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12月6日圣尼古拉节，一个高个男子身心疲惫地走进博恩拉罗朗德镇[1]，身上剪裁精良的外套溅满了泥垢。夜幕降临，大雪纷飞。加斯东·巴齐耶赶了两天的路，他在蒙彼利埃搭上火车，前一天在济安[2]火车站下车，穿越了部队驻地。就在一周前，城头上演了一场大战。经历了色当溃败和皇帝被俘之后，年轻的共和国政府在卢瓦尔河上集结人马，试图就地阻截德国军队的推进，并打开缺口，解除巴黎被围三月之苦。此役还是败了，横尸遍野，阵地又落入了普鲁士军队的手中。
这位旅人从济安出发，经奥尔良森林，穿过在冬天愈发萧索的加蒂奈地区。成群的乌鸦和寒鸦在放羊的牧场和灌木丛之间徘徊，他只碰上了散兵游勇：掉队的士兵，在摸索吃食和值钱东西的小偷和逃兵，负伤的士兵，没有参战、列队整齐的部队，又集结起来的人马，还有巡逻队、哨兵。头一天，他在贝勒加尔德[3]本堂神甫副手的家里借宿了一宿，这个50岁男人的得体打扮令神甫颇有好感，还有，他风尘仆仆身犯险境的举动也令人动容。第二天一大早，他再次踏上旅途前往博恩，留宿的主人告诉他，将要经过的奥尔梅村会有大量法国伤兵被弃之不顾留给了敌军。好心的村民已在尽力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在一个被洗劫过的房间里，有个人躺在谷仓脏兮兮的稻草上。那人在找他的儿子—佐阿夫[4]三团先行官。他问遍了身穿红色灯笼裤、盘花纽扣刺绣短上衣和头戴小圆帽的士兵，终于找到一个认识他儿子的人。这个年轻的中尉告诉他，大个子巴齐耶和指挥部队的阿马尼亚克上尉同一时间负了伤，既然他人不在此处，那或许已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
从战友口中得到的消息坐实了宪兵队捎回蒙彼利埃的口信，重新燃起了他的希望，给了他勇气和动力。他向博恩进发，浑身冻僵了，手握旅行袋，大风掀起礼服的下摆，差点吹跑了帽子，还好他和士兵一样用手绢裹住了脑袋。每次遇见普鲁士的巡逻队，加斯东·巴齐耶都会表明他是在找儿子，他的儿子在战斗中受了伤。要让别人听懂他的话很是吃力，但他的忧虑和疲态，他习惯性的命令语气和威严的神态充满了说服力。带头的每次都给他放行。碰上哨卡，他会被带到会说法语的长官那里，给出解释之后便能拿到通行证。当天晚上，他进入了敌军控制的博恩拉罗朗德。他记起今天是儿子的生日。1870年12月6日，他该有29岁了。
贝勒加尔德本堂神甫的副手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博恩的神甫奥古斯丁·布达尔，后者热情地接待了他，和他一同分享热汤，并将背靠壁炉的位子让给他。饭前祝祷是在两个宗教中都有的仪式，事关国殇的交流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尽管一个是卢瓦尔河地区的教士，一个是朗格多克的新教徒。他在本堂神甫的家里过夜。第二天一早，神甫将他引荐给了科尔奈修道院院长，院长曾在阿尔萨斯进修，能说一口德语。手握占领者颁发的安全通行证，两人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战场。但暂时关押、等待转押至普鲁士的战俘中没有儿子的身影，救助战俘的救护车里没有儿子的身影，即使是战俘名单上也找不到弗雷德里克·巴齐耶的名字。再热切的期盼也是希望渺茫，但就算死了，也要找到尸体。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普鲁士人允许小城居民抬走伤兵，照顾垂死者。他们还征调工人就地掩埋尸体。修道院院长想起来曾为佐阿夫士兵的公共墓地祝圣，遗体中有个少尉，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之所以会留意到他是因为他长得很高，而这个旅人正在寻找一名低级士官。
