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妹夫权林处偶然见到一本《海原教育志》，因自己在海原教过几年书，对海原的教育是有感情的，对这书也便有了兴味，于是讨回来看，就发现在海原教育界人物简介一栏里，我的几位老师也名列其中的。欣慰之余，也多有感慨。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的这些老师，或为本土贤达，却已作古多年；或出身大城市，却自愿来到我们这块偏荒贫瘠的土地上，真正是勤勤兢兢、默默无闻地耕播和奉献了一生。采得花香香万家，却令一身成枯槁。思来想去，觉得再没有拿蜜蜂比喻他们更为适合的了。
静夜把卷，音容犹在，身影依稀，忽然有了一丝冲动，想把自己记忆中的他们写出来，一来是晚学的一点应尽之宜，二来也可作为对他们简介的略加丰富，然而相对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几十年的劳作来说，怎样的一种“丰富”方式也只是对他们的简介吧。
我这次要写的是这么几个老师：佟学猛、马佩贤、陈君健、马国溶。
马国溶
马国溶，男，回族，1923年10月出生，海原县海城镇人。1949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工程学院化学系。五十年代曾主办过海原干部训练班，筹建海原县榨油厂、女子小学，1978年恢复工作，先后在城关中学、回民中学教授化学，因师资紧缺，先生不顾年迈，自告奋勇，兼授物理。
1997年退休，当年不幸病故。
生前曾任海原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三、四、五届常委。
——抄自《海原教育志》
马国溶先生给我们教的是地理。
上初中时，地理向来被我们视为副课，从而不很当回事的。班里谁的数学好，谁的语文好、英语好，我们都是知道的，但谁的地理学得好大家就不知道了。一来大家几乎一概都不好好学，二来即使有人偏偏斜刺里长出一朵花来，把地理等学得颇出色，大家也不以为意的，觉得不算数，有本事在数理化上显显身手看看，在语文外语政治上露两手叫我们看看。地理好还不如体育好呢，体育好了还有望早早儿考个体校，地理能怎么样呢？
因此之故，我的地理就曾经考过4分，真是丢人丢到底了，通家书拿在自己的手里也害臊得不敢看，在“4”后面添了个“1”（“1”字添起来容易，交回时涂起来也便当），就委托妹妹把通家书过两日转给父亲看，我自己一路逃到离家三十多华里的二姑家去了，结果害得我给二姑家整整收了半个月麦子。
那个毫不留情地给我4分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马国溶老师。
将初中地理作为副课，实际上是学校的意思。因此非但是学生不重视，任课的老师也不重视，数学、语文作业太多，业余完不成的，于是地理一类的课就成了我们一心二用，偷偷做其他作业的机会，老师也大致是照本宣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更无考核之虞。考试之先，任课老师总是要出一个复习大纲，比考试卷子多不了多少，有时连大纲也无，只将书后面的问答题思考题有数地勾画上一些，我们心知肚明，知道此时勾画的十有八九是彼时要考的，考前突击地背一背，制作一些假代，连平时学习很差的同学也会时来运转，扬眉吐气地考出不菲的成绩来的。因此有时候我们倒觉得这地理课好，这地理老师也是一并的好，比那些语文数学老师看着要顺眼多了。
但是一天听说一个老教授要来给我们带地理了，说这个人的学问不得了，全县城也没有几个，不但会说中国话，还会外国话的。很快我们就打听清楚了，这外国话不是别的，而是俄语（但后来马先生又给另一个年级代过英语）。
