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政治底线，东姑有一条他最得意的见解，或者说是我已经听过不知几百遍的说法：“3碗饭，2个人，没有问题；2碗饭，3个人，问题大了。”东姑作为一名领导人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与维持好米饭的比例不无关系。
我的朋友在写下“至于要成为‘伟人’的想法……我没有什么兴趣”这句话时，说的是真心话。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马来西亚人也许认识不到拥有一个乔治·华盛顿这样一种类型的创始领导人对于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这样一个领导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非常确定自己并不伟大。东姑坚定地认为马来西亚应当成为一个提供“食物，而不是子弹；衣服，而不是军服；住宅，而不是兵营”的国家，这对我们来说是鸿运当头。如果有可能的话（东姑有一次对我说），他要燃起篝火，烧掉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军服。
东姑的成功“秘密”在于，他的行为依据是跟他作为一个人的直觉相同的政治直觉。公众人物和个人，对于他来说几乎完全一样。他的所有善行和发生的所有不幸事件，都源于这一点。
“我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东姑有一次这么说。“我必须有人逼着才做事，”因为“对我来说，工作做得越少越好。”他认为自己是机缘巧合型首相。正如他在《星报》上所写的那样，“跟以往一样，事情就这么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假如拿督翁惹化没有离开全国巫人统一机构且没有人能够替代他，那么我就不会当上首相或者这个党的领袖。如果大家有人相信命运的话，他才可能理解我的人生。”
东姑作为负责日常事务的领导人有两大优势：在决策的时候不急不忙；安排别人负责他要求他们做的工作。李光耀写道，东姑“从来不让任何人促使他匆忙做出决定，”虽然一旦他拿定了主意，“从来不回头”。《时代》（伦敦）评论他具有“挖掘人们最佳能力”的“巨大能力”。他的朋友们知道，他清晨起床，进行祷告，然后利用早饭前的几个小时思考问题。在他无法下定决心的时候，他就打开《可兰经》，随便翻到哪一页朗读。
东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深奥之处，一种真正的微妙。有一天，他给我看他打算发表的一个演说稿。“东姑，”我说起稿子里一句有关日本的声明，“这里有一个错误，这不是你要说的话。”
“动动脑筋，我的朋友！”他一边说着，一边表演般地用右手食指敲着自己的脑袋一侧，同时翻了翻眼睛。“这是一个故意的错误。不过，我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明天，大使会来找我说这件事。6个月来我一直让他就一个问题做出答复，你很快就会看到反应。记住我的话。”
第二天上午，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俱乐部，日本大使到了。“东姑，我能跟你说句话吗？”他问道。东姑回答说可以。于是他们就当着我的面谈话。
大使解释了那个错误，我们则强忍着没有笑出来。东姑的答复非常简单：“你来澄清，我会确认。”
最终结果是日本大使做出了回报。几天以后，他打消了东姑最初的担忧——这件事已经拖了数月。
关于东姑运用自如的迂回战术，我记得还有一件事。在《充满挑战的时代》里，他描写了他跟当时的外交部长敦·伊士迈之间的一次争论。“我有理由干涉他的外交部，”东姑写道，“而我得知他对此非常不愉快，并且决定辞职。我听到他的车来到府邸的车道上，便藏了起来，让人告诉他我不在家。于是，他离开了。”这一场景后来又重复了一次，使敦·伊士迈那著名的火暴脾气冷静了下来。东姑没有提到是什么事，不过是有关红色中国（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通常这么称呼），他的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动议。
巧妙、故意的错误和聪明的迂回，这就是东姑常常能够做成事情和与人打交道的方式。
东姑艾哈迈德告诉我，他叔叔常常埋头阅览历史书籍，以不在重大问题上犯错：“他拥有政治上的勇气来支持自己的判断，而他在重大问题上的判断非常合理。”这些重大问题包括：维持我们国家的种族和社会和平；争取独立于英国；1963—1966年间与印度尼西亚的冲突（Konfrontasi）；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李光耀（东姑在新柔长堤对面的友好对手）称东姑“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关键内容，而且常常做得很正确”。
东姑能做好大事的原因是，他常常依据良好的直觉不慌不忙地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先把小事做好。
由于东姑常常被马来军方指责为“软弱”，因此他的成功体现了这种悖论中的事实：虽然政治上很难“软弱”，但却是明智的。东姑从来不会拘泥于原则——如果这么做可能会伤害到国家利益的话。
东姑经常跟我提起的一个见解是，不要通过流血来制造政治烈士，除非绝对有必要。他的这种智慧得益于他的本性（正如穆宾·谢泼德所形容的那样，“对于他来说，正义总是被怜悯中和”）以及经验。东姑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忘记过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驻马最高专员、将军杰拉尔德·坦普勒爵士给他上的一堂政治课。在一次有关马来西亚独立速度的问题上跟东姑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把东姑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宣称：“我为什么要让你成为烈士？”我的朋友很快就明白了“老将军”（东姑这么称呼他）在想些什么。
东姑成了马来人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聘请了一位著名的辩护律师，为在1951年新加坡玛丽亚·赫托（Maria Hertogh）骚乱中面临死刑的6名马来人和1名印度人进行辩护。后来在1968年，在一起涉及冲突犯罪的案子中，他否决了他的内阁，并因为将11名年轻华人和2名马来人从死刑减轻到终身监禁而受到马来军方的攻击。