这处平原位于博恩以西，墓地围墙前一派惨淡的景象。炭黑色的苍穹下，东西七零八落地丢在雪地上—折断的武器、破裂的战鼓、染血的军帽、水壶、饭盒—尸横遍野。加斯东·巴齐耶认出了法军的装备，军事杂志和回城休假的军人让驻军城市的居民对此都已很熟悉。大雪掩埋了部分战场，反衬得裸露在外的更显凄凉，铅灰色的大地上是一团团黑色物体。修道院院长找来两个掘墓人，一个叫阿洛，一个叫图森。加斯东·巴齐耶承诺会支付四十法郎，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掘开坟墓，而昨晚他们还被迫埋了尸体。两人用铁锹铲开结了冰花的泥土，院长帮忙拔掉坟头草草制成的木十字架。两个临时拉来的劳力一直往下挖，直到蓝色的军服和红色的军裤重见天日。两人的动作小心翼翼，避免手中的工具会磕伤死去士兵的双手和头颅，尸体未经包裹就就地掩埋了。
终于见到了院长口中那个高大的佐阿夫士兵。严寒倒是让遗体保存完好。掘墓人丢开铁锹，徒手抓住双腿和双肩，抬起尸体，轻轻放在墓边。天色黯淡，少尉簇新的臂章在黑色的身影中折射出异样的金光。身上的两处污迹因为霜冻变得更加显眼，鲜血染透了军服：衣袖上有个弹洞，军帽和衬衫上的纽扣崩掉了，致命伤在腹部。褐色的胡须挂着腐植土。士兵死后没人给他合上眼睛，在这张大理石般的脸上，那无神的双眼望向天空。落上泥土的眼珠和父亲一样蓝。死者和生者的相似显而易见。加斯东·巴齐耶扑通跪在地上，另外三人站在一旁。父亲抓起儿子的右手，俯身吻下去。他强忍住哭泣。两个来帮忙的大老粗在过去一周中虽然见多了这样的场面，此刻也落了泪，他们感到意外，但也释怀了。
尸体被搬上平板车，盖好雨布，拉回博恩。他脚上的袜子穿得乱七八糟，因为靴子被人扒走了，探出平板车的双脚随着路面颠簸晃晃悠悠。父亲一言不发跟在后面，帽子攥在手里。天气寒冷，雪又开始下了。边上的修道院院长不确定是否该为死去的胡格诺信徒念上几段经文，于是时不时地嘀咕几句两种宗教里都有的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救我们脱离凶恶。”弗雷德里克的遗体被安置在本堂神甫的屋内，父亲坚持要守灵，最终在椅子上沉沉睡去，神甫为他盖上毯子，替他守下去。
在此期间，院长成功说服教区中一个善良的木匠，让他赶制出一具棺木，用于运送年轻士官的遗体。普鲁士人搜刮了城中所有的木板，木匠只能用做饼干盒的小木板拼凑出一副。高大的遗体被放进棺材，并用干草填满空隙。加斯东·巴齐耶协助木匠钉上棺材盖。城里一匹马都没有，连拉车的骡子和牛也找不到。院长再次出马，让菜农把平板车卖给父亲：他的儿子，一个年轻的士官，从法国南部来到这里，最后战死在城头。第二天天一放亮，加斯东·巴齐耶推着平板车打南门离开了博恩拉罗朗德，他扶住车把手，用力往前推，木板嘎吱作响，存放遗体的棺材被牢牢固定在车上。
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严冬了。故事总是相似的，战争和大雪，寒冰如影随形，似是为了渲染人类的暴行。身穿礼服、头戴礼帽的男人推着丧车，沿卢瓦雷公路赶了整整五天的路，到了济安才得知，鉴于敌军动向不明，火车不再经过这里。他只得前往伊苏丹镇，那里才有火车运送棺材。这位蒙彼利埃的贵族还要推着平板车多走上一百五十公里。他要穿过索洛涅和贝里，有客栈的话就住上一晚，没有的话只能在谷仓将就，他从没走过这么长的路。那双手因为推车上山，下坡扶车，拉紧棺木的绳结而发红变粗，变得和葡萄园里农夫的手如出一辙，而手上戴着的皮手套也已开裂。偶尔会在村与村之间的路上碰见流浪汉，看在优厚报酬的份上，流浪汉乐意帮他一起推车。路人看见这个有钱人和穷汉的组合并没有流露出多少讶异的神色。战争期间，这种场景并不鲜见。
前一天晚上，他抵达赫伊下辖的伊苏丹，那算是一个重镇了。爱国情绪高涨的农民草木皆兵，带上木棍，冲进他正在用餐的客栈，把他带到镇政府。镇长把他当间谍来盘问。一番抗议之后，他还是打开了棺材。身穿法国军服，满是泥浆和血污的遗体映入热心民众的眼帘，他们能看出生者与死者容貌上的肖似，不由愧疚万分，或表达歉意，或出手相助。加斯东·巴齐耶拒绝了，连同镇长邀请他共进晚餐的提议。