俄语俄语，是人肚子里饿了说的话，叽里咕噜齐，叽里咕噜齐，我们这样兴奋地大叫着，很希望一下子见到这位非同寻常的老师了。
他自然是来了。
然而似乎，却令我们有些失望的。原来是一个一点也算不得出众的老头子，个头倒是很高的，但深秋的包谷秆子那样，已颇显出一些枯槁了，而且果实也似乎早被摘去了，使他显出一种强烈的残余感来。他即使穿着厚棉衣，也让人能看出里面的硬直与枯瘦来。
几乎没有任何客套话和开场白，一开口就讲起地理来。
我们当然不很想听什么地理，我们只是想听听这位老先生怎么讲地理。记得上学期间一直有着一个很隐秘也很强烈的心思的，就是常盼着换新老师来，每一个新来的老师都会给我们带来莫名的振奋感和强烈的新鲜感。但对马国溶先生的新鲜感似乎是很容易就过去了，便是在他的第一堂课，我们也很快就禁不住旧态复萌，故伎重演，让老先生一个人兀自在那里咿咿呀呀去了。
现在回想马先生的地理课，一点也不记得他所讲的了，也许当时就不曾听入耳里去。只记得他两手摁在桌角上，胳膊挺直，似乎借此支撑着。只记得他总是讲着，不停地讲着。有时会突然停住讲，使得哄闹的班里会因此静一静，各样的目光都会聚汇到讲台那里去，但是并不管我们什么，只见马先生一手还是摁在桌角上，一手掏出一领皱巴巴的手绢来，在鼻头攥稳，狠狠地揪一下，揪得鼻头格外地发白，鼻头由白而红的过程都被我们收在了眼里。马先生总要等着把手绢完全装入才继续开讲。同学偶或聚会，还会说出马先生的揪鼻头来。说他要是走下讲台来，照着一个鼻头那样随手地揪一下，谁都会受不了的。但马先生只揪自己的鼻尖，别人的鼻尖他从来没有一次揪过。马先生讲的什么大家都忘得一干二净，但先生的一个口头禅，只要做过先生学生的，无不记之甚详，津津乐道。“对对”、“得得”，似乎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发音，先生讲一两句，总要周期性的这样来一下，似乎是小结，又像是一个过渡，还像是对他的捣蛋的没有良心的学生们的一个反问，似乎在不断地问，是这样么？我讲的不对么？
但没有一个来应答他，他似乎也无需应答似的。
他好像从来未曾走下讲台来过，在讲台上也不大走动，一来就按住讲桌的两角开始“对对”、“得得”地讲。多年来，只要一说起先生的这个口头禅，我们都觉得是非常开心也非常温馨的，还有一丝惆怅的难以言道的眷恋，连我们也不清楚眷恋的究竟是什么。
上马先生的课实在是太轻松了太自由了，轻松自由到简直是有些放肆了。在马先生的课堂上，我们哪里需要把腰板挺直，把两手背在后面的这些上一节课还有的规矩在马先生的课上完全地不见了影踪。我们不但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我们还可以为一个出其不意突如其来的屁声哗然大笑，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像树枝上的麻雀那样跑来跑去地换座位，马先生看见了，说，得得，现在坐好了，对对，坐好了坐好了，就像脾气再好不过的老爷爷在哄他的小孙子那样。有的同学猫了腰从后门里出去撒尿，借机在操场上溜上一圈，再猫着腰回来，脑袋缩紧在桌面上盯一会儿马先生，看有没有什么意外，但很快他就兴奋激动地捣同桌的腋窝了，因为马先生继续讲他的课，像是没有任何事发生过一样。
饭吃上是自己的得得？知识学下也是自己的对对？
有时候，马先生也会这样启发教育我们几句。
我们真是觉得他比自己的爷爷都好欺负，到后来，我们简直是有些喜爱他了，记得他感冒了几天，没来上课，我们就觉得失落得很，似乎没有他来上课，我们连捣乱生是非的兴趣都没有了。记得他来的那天不知谁先开了个头，一下子我们都鼓起掌来，他略带些木然地望着我们，似乎我们的鼓掌与他是不相关的。等我们鼓完掌，他就一边不断地揪鼻头一边声音瓮瓮闷闷地讲起课来，那天他一直将手绢在手里捏着，没有一次装入口袋里去。