后面那个案子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我们都记得（或者说应当记得）当时的气氛。密集的人群令人恐怖地行走在通往吉隆坡半山巴监狱的所有道路上。“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东姑说，“我的目的是要通过让柔佛的11名共产党人和霹雳的2名马来叛徒免于死刑，来拯救1000条性命。”
如今，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东姑的行为是正确的：避免正义的极刑，以免破坏发展中的种族和社会和平。他的政治直觉令人折服。
在他的报纸专栏和私下谈话中，东姑不厌其烦地反复表示，马来西亚在没有死一个马来人或英国人的情况下取得了独立。种植园没有易主给杂草，城市没有变成战场，生活没有成为活地狱。
本回忆录并不打算回顾独立于英国的斗争，只是为了记载东姑所告诉我的。他说，他的前任、全国巫人统一机构前领导人拿督翁惹化曾经有“一个理想”，即希望把他创建的党建设成为没有种族性质的机构。“我非常愿意做到这一点，”他告诉朋友们。但是，东姑同时明白，如果要把马来亚各个民族（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统统融合到一个政治派别中的话，他不会得到他的马来同胞的支持。“构成马来亚人口的人们，”他在《回顾》中写道，“还没有准备好全面接受他们作为马来亚人的责任。”然而，如果无法显示出各个民族的团结，那么英国人是不会拱手让我们独立的。
东姑的解决办法是让每个民族成立各自的党派，然后将其他民族的党派都集中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其结果是，联盟（Alliance）于1953年成立，后在1974年被如今的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取代。东姑的直觉再一次告诉他在跟他的政府合伙方谈判时要温柔；而事情的发展再一次证明了他的直觉的合理性。
东姑对他的朋友们说，他在争取独立期间做了4件事，确保了用宪法的手段，而不是革命的手段脱离英国：
1.前面提到的1954年4～5月间东姑与陈东海一起的伦敦之行取得了成功。那次访问的任务是要求联邦立法会（Federal Legislative Council）的大部分席位（98个席位中的60个）必须通过选举产生，而不是由英国驻马最高专员任命。东姑告诉殖民地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 Lyttleton），如果不想让极端分子取代他和其他领导人的话，就必须接受联盟关于民主选举的议案。正如东姑告诉我的那样，关键在于语气：他听上去像是一种善意的警告，而不是威胁。英国人以一种体面的举动默认了。
2.随着1955年立法会选举的接近，东姑被施加压力，要获得高达90%马来人的竞选提名。在1954年的全国巫人统一机构大会上，他提出了“无种族私心的政策”。他说，“联盟的有效性在面临考验。如果第一次联邦竞选破坏了我们的种族和睦，我们尽早取得独立的希望就可能破灭。”东姑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的讲话的效果十分显著，大会批准把将近1/3的席位分配给华人和印度人。印度国大党于1955年1月加入了联盟，而马华公会领导班子对东姑更加信任。
3.1956年1月前往伦敦的“独立使团”（Merdeka Mission）——其任务是商谈独立于英国的有关条款，由三大政党的代表和马来首领或苏丹的代表组成。东姑知道在英国人面前表现出一个团结阵线的重要性，代表团的部分行程是一起乘船。东姑的想法很高明。代表团团结在他的周围，把他当作他们唯一的领导人，提出了唯一一套草案。独立协议（Merdeka Agreement）——被殖民国全面和平地脱离殖民国——于2月8日签署。
4.独立前牵扯感情因素最多的是有关出生地主义（Jus Soli）国籍问题。联盟内部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陈祯禄说起跟××党的斗争中，“许多华人还在骑墙”，需要“这个国家的立足点”。东姑百分之百同意。但是，全国巫人统一机构里有些人反对大量给予华人国籍的提案，而马华公会里有些人主张脱离联盟，声称马来人的绥靖主义走得太远了。东姑在1955年联邦选举中曾经无私地对待他的各个联盟合伙方，从而为他赢得了政治资本。他现在使用这些资本，说服马华公会领导人不要在独立前坚持要求有关国籍的宪法保障，答应在独立后立刻兑现。
有两个相关事件：1963年—1966年间与印度尼西亚的冲突，以及该期内大部分时间里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短暂联姻关系。在这两起事件中，东姑决心要避免流血，避免煽动民族感情。
在这个动乱期间，东姑向我解释说，他绝对不会支持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攻击行为。他命令全国巫人统一机构青年组织（UMNO Youth）烧毁苏加诺（Sukarno）的肖像，但他同时补充说，“不要烧毁印度尼西亚的国旗，也不能毁坏印度尼西亚的国徽，因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仇恨。”
本回忆录并不想叙述1965年9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经过了差一个星期满2年的联姻关系后）决定分道扬镳的故事。然而，我可以提供李光耀的《新加坡的故事》中提到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观点。
在1965年5月的第18届全国巫人统一机构大会上，东姑被批评为（用他的传记作家穆宾·谢泼德的话说）在跟李光耀的交往中“过于宽容和温和”。东姑写道，他们“指责我太软弱，可是这不是一个像过去的武士那样我和李光耀一决胜负的问题，也不是让我们的士兵跟新加坡士兵决一死战的问题。当时我最急迫的问题是要预防任何爆发暴动、导致两国无辜人民送命的可能性。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内战。”
“我发现，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东姑的结论是，“一个是采取积极行动对付李光耀先生；一个是与新加坡分裂，挽救国家堕入流血的命运。”
在《新加坡的故事》中，李光耀称，在冲突期间，马来西亚人对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的依赖，是新加坡偏离和平道路的原因。“因为这些军队帮助保卫马来西亚，”李光耀写道，“如果马来西亚用违法手段对付新加坡的话，新加坡国会会采取强硬反应。”
在这个时期，由于我身处东姑最亲密朋友圈子中位置，因此我能感觉到他是否曾经认真考虑过通过内战让新加坡留在大马来西亚。我记得我的朋友常常谈论的是与之相反的想法。一旦东姑决定分家，他希望尽快实现（这也是李光耀本人实际上支持的观点），以避免他的马来同胞施加压力，开展一场哪怕在愚蠢透顶的人的眼里也是毫无意义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