将他带回蒙彼利埃的火车缓慢前行，平民和军人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尽管天寒料峭，还下了雪，乘客多到有人只能站在火车的踏脚板和保险杠上。那都是带上菜篮去赶集的农民和农场主，每周一次，不管打不打仗。火车站站长心生同情，下令将这个巨大的木盒固定在水车车厢后面，这一路的颠簸让棺木有了裂缝。
目前的局势，敌军已进犯至诺曼底海岸线，兵临卢瓦尔河沿岸，对首都虎视眈眈。共和国政权只能以图尔为桥头堡，龟缩于波尔多地区，再没有什么事能让人一惊一乍。一边是小市民的畏缩和算计，一边是公民为国捐躯的请愿和爱国者群情激昂的表态。战死士兵的父亲断然分开惺惺作态、虚张声势的人群。在各式各样的军服中，他一眼认出了一名受伤的佐阿夫军官，军帽上标有数字3，那是弗雷德里克所在的团。没法再上战场的阿马尼亚克上尉要返回驻扎在蒙彼利埃的兵站。两人被挤到车厢的角落里，周围挤满了战时的乘客，窗外掠过法国腹地的冬季景色，他终于知道儿子所在军团是在何种情况下加入战斗，儿子是如何受了致命伤。
回到蒙彼利埃两天后，弗雷德里克被安葬在新教徒的墓地中。在教堂举行的葬礼允许天主教徒参加，他们也汇入了送葬的队伍。遗体再次被埋入地下，换成了配有黄铜把手的橡木棺材，光可鉴人。家人齐聚在墓坑前，父亲和母亲身形挺拔，面色平静，沉浸在哀痛中，亲友和市府代表围在身旁。在这场不幸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贵族孩子寥寥可数。大家知道巴齐耶的儿子在普鲁士入侵伊始就应征入伍了，但他先前没服过兵役。他抽到签要服七年兵役，父亲按照有钱家庭的做法，花钱找人替了他。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表示，他是自愿参军的，还要求加入佐阿夫军团，这支精英部队一贯冲锋在前。就在战斗打响的前一天，他被任命为少尉，奉命带兵突击，也因此送了命。
没人强迫他上战场。所有人都抱有同样的念头，他们眼见棺木缓缓地沉入洞开的长方形墓穴，12月的惨淡阳光反射在棺盖上。作孽啊！在地中海太阳的照耀下，柏树、丧礼的灯笼和墓地围墙上方融为一体。他们特意为画家弗雷德里克·巴齐耶种上了加蒂奈平原特有的桤木，佐阿夫第三团的战友们长眠在了那里。过了几天，仆人烧掉了博恩木匠制作的单薄棺材。几个月后，当战事结束，家人寄了一幅弗雷德里克的画作送给小镇上的神甫和教区居民，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圣尼古拉之夜给予加斯东·巴齐耶的帮助，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份温暖的回忆，这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周。画作其实是临摹了委罗内塞的《圣凯瑟琳的神秘婚礼》。青年人想要练练手，趁着假期在蒙彼利埃的法布尔博物馆完成了习作。神甫将这幅色彩鲜艳的油画悬挂在教堂内，并做了一场弥撒，悼念去年冬天死在城下的青年。
就在一年前，1870年的夏天，弗雷德里克·巴齐耶离开了美术街上的画室，告别了巴黎的朋友，返回蒙彼利埃的家中过暑假。自从来到巴黎求学之后每年都如此。他遵从父亲的心愿打算完成医学学业，其实是为了全心全意投入心爱的绘画事业。天刚变热，全家人就离开城中心的宅邸，到东北角数公里之外的梅里克葡萄园避暑，站在露台上可以俯瞰莱兹河谷和周边村庄。弗雷德里克很高兴能回到故乡，百里香的干爽气息、薰衣草的芳香、黄杨木的苦涩，还有震耳欲聋的蝉叫。他细细端详植物的烟灰色和黑色，有植物生长的岩石拥有迷人的褶皱纹理。他端详清晨天空近乎发白的蓝色、晕染了近海的绿色、绵延的葡萄树勾勒出天际线—这些葡萄树是遵照父亲的命令种植的。