我们也还要求在地理课上，他给我们教俄语。叽里咕噜齐，给我们教几句俄语吧，我们说。记不得他是怎样应对我们的，但记得他并没有说俄语，而且大家一定都是很开心吧，因为班里一片叽里咕噜齐的声音还隐隐在耳。奇怪，现在一说到俄语，我总无端地想起马国溶先生来，虽然从来未曾听他说过半句俄语。
但先生也有使我们不愉快的时候，譬如要期中期末考试了，却不见复习提纲，也不见划范围。直到开考了，竟然还没有。结果一班62个学生，只及格了3个学生。我虽然只得了个4分，但分数低于我的人，实话说也并非完全没有。
现在我们都还说起马先生的地理课来，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以现在这个年龄和阅历，再去听马先生的地理课，一定会觉得生面别开，不同寻常吧。
可惜，听不上了。
老先生已是土深处的人了。
《海原教育志》有一章专为百年来教育年度大事记，在1949年一栏里，所记大事不过4件，其中一件赫然写着：是年，海原籍回族大学生马国溶，自湖南大学工程学院化学系毕业，毅然返乡参加工作。
陈君健
陈君健，男，汉族，生于1934年，上海市人，大专，中学高级教师。1956年毕业于上海师院。后在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任教。1958年支宁来海原，先后在罗山、罗川、关桥等地任教。1982年调至回民中学，逾4年任该校副校长。先后被评为区级先进工作者，自治区特等劳模，全国教育系统劳模，198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其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并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97年退休。
——抄自《海原回中校志》
陈君健老师可谓海原教育界一大名人。
他给白草等当过老师，却没有给我当过。但我和他之间也有过些许纠葛的。
有一年，学校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征集作品，教学楼前立了两个规模不小的橱窗，言明作品征集来后先行评奖，然后将获奖作品展示在橱窗里。
当时对这个橱窗真是眼红得厉害，纷纷投作品去。心里的那一份熬煎那一份指望都是不可形容的，天天往那里去，看有没有自己的面目露出来。
一天密密麻麻的展览出来了，立即摩肩接踵，寻间拨隙地涌上去看，没有我的，眼睛都望麻了，也没有望见我的《冬天的日头》。
打击是惨重的。
得悉文学社的顾问是陈君健老师，我就认定他是根源所在了，立即写了一封信去和他“商榷”。
信的内容早忘记了，只记得“承蒙”啊“不敢苟同”啊等等之乎者也煞有介事了一通。这事后来如何收场，我一点也不记得了，现在想陈老师当初收到我的信，不过付之一笑而已了吧。但这便算是我与他的一次最为直接的交往。
我坚信即使没有给陈先生当过一天学生，得过陈先生一席之教的人，也是耳熟能详于陈先生的，我甚至觉得只要是一个海原的学生、海原的知识分子，说起陈先生，便没有不知道其大名的。我还记得一次陈先生在电影院讲什么，下面黑压压地坐满了人，那气势，那派头，也许是年少之际，陋于闻见的缘故吧，简直和我后来听的朱镕基总理作的报告没有什么两样。暗忖给陈先生写信，一定是此前的事了，初生牛犊不畏虎，我想要是听了陈先生对着那么多人作报告后，我一定是不敢去和他商榷什么的了。
后来听说陈先生做了我们的副校长，首先的一个起色是教学大楼两边盖了两个很大的自行车棚，淡绿色的石棉瓦顶，碗口粗的红铁柱等距离支撑着，好看又实惠。满院子乱放自行车的现象一下子没有了，丢自行车的事也少了许多，而且大家的自行车也避免了风吹日晒。真可谓举措一点，为益多多。
