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狱惨言》是一本只有14页的小书，收在“指海”丛书第五函中。作者为了隐姓埋名，署“燕客具草撰”；但实际上，是时人顾大武的手笔。这本书很值得一读。透过它所记录的使明末清初不少读者“发指眦裂”的血腥事实，300多年前极端专制主义君权统治下的特种监狱——诏狱的罪恶种种，便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
何谓诏狱？新版《辞海》解释说，即“皇帝诏令拘禁犯人的监狱”。这个解释是比较贴切的。当然，跟封建专制主义锁链上的种种“国粹”一样，诏狱并非明代的“特产”，而是资格甚老，古已有之。史载“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汉书·文帝纪》）。可见汉文帝时已设诏狱。当然，在汉代以后的朝代，有时也把奉皇帝诏书审讯的案件，称为诏狱。但比起《诏狱惨言》中所述明末的诏狱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诏狱惨言》记的是“天启乙丑杨、左六君子事”，也就是公元1625年的“六君子”关在诏狱受尽迫害的情景。所谓“六君子”是指当时已被罢官的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起先，臭名昭著的阉党头子魏忠贤，拉大旗作虎皮，捏造罪名，把杨涟等六人拖入天启初年曾任内阁中书的汪文言冤案中，捕入诏狱。但是，后来魏忠贤的走卒、大理寺丞徐大化出鬼点子说，仅仅将杨涟等与汪文言挂上钩，不过是坐以已成旧案的罪过，不如“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明史》卷306《贾维华传》）。这样，杨涟等人就分别被诬陷为接受熊廷弼贿赂及导致明军在关外与后金（清）之战中丧师辱国的罪名，实在是“罪莫大焉”（按：熊廷弼被杀，本身就是个大冤案）。更可怕的罪名既已定下，更残酷的迫害就必然接踵而来。请看：
次日之暮，严刑拷问诸君子。虽各辩对甚正，而堂官许显纯（按：魏忠贤的干儿子，其手下“五彪”之一）袖中已有成案，第据之直书具疏以进。是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较（即审问、用刑），六君子从狱中出……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
十三日比较。……受杖诸君子，股肉俱腐。
十九日比较。杨、左、魏俱用全刑。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啼。
二十四日比较。刑毕……是夜三君子（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俱死于锁头（按：狱卒之头）叶文仲之手。
二十八日……周公（朝瑞）至大监，不半时许，遂毙郭贼之手。
限于篇幅，我们不便详细摘抄《诏狱惨言》中杨涟等所受的种种折磨，以及书内对诏狱中各种刑具的介绍。但仅从上述的节录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审问之前，审问官“袖中已有成案”，早已编造好假口供，审问完毕，便“具疏以进”，直接报给皇帝；堂堂国家大臣被任意诬陷、逼供、索款、拷打、暗杀，一个个都惨死于诏狱之中。
人们不禁要问：明代有完备的司法机关，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简称三法司），在审讯杨涟等人的过程中，为什么不能过问？这是因为，诏狱是由皇帝亲自操纵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直接把持的，谁也奈何不得。凡是诏狱关押的人犯，三法司谁也不敢问津。《明世宗实录》曾慨乎言之：“国家置三法司以理刑狱，其后乃有锦衣卫镇抚司专理诏狱，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而三法司几于虚设矣。”唯其如此，诏狱比起一般监狱来，才显得更加暗无天日。诏狱中的一件件冤案，“举朝莫不知其枉，而法司无敢雪其冤”（《祁彪佳集》卷1）。“法官非胆力大于身者，未易平反也”（《万历野获编》卷21）。在诏狱中动辄被害死，固然是司空见惯，谁想要活着出来，真是难于上青天。万历年间，诏狱中不仅关了几百人，狱中“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明史·刑法志》三）。有些人竟然一关就是几十年。钱若赓在礼部任职期间，因在选妃时得罪了神宗皇帝朱翊钧，朱便想找个机会把他杀掉。后钱若赓出任临江知府，被诬为酷吏，由朱翊钧亲自下令，投入诏狱。钱若赓结果坐牢达37年之久，终不得释。他的儿子钱敬忠成进士后，连连上疏鸣冤，读来真是字字血泪：“臣父下狱时，年未及四十，臣甫一周岁，未有所知。祖父祖母，年俱六十，见父就狱，两岁之中，相继断肠而死。……止余臣兄弟三人，俱断乳未几，相依圜土。父以刀俎残喘，实兼母师之事。父子四人，聚处粪溷之中，推燥就湿，把哺煦濡……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鲒埼亭集》卷6）幸亏钱敬忠上疏时，朱翊钧已经寿终正寝，明熹宗朱由校总算动了一点恻隐之心，把仅剩一口气的钱若赓释放，才没有死在诏狱内。本来封建时代所有的监狱都是人间地狱，但在明代，凡是偶有从诏狱中被转到刑部监狱中的犯人，对比之下，竟觉得刑部监狱简直就是天堂了。明末瞿式耜就曾经写道：“往者魏（忠贤）、崔（呈秀）之世，凡属凶网，即烦缇骑，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瞿忠宣公集》卷1）显然，比起刑部监狱这座人间地狱来，诏狱的惨无人道，实在是第十八层地狱！
杨涟等人被魏忠贤之流的阉党关进诏狱，受尽凌辱、酷刑，惨死狱中，不能不是个莫大的悲剧。特别是杨涟，他曾经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认为“寸磔忠贤，不足尽其辜”（《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确实是个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铁骨铮铮之士。但是，包括杨涟在内的“六君子”，无一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忠。杨涟在狱中写下的血书里，固然有“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碧血录》，第7页）以抒愤懑，但是，他在临死前写的《绝笔》中，仍然坚信“涟死非皇上杀之，内外有杀之者。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以身之生死，归之朝廷”（《碧血录》第2~3页）。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十八年（1505）李梦阳在诏狱中写下的“昔为霜下草，今为日中葵。稽乎沐罔极，欲报难为词”（《空同诗集》卷6，第4页）的诗句，可以说写出了明代所有关在诏狱中的那些忠而获咎者的心声。杨涟辈对魏忠贤恨之入骨，但魏忠贤难道不正是假天启皇帝朱由校至高无上的皇权，才得以逞凶肆虐，作恶于诏狱之中，流毒于普天之下的吗？就此而论，杨涟至死还在叨念天恩，同样也不能不是个莫大的悲剧。
《诏狱惨言》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从一个侧面，照出了封建社会法外之法的可憎可怖，从而揭示了像《大明律》那样严密的法典，以及三法司那样完备的司法机关，在皇帝特设的诏狱面前，不过是一纸空文，形同摆设；它更是明代大肆膨胀、高度发展的皇权，在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过程中，充分暴露的腐朽、野蛮、残酷的一个缩影。听一听300年前杨涟等人在诏狱中凄厉呼喊、悲痛呻吟的惨言，对于我们了解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是不无裨益的。
金生叹先生曰：“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几被砸烂，“四人帮”控制的专案组，疯狂迫害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革命，几是变相的诏狱。在去年《炎黄春秋》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曾听老前辈李锐说，他被关在秦城监狱时，经常听到陆定一惨呼：“我冤枉啊！”凌云（国家安全部前部长）说：“当时我也是陆定一号房的邻居，还听到他经常唱《苏武牧羊》。”呜呼！
2005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