弗雷德里克重拾儿时的习惯，早早起床，先是逛了花园，看一看钟爱的草木，花园位于葡萄园尽头，再往后就是平原了。之后回到厨房，接过厨娘加了糖的热乎乎的咖啡。他把手肘搁在碗橱上，站着一边和厨娘聊天，一边小口喝有点烫嘴的咖啡。他走到户外，在栗树树荫下喝完了咖啡。晨曦中的露台栏杆还算凉快，他坐在那里，看到下方的父亲和葡萄园经理，两人正在研究葡萄的长势，制订当天的工作计划。他们身处葡萄园，就像在汪洋大海中游泳。弗雷德里克在餐厅中见到了母亲，和她一同享用早餐，聊一聊家人和朋友，还有蒙彼利埃和巴黎的艺术活动。
这样的气候，这样的景致，他感到可以释放天性，和世界建立起亲密的联系。他最好的作品以及和他本人最相似的作品都是在蒙彼利埃完成的。光线，他在巴黎提过这个词，当他和画室伙伴，和朋友莫奈、雷诺阿、西斯莱谈论绘画时，这两个字表达了他想要抓住并且在画布上体现出来的东西，这是他和伙伴的目的。而在蒙彼利埃，“光线”有了意义，有了实质。他感到自己的血液中似乎融合了南部的阳光。他的皮肤热爱阳光。回到儿时的卧室，整理完行李箱，“咔嗒”两声打开墙上的两扇百叶窗，没过两天，他的皮肤就晒成了褐色。他应该还有其他所爱，或许更别致、更灵动、更细腻，但光线于他而言是熨帖的、精确的、严谨的，如同宗教之于他的祖先。光线不会骗人，它会说出事物的真相。他敢肯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朗格多克阳光下的此处更让他如鱼得水。
父亲最终妥协了，弗雷德里克可以放弃医学，全身心地追求绘画事业。父亲毕业于国立农学院，祖先都是有口皆碑的手艺人，在他眼中，弗雷德里克前途未卜，但才华有目共睹，他欣赏儿子的勤勉和执着。儿子继承了他的血脉，从儿子身上能看到旺盛的生命力，如同长在石头地里的葡萄树。树根必须深入粗砺的泥土，寻找水源和养分，这样结出的葡萄颗颗都是精华—健康、浓郁，酿造出的葡萄酒拥有令人惊艳的复杂口感，果香甚至能盖过酒香。幼子初试身手，媒体就对他的画作一番赞扬，加斯东·巴齐耶不用看这些也知道儿子是个有天分、有前途的艺术家。完成于1867年夏天的《家庭聚会》得到了画上所有人—父母亲、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和表亲的喜爱。画家捕捉到了每个人的神韵，因为这些都是他从孩提时代就爱着的亲友。就像家乡那些熟悉的草木，亲人的关爱伴随他成长，并且在这幅浑然天成的画作中铺展蔓延。
加斯东·巴齐耶侧坐画布中央，衣着老派，瘦长的脸冷峻严肃，但他是最生动的。只有他的双眼没有看向画家，就好像儿子在表达爱意之际也在刻意逃避父亲的目光。弗雷德里克细致描绘出了父亲的脸、上身和双腿，他看向田野、葡萄园，那是他的心血，这片肥沃的土地在他井井有条的管理之下滋养并确保了家族和家乡的未来。土地烙上了他所思所想的印记，承载了他长久以来的记忆。
对宗教的虔敬和对家族的责任也经由画作体现出来，这是画家刻意而为，显然讨得了加斯东·巴齐耶的欢心。不过，比起画中的人物形象，那棵栗树更是击中了他的心，茂盛的枝干为大家带来树荫和凉爽，是他在弗雷德里克出生那年亲手种下的，还算是棵小树呢！他还中意那棵雪松，枝干探向远方，融入青色的天空。这两棵树画得心思巧妙，它们连接起了土地和天空，低声颂扬自然的善意、自然和人类的友谊。上帝就在那里。
加斯东·巴齐耶在蒙彼利埃的公寓中吃完丧礼的晚饭，返回梅里克的房子，想再看一看挂在客厅墙上的《家庭聚会》。羞怯的大男孩低调地出现在了画布最左侧，叔叔欧仁抽着雪茄站在他前面。一米八四的侄子至少比叔叔高过了一个头。那是他：浅褐色的胡子，宽阔的脑门，犹疑的脸部线条几乎模糊了，更加反衬出灼热的目光。画作完成已有三年，弗雷德里克是唯一的缺席者。然而，正是他将这一切，将男男女女和树木联结起来，定格在某个瞬间，就像保存在琥珀中的动物印记和蕨类植物。色彩鲜明的画布上，情感的轨迹会延续下去，即使所有人都不在了。还有花园、精心打理得如同花园的田野，加斯东·巴齐耶毕生的心血都凝结在了战死的儿子的作品中。他为画盖上罩布，关好客厅的百叶窗，锁上门。夏天之前他不会再回来了。想到明年的夏天没有了弗雷德里克，想到这是没有他的第一个夏天，似乎有根针扎进了心脏。他刚刚惦记起了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