常有学生骑车在院子里不慎伤人的事，陈先生就督令学生到校门口就自动下车，然后一路推着到车棚里去。刚开始他亲自立在校门口督察这件事，这样一来，他就得是每天清晨第一个立在校门口的人，那时候他骑着一个小摩托车，他从自己做起，刚到校门口就下车来，然后和推自行车的学生一路闲谈着到车棚下去。摩托车自然比自行车难推一些的，他那时候快60岁了吧，从校门口到车棚，约有一公里，他日日月月如此坚持着。到后来谁如果在校院里骑自行车，就会搞得大家像看一个贼人一样看他。
但听说他主要的任务是抓教学，这些对当时作为一个学生的我来说，其中细则甘苦，就不得而知了。
很荣幸，听过陈先生的一节课的。
是一节大课。文理班聚合在一间教室里，听他给我们讲了一节课。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要讲这一节课，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们只讲了一节就不再讲了。
讲的什么不记得了，隐隐记得好像是通假字的运用和列举，或者就是通感的运用和列举。记得黑板中间写着一个“通”字，比其他字要大一些，而且圈在一个圆圈里的。
然而当时的情景和气氛却是至今记得的。
情景是激奋人心的，气氛是热烈的。记得同学们一直坐到了讲台跟前，门敞开着，连教室门口也坐满了人的。只记得同学们的注意力全被集中了吸引了，眼睛不看到旁处去，只看着讲台上。有人被前面的人挡住了，吃力地偏着头，也是为了能看到讲台上，能看到陈先生，能看到他的板书。只记得教室里一片奇异的安静和丰富，大家都在奋笔疾书，似乎如此写也赶不上趟似的，似乎如此写也深恐有所遗漏。有人以别人的后背做桌子，把笔记放在人家的后背里别扭地记着。
事过多年，这节课叫人莫名地联想起从仓库里取米和由深井里汲水一类事来。
最叫人难忘和叫绝的是，陈先生写完最后一个字，圆满而自信地画上句号时，他的课时内容刚好讲完，也刚好不多不少，不疏不密地写满了一整黑板，真似乎少一字便为残缺，多一字又无余地。就在陈先生把余剩的粉笔丢入粉笔盒里，利落地整理好教案，双手摁在教案上，微笑着说下课时，就在同学们齐刷刷起立的瞬间，下课铃也如约地响起来了，真是又充实丰足，又干净利落，使人有一种喝了一场好酒似的痛快和满足。
毕竟和陈先生交往不多，关于他生活细节的一面，比如他爱喝什么茶，抽不抽烟，发脾气时是什么样子，日常有什么嗜好，喜读什么书等等等等，我都是一概不知。
我笔下的陈先生是多么的不全面。
在我心里，直到如今，和我后面要写到的佟学猛老师一样，他几乎是一个文化和知识的象征。
一次坐班车去银川，发现陈再铭居然和我非但同车，且也同座，这实在是很巧的，因为我们近二十年没见面了。
于是就扯了一阵子闲话。
陈再铭是陈君健先生的儿子。这名字我不知叫过多少次，听过多少次，那一刻却忽有所动，觉得这名字好，实在是好，没有一个像陈先生这样的父亲是获不到这样一个名字的。
马佩贤
马佩贤，男，回族，生于1932年，河北省定县人。1955年北京回民中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教建设。先后在海原县城东街小学及李旺、李俊、关桥、蒿川、兴仁、罗川、徐套等小学和兴仁中学任教，并担任过中心完小校长。1982年奉调回民中学任教。为宁夏地理学会、地理教学研会会员。
现退休。
——抄自《海原教育志》
不读这个简介，真是不知道马佩贤老师竟在海原的这么多地方教过书，所罗列的教学点里，绝大部分在乡下，因此可以说，马老师不仅是在贫甲天下的西海固度过了自己的大半辈子，而且是在西海固的乡下送走了自己的最好年华。
粗粗地算算，在每一个教学点只待三年，一个个教学点转下来，也得耗去马老师的三四十年。李俊在海原的至南端，徐套在至西端，兴仁在至北端，关桥不算至东端，但也差不离了，因此说佩贤老师教遍了海原的山山沟沟，说佩贤老师桃李遍海原是一点不为过分的。
