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希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4年多了。每当我经过她曾居住过的旧址，就会忆起她活着时我们交往中的点点滴滴，想起她脚踏实地又是那么不平凡的一生。最近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我有机会多次去北美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同行的对话中，在亲历谢先生半个世纪前曾走过的城市和街道并试图想象当时的情景时，对于她当年不顾一切地回国参加建设，之后又无怨无悔地和祖国同生死、共命运，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更是在教学、科研以及外交和领导岗位上做出了杰出成绩，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尊敬。
我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工作过8年。1983年秋天，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上海市妇联有个叫《为了孩子》的杂志，希望调我去任职。我因留恋复旦校园，不愿意去。这事大约拖了一个多月，学校又找我谈，说市妇联领导请复旦支持一下，谢希德校长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希望我再考虑一下。
那年我32岁，自知在人才荟萃的复旦校园是小字辈。谢希德校长是我十分敬重的，虽我们之间尚无任何交往，但我愿意遵从她的意见，不久我便去上海市妇联报到，这是促成我赴任的重要原因。
1985年，《为了孩子》杂志社在原来基础上又创办了《现代家庭》。我们常要邀请一些事业成功的知名人士或有关专家学者，撰稿、题词或是逢一些节日、纪念日举行专题研讨和社会活动等，加上杂志社直属上海市妇联，谢先生作为上海的杰出女性，也常被市妇联邀请参加活动，这样我们就经常会有一些交往。我也曾应电视台、报社之约采访谢先生，并有过几次长谈，这些谈话重现了上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追求、奋斗、坎坷和期盼，也使我对谢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尊敬。
谢先生是谦和而诚恳的，记忆中她从未拒绝过我的要求，每次她总是从排得满满的日程中抽一个空隙，然后告诉我可以在什么时候去见她，办完事如恰好她不那么忙，还会东南西北地聊聊天，每一次都很愉快。
《现代家庭》杂志社有一段时间非常兴旺，别人告诉我，谢先生曾两次在不同的场合肯定我的工作。虽然我从未当面听到，但我能感觉谢先生是以此而欣慰的。
1998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谢先生因癌症复发住院手术已有一段时间，我去华东医院看她。有一家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高校丛书，约我采写她。虽然电话里谢先生仍一如既往地一口答应，但一踏进病房的走廊，我仍感到心跳得异常慌乱。我所得到的信息，没有明说但表示出的忧虑，是担心谢先生的时间不多了。
谢先生正安静地在小圆桌上用圆珠笔写一个推介材料。地上有个小型冰箱，谢先生说那是复旦大学送来的，可以放些吃的。她告诉我她已做了三次化疗，不很难受，下个月起做放疗，不知到时身体是否吃得消。我的问题太长，她还要准备一下，今天可能谈不完，一会儿就要吃饭了。
不知怎么，那天我们还是聊了很久，也谈到了谢先生的父亲谢玉铭先生。
谢玉铭教授是我国物理学界的先驱者之一，曾长期在燕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培养了不少人才。他终日埋首书房的身影给了少年谢希德极大的影响和熏陶。谢希德四岁丧母，以后继母生了几个弟弟。谢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她和丈夫曹天钦千方百计要回国参加建设，父亲因为对共产党成见很深而竭力反对，从此“不理我了”。“从小他最喜欢我”，谢先生垂下眼帘喃喃着，整整40年，任她怎样去信、寄照片都不回复，直到他去世。父亲的遗物被送回老家福建，“我和弟弟分，发现那些信和照片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谢先生神情黯然，“你去看杨振宁写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她一遍遍重复着，似乎思绪飘得很远。
我很快找来那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振宁传》，杨振宁写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收录在这本书里的。
谢希德的父亲和杨振宁的父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时是同学，相交甚深。杨振宁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文中写道，他很偶然地在一本研究物理学史的书中发现，在发现重整化概念的实验与理论经过中，30年代初曾在加州理工大学工作过的谢玉铭教授有过重大贡献，他与人合作的研究成果先于后来因此发现而两次获诺贝尔奖者十多年。向来对推介中国科学家成就极其热心的杨振宁非常兴奋，又猜这可能就是谢希德的父亲。正巧不久谢希德访美打电话给他，杨振宁便在电话里问了她。
谢希德在电话里对杨振宁说：“他一定很伤心，我也很伤心，因为我知道他一直特别喜欢我。”
杨振宁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文中，以十分简洁真实的笔触，描述了当时他和谢先生通话的情景。
谢先生在《杨振宁传》的“序”中谈到这次电话和这篇文章时说：“这些在我心中的震动，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
这也同样让我感到震撼！父女情深，又是同搞物理学且有相当成就，但他们没任何讨论物理学的机会。40年不通音信的隔绝，更给谢先生留下了难愈的伤痛。
又一次见面时，我曾鼓起勇气问：“您后悔吗？”我指的是当年她和曹天钦回国的决定。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谢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
谢先生去世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谢希德文选》，从中我才知道，谢先生生前曾多次面对这样的发问。每一次她都不假思索地回答，她不后悔，因为“我爱中国”。
在谢先生的格言里，也有这样的字句：“只有祖国强盛，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上赢得地位，树立起伟大的形象。祖国的强盛是炎黄子孙的骄傲。”
我曾读到过一篇境外人士写的关于谢先生的文章，大意是说谢先生采取了和当局者合作的态度，才有了她一生的成就。我更感觉谢先生的贡献和她一生崇尚科学、报效祖国以及极其务实的人生态度有关。
谢先生的青少年时代，一面是积贫积弱的祖国，一面是“五四”运动唤起的民主与科学的觉醒。学好本领，摆脱强权压迫，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强烈愿望，是当时谢先生发奋读书的动力。
热爱祖国的人生信念，是她一生的精神支柱。谢先生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和立下的志向，为她的一生打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这使她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信念，孜孜以求，在她有机会做更多的事时，不遗余力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我的印象里，谢先生似乎永远在工作状态中，一件一件地完成，从不浪费时间，也不会喋喋不休做无谓的抱怨。对于在“文革”中遭受的屈辱和不公，谢先生似乎不愿多说，我曾以为那是因为她把这些看得很淡。1994年，我的随笔集《女人一生》要出版，谢先生给我作“序”，其中写道：“我含泪读了《诚实的悼念——〈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读后》。当我读到“忠于职守的语文老师成了批斗对象，即兴的顺口溜成了‘战斗檄文’，不负责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人的尊严丧失殆尽”，使我回想到当时的情景，我浑身战栗，眼前似乎又涌出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这些富有情感色彩的文字使我感到酸楚，谢先生平时不愿多说，并非健忘，只是不愿让那些倒行逆施干扰了自己罢了。
淡泊名利，宠辱不惊。我喜欢读谢先生的文章（专业论文以外的），朴素而清晰，也喜欢听她说话，简洁明了，就人生姿态而言，始终是积极进取、抬头向前看的。谢先生晚年的一些著述，多次谈到她和丈夫曹天钦在人生重要关头的选择：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和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此而深感欣慰。
与谢先生少有拍案而起的激奋相比，在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上，谢先生的情感表露则要浓烈得多。她多次说自己这一生没有曹天钦的理解和支持是不可能的，晚年也多次叹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照顾好他，他比我先走了”。
1986年春节，《现代家庭》刚创办一周年，我和谢先生夫妇约好上门采访，文章发表后我把杂志和照片寄去，曹先生亲笔写了回信，说很高兴并表示感谢云云。