日元贷款的占了12.2%。
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森义久于2002年7月在日本《呼声》月刊上发表文章，题为《全面废除对中ODA，总额3万亿日元以上“血税”投入的结局是浪费》。古森故意无视ODA“有偿资金援助”、“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的区别，让读者产生自1979年以来近3万亿日元都是无偿提供给中国政府的错觉。
在偷换概念的基础上，他还利用日本以“知恩图报”为美德的习惯心理，指责中国国民“不知”此事，“不感谢”日本，“反日感情反而上升”了，认为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是“没有用”的。
在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也在社论里多次谈到ODA，认为应该立即停止对中国的贷款。该报和其他媒体曾多次报道中国“扩大军备”、中国人对日本ODA“知恩不报”，批评中国存接受ODA的同时向其他国家实施援助。这些报道让善意的ODA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有的日本人认为，换句话说，这等于日本政府向国民借债，用来援助当时反日浪潮汹涌澎湃的中国。
不是中国人不懂得感恩。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就动情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我国还从日本邀请了3万多名经济、技术、文教专家。许多日本专家年逾花甲，希望晚年生活有意义和中日友好，他们不为回报，无私奉献，兢兢业业，足迹遍布中国各地。有的带病坚持工作，甚至亡故在中国。可歌可泣的事迹很多。
石本正一来华达100多次，把塑料薄膜应用技术传到中国，还无偿投入1000万元以上。技术累计推广6亿亩，净增产值900亿元以上。他还在日本热情接待中国学习人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地区的西瓜种植主要是以传统常规品种为主，新品种因严重混杂而退化、消失。森田欣一为改进中国的西瓜品种，无偿提供了很多西瓜种植技术资料，终于培育出优质西瓜“京欣一号”，实现了我国西瓜史上的一次飞跃。在北京地区西瓜评比会上，评委按形体、甜度、肉质等多项技术指标打分。京欣一号糖度值达14度，远远超过其它品种。
1990年以来，“京欣一号”一直占据北京西瓜生产面积的85%以上。西瓜产量提高了45%。每年创造经济产值数亿元人民币，又派生出西瓜节。
中良美裕致力于特殊水稻品种的培育，打造出中国最好的大米品牌：绿色、有机、健康。美裕大米比享誉全国的普通五常大米脂肪增加3.33倍，钙增加1.95倍，铁增加2.33倍，维生素E增加3.64倍，维生素B1增加3.68倍，维生素B2增加2.32倍。
远山正瑛被称为“日本治沙之父”，83岁高龄之时，义务到中国的库布其沙漠种树治沙，一种14年，直到逝世，被称为来自日本的“治沙愚公”。远山正瑛投入200多万元。他身高1.5米。2000年94岁高龄仍然每天忙个不停，谁要干扰就大发脾气。他不服老，要活150岁，“我要把最后的生命献给中国”。远山正瑛在国内号召日本人“每星期少吃一顿饭”，用积攒下的钱来中国种树，带来了一批批日本义务植树者。日本佛教协会在他的带动下，决心用30年植树1亿棵。他们来同机票、买树苗、食宿的费用全部自己解决，树种好之后还要雇当地老乡来看护，直至成林。
2004年远山正瑛去世时，他已带领日本的志愿者在内蒙古黄河河套南部的库布其沙漠内种下了340万棵白杨树。
香港《亚洲周刊》说：“现在，炎黄子孙当中，也有人为库布其沙漠出力。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它毕竟是中国的沙漠。大龙隆司，日本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网络（GreenNet）中国区负责人。自2000年起便投入内蒙古科尔沁沙漠的绿化工作，组织来自日本和中国本土的志愿者一共种树350万棵，为科尔沁重现了25000亩绿地。日本人像苦行僧一样成群结队来到中国植树防沙，中国人对此却少有觉醒，更冷眼视之。
曾与远山正瑛一起工作过的摄影师卢彤景感触良多：“他们严格遵守种树的每一个步骤，树苗的坑洞有严格的深度和宽度，树苗摆放正中的距离、树苗之间的距离、土壤的松软程度等等都是标准化流程。”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趴在树坑旁边丈量所有的数据。在工作完成之后，铁锹等用具都会清洗干净，现场不会有任何杂物遗留，每个人都自觉地拾捡垃圾，带到垃圾站。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记载，当地人非常不解，认为日本人千里迢迢地跑到这片沙漠来种树，是因为沙漠下面发现了石油，更多老百姓认为大龙来种树是为了以后卖木材；也有人猜测是由于日本面积太小，没有地方种树，于是到中国搞林业，等树木长大后就买回去。
原正市是水稻种植专家。从1982年起，他把水稻旱育稀植技术介绍到中国来，成为农业增产三大革命之一。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25个省市自治区，改变了中国水稻生产长期落后的局面，每亩增产30%以上，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仅1995年就增产粮食90亿斤。1997年推广面积已达1.6亿亩，占水稻面积30%以上。他不顾体弱、年迈、疾病坚持工作。80岁时，还冒雨步行10公里为农民指导。他放弃在日本一年收入1亿多日元的待遇，无偿为中国服务。自己捐款买设备，来中国的机票也自己买。中国给他的奖励，他又捐给中国人民。
1992年，李鹏总理亲自签字授予他国务院特别嘉奖荣誉证书，这是当年唯一获此殊荣的外国人。他对李鹏说：“只要中围朋友需要，我就会随时到中国来，为中国的农民兄弟服务。”他立下遗嘱，如果客死中国，骨灰撒存试验田，与稻田同存，与秧苗常青。
日本国会参议员日本药物运载系统学会会长水岛裕教授把他发明的30项药品专利中最具有价值的一项制药新技术——脂微球载体靶向技术，于1993年无偿地赠给中日友好医院。1998年，国内首家脂微球载体靶向药物“前列地尔注射液”面世，次年获中国国家科技部等五部委颁发的重点新产品证书。产品上市仅3年，就为全国500家医院的300万患者解除了血栓、血管硬化等血液循环疾病所造成的痛苦，使许多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坏疽病患者避免了截肢。2000年，水岛裕教授又将他的另一项专利技术——氟比洛芬酯注射液转让给泰德公司。2001年国庆前夕，他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年度“友谊奖”。
日本这些“愚公”，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许多中国人也承认，这些日本人不是“自私，只知索取，不讲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