从简介中还读出一个讯息来：佩贤老师当过官，做过校长，虽则不过是一个乡下完小校长，但在我也是兴奋和意外的。在我眼里，佩贤老师就是一个好老师，好先生，其他什么都不是的，是了也不像。幸亏他只是做过完小的校长，马虎马虎可以过去的，要说是佩贤老师还当过县长，我心里就很难转过弯儿来了，我就觉得佩贤老师颇有些叫我不认识了。不过佩贤老师要是真的当一届县长，他的学生们会多么的觉得安慰并开心啊。我们大家都会极力地怂恿他，拥护他，把他抬起来拥到县长的宝座上去。然后七手八脚，吭吭哧哧，有的给他穿官袍，有的给他穿官靴，眨眼工夫，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老师打扮出县太爷的样子来，然后是咔嚓一声，定格，相照好了。我们和我们的佩贤老师开心地耍一回呀。
实在，只能耍一耍就罢了的。佩贤老师当不了县长，佩贤老师只能当我们的地理老师，要是他被强捉去应卯当县长，使他活受罪倒在其次，可怕的是高考在即，叫我们没有了我们心仪的地理老师可怎么成。
县长是有许多虎啊豹啊猫啊狗啊都可一当的，我们的地理老师佩贤先生却有且只有一个。
一直觉得关于佩贤老师，是不愁没话讲的，但真正提笔在手，却有些不知从何说起了，反反复复只是一个感觉，佩贤老师是我们眼里最为优秀的地理老师。虽然大家的私心里总不免盼着来个新老师新鲜新鲜，但谁要是想临阵换将，换走我们的地理老师佩贤先生，没有一个人会答应的，一定会造校长的反的，一定会拦在校长面前叫他走不成路。只要佩贤老师在，我们天天都会觉得有新鲜感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高中时，对我们这些学文的学生而言，地理不再是副课了，地理成了我们过独木桥时必需的装备。我们迫切地需要有一个好的地理老师助我们一臂之力，好使我们这些山里的娃娃呼啦啦一声，飞得稍高些稍远些，以求再落下时我们的境况会有些变化。
不能不说是运气，我们遇上佩贤先生做了我们的地理老师。
听佩贤老师的课，叫我想起一些规模不大，但干净整洁、生意红火的小餐厅的宣传词来：工薪消费，价廉物丰，第一吃饱，第二吃好。虽则风马牛不相及，但又觉得两者之间颇有些贴切和吻合的。
佩贤老师总是一团和气地给我们讲课，他长得一点谈不上漂亮，但我们觉得他是很好看的，尤其是偶尔地笑一下，憨态可掬，稚拙可爱，惹得我们这些学生想扑上去抱住他那张老脸重重地亲上一亲。有时兴味所至，他也有一点幽默的，譬如在黑板上画一个扁凸的圆圈，说这是一个锣，然后拿出一把钥匙对住圆圈做开启状，身子侧着转过来，就那样叫人心动地笑着，并带一些自得地说：今天我们讲开罗。
也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些小幽默，说起来听起来都似乎不怎么样的，但我们当时却一律地兴味盎然，耸了脖子看着，觉得的确是很有意思的，要是换一个人来同样这么做，一定会觉得没意思透了吧。现在同学聚会，还会说起佩贤老师的“开罗”一类来，说起来兴味盎然的胜于昔日，可见佩贤老师的这些幽默留给我们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佩贤老师个头不高，显得有些虚弱，走路常低着头，像走在墙头上似的，有着一些专注和小心，记得他走路，上身几乎不动的，下身也动得不厉害，步子略显得快，但是很碎。腋下就夹着教案，记得同着教案，还一直夹有一副乳白木质的大三角板的。他的另一只闲着的手臂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撒开来助于走路，而是略显拘谨地弯着，贴在胯边，倒似乎这一侧也夹着一个什么。
如果有他的课，他在课间休息时就走来了。我们常常在三楼看到他夹着教案和三角板，低着头，迈着碎步穿过校院一步步向楼上来，似乎过了不短的时间他才出现在三楼楼梯口。我们于是就跑入教室里去坐好了唱歌，看见他立在教室门口一侧的地方，不抽烟，也不凭栏远望，就那样低着头站着等铃声。铃子不响他是不会进来的。有时候两节课挨在一起，比如给二班上了，接下来正好又是三班，课间休息时，他就不回去休息了，就站在过道的一个角落里等下一声铃响，也不抽烟，也不远眺，也不像别的老师那样，和学生们闲谈。他似乎除了课堂就不知怎么和他的学生打交道了。记得高中三年，他从没有发过脾气，从没有被哪个捣蛋学生顶撞过非礼过，也从没有维持过课堂秩序。他的课堂秩序是用不着维持的。
佩贤老师1932年生，算来退休也10余年了。记得某年寒假不知动了什么心思，我悄悄到母校去，其时母校的教学大楼似乎正搞维修，林林总总满是支架。那一日却显得冷清，大概是年关前后吧。说不清我摸到那里去干什么，于是就看到楼道孤孤地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有两个“本周值班人”的姓名，第一个就是马佩贤老师。
多年后，在故地以这种方式见到自己很熟悉的一个老师的名字，心里一时颇觉异样。整座教学楼空荡荡冷清清的，使人觉到一丝难以言述的凄凉和惆怅。
我想，以佩贤老师的资历和贡献，他是可以不做这个值班人了，而且他不已经是退休的人了么？
但也许是佩贤老师主动申请的也未可知。
又一次记得在人来人往的街上远远看到佩贤老师，骑着自行车，车后捎着一束芹菜什么的。车子骑得颇慢。叫我觉得格外醒目的是，他的头上有一顶白帽子。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一点在当时给了我极为复杂的感受。佩贤老师是外地回民，多年来从表象上不大看得出回民的样子的。想他要是在他的老家河北，即使是回民，退休以后也未必戴白帽子吧。
总觉得他戴上白帽子，和西海固当地人也有着一种颇为微妙难以言传的不同。
但佩贤老师本人，看来是要生生死死、彻彻底底地做一个西海固人了吧。
佟学猛
佟学猛，男，回族，生于1937年8月，北京市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回民中学，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到海原县参加工作。曾进修于甘肃师大。先后在西安中学、盐池畜牧中学、盐池中学、关桥中学任教。1980年8月奉调至回民中学任教。多次受到国家科委科协、自治区科协及地县和学校奖励。为全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协会会员、自治区科技辅导员协会会员。
现退休。
——抄自《海原教育志》
佟老师1980年8月奉调至海原回中，带的正是我们这班学生。当时海原县城关中学刚刚改为海原县回民中学，全县只招收四个班，两个高中班两个初中班。我们班即为初一（1）班，班主任：佟学猛。因是首届，因此新生真可谓是平中选优，优里拔萃。我们这些幸运入选者当时的风光和骄傲都是可以想知的。学校不仅不收我们的学费，每月还给每个学生10块补助金。1980年，10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补助金之外，上灶生每星期还可吃一顿小炒或肉包子的。又是钱又是肉的，当时真叫人觉得福由天降，有些不亦乐乎了。我当时考了全县第七名，加上年龄最小的缘故，县广播站的记者刘嘉荣还把我父亲采访了一通，使父亲的声音在全县的每一个广播里都传出来了。真是光荣了一家几代人。但是只过了一年，我便因不好好学习而留了一级，好在又留在了佟老师的班里。
佟老师给他的学生们留的印象简直是太深了，他对于他的学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的二连襟马耀贵，也是我的同学。我们同做过佟老师的学生。他是一个出身寒苦的人，也是一个很是豪放大气并且记情的人。他说起佟老师来，简直如说起了自己的父亲似的。
数年时间，佟老师给我们带过语文、数学、生物、美术等等。可不是临阵无将，随意点派，佟老师带什么都带得挺好的，带什么都像是在带自己的本专业。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究竟学的是什么专业，是由哪个系毕业的。
记得初中时佟老师是唯一带过我们美术课的老师，他让我们把笔举在眼前，做远景透视用。
佟老师的字是我见过的所有老师里写得最好的，连一些专职的书法老师也及他不上。我已经写过这一方面的文字，觉得佟老师往黑板上写字时，给人一种洁白的雪地上不断地走出新鲜的脚印来的感觉，给人一种黑板上不断开花的感觉，他写字从来是一笔一画，不慌不忙，那一份神定气闲和从容余裕，别人是很难具备的。
佟老师还给我们开过户外的班会。佟老师绝对不是一个热闹人，他是一个安详的人，但是开户外班会时，他忽然使我们意外和惊诧地倒立起来了。他稳稳地倒立着，两腿并直在空中，细细一看，佟老师并非以全掌着地，而是十指撑地，掌心悬空。我们也试着来，纷纷地倒下去了，发现即使两掌撑地倒立着也是殊为不易的，遑论掌心悬空。那时候佟老师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于是大家就暗暗传说，佟老师的功夫是如何了得的。佟老师从没有体罚过哪个学生，也没有一个学生敢冒犯他，说是不敢，其实是不愿。即使最调皮最野烈的学生，对佟老师也是敬服有加，而且暗暗也怕着他的功夫的，想要是万一惹得他恼起来，随手点上一指头，不至于残废吧，也一定是够受的。
因为佟老师，我们小小年纪却已经有些神秘兮兮地谈论通才了，觉得所谓通才，无非就是指佟老师这样的人的。那时候，在我们心里，佟老师几乎就是知识本身，谁都觉得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没有难得住他的问题。
后来，学校里又成立了科技活动室，活动室的玻璃柜里，有着不少形形色色的动植物标本的，而这个活动室的负责人就是我们的佟老师，这在我们是一点也不会意外的。说老实话，就是有一天传说佟老师造出了飞机、宇宙飞船一类，我们也不求眼见为实就可以信以为真的。
可以说，学生时代的我们，对于佟老师的崇拜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佟老师退休后回北京去了，我们常常会说起他来。大家的一致看法是，佟老师虽然在我们这个偏陋的小地方度过了几乎一生，但他的眼光，他的胸襟和气度一天也没有小下来过，他的修养，他的识见，他的一以贯之的持守，使他自己也无法卑浊下来，混同流俗；他身上始终有着一种与众不同近乎与生俱来的东西，使人觉到某种凛然难犯和不可攀扯，让人觉得他似乎生来就是异于我们的；他即使在我们这里生活上几百年，他即使穿上乞丐的衣服在我们这里的大街上，在万头攒动中，一眼也可以从万人之中挑出他来，觉得他是异于我们的人，是大地方来的人，是别有胸次的人。
佟老师走路是很有特点的。他甩开大步走，每一步都走得不犹豫，很自信，每一步都似乎是算数的。看他的走，让人觉得，他脚下的路不但是坚实的，而且是平坦的，一点坑坑洼洼也不会有。他从不快走，也不慢走，也不忽然地计上心来，换一个角度，转一个弯子走去，似乎他从来走的都是一种直道，大道，似乎他的这种不疾不缓从从容容的走能赶得上任何需要，办得成任何事情的。
他个头不高，但半点让人觉不出小来。头发是直硬的，竖起来略略地向后去，亮出他宽阔坦荡的额头来。他是用不着在任何人面前显露卑怯的，然而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一丝傲慢。他即使在最为平易的时候也有着一种使人觉得高岸难攀的东西。
他的衣着再素朴不过，我们刚刚见面时穿的一套蓝涤卡中山服，似乎二十年后还见他穿在身上，而且并不显得过时，也不是十分陈旧，穿在他身上，倒别有了一种味道似的。下身总是穿大裆裤子，个头小的人穿大裆裤子自是不宜，但在他却似乎再合适不过，似乎他穿了别的样式的裤子倒是不可想象的了。
他总是抽一种粗黑的雪茄烟，不知是这种烟的缘故还是因为别的，他的嘴唇总是容易脱皮，而且于脱落处可见出新的皮肉来。还可以从他身上嗅到一种特别的味道，淡淡的，带些古旧意味，可以说是好闻的。除过他的儿子，我从来没在第三个人身上闻过这种味道的。
我现在觉得，至少，那是一种干净人的味道，读书人的味道。
总是奇怪地觉得，而且愈来愈近于执拗地觉得，我的这个老师，是很像鲁迅先生的一个人。尤其是那一份孤介与超俗，正如高风相接、清流汇合一样，是很有些相像的。
他是我的所有老师中最适合于以先生称之的人。
但他的家庭生活却是不幸的。
做学生时就听说师母有轻微精神障碍。师母也在我们学校，专事打铃子，很胖的一个人，脸上说一团和气亦可，说一脸木然也未必不可的。现在想，大概是吃多了镇静剂的缘故吧。但铃子却敲得很准时。记得从她家里到铃下大概有200米，她一步一步挪动重拙的躯体，得走上很久。课间休息时，她就不回去了，就立在铃下面等着10分钟时间缓缓地过去。要是回去再来一趟，在她，时间无疑是不大够用的。
还记得师母就这样的身子，还跑到西门市场买菜。西门市场离学校最少也有1.5公里，从校门口到她家又需0.5公里，对师母而言，真可谓一次远足了。有几次碰上了，我就半道接过来，一路给她拎回家去。佟老师迎到门口来接，他对我笑着的样子还记得清的。
佟老师有一儿一女。女子结婚又离婚了。因是北京人，就在县广播站当播音员。人是很漂亮的，但听说让佟老师操了不少心。
儿子叫佟立群，是我的同学。我们两个曾为同桌，之间的关系很不错的。从名字也可看出佟老师对他的期许与祝愿。但比起佟老师，他的确就差远了。初二时我们两个都留了级。不知什么原因，佟老师没能跟班上去，而是继续带起了下一个初一（1）班。现在想来，是否意在就近抓抓儿子的学习呢？
但是我的这个同学实在是不争气得很，后来班里六十几个人考走了四十多个，他也是没考上。凭佟老师的为人和脾气，是不大可能张口为他求谁的。先是在九彩小学当过一段时间的民办教师，后来就不见了，听说到天津开饭馆去了。也好。只要能给佟老师省心便行。而且他长相富态，原本也就像一个厨师。
佟老师退休后和我们简单地聚了一场，就回北京去了，听说住在天安门附近，被北京的哪个学校返聘去任教了。听同学代佟老师的话说，要去北京我们可去找他。
大概是1998年，佟老师的儿子突然地回海原来了，还带着一个模样平常但很质朴的女子，介绍说是他媳妇。来就住在他姐姐家，寂寞，让我带一些书去给他看，声明我自己的文章最好。因是同学，该相互了解了解的，我便拿了一些有自己小说的杂志给他送去，围着火炉谈了不少话。记得当时暖气片上搭着好几个洗过的裤头，看来他们也许是结婚不久，正当兴头上吧。
两个人前后呆了约一个月，忽然一天，连襟马耀贵说他们走掉了。然后略带些神秘地问我，可否知道佟立群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我想到了旅游结婚，但又觉得不像，旅游是不该游到这里来的。或者就是拐了人家的女子，私奔到这里来了，原本并没有这些想法，连襟的诡秘和咋呼使我的思路拐入这里来了。
但连襟的神情使我看出我是猜错了。
原来我的这个同学涉嫌贩毒，到这里是躲避风声来了。
真是一点也没有想到。
为同学痛惜的同时，也为我的老师着急和担忧，佟老师已属年迈之人，听到这个消息，会怎么样呢？
最后再未必多余的补一句吧：总觉得佟老师名叫佟学孟，而不是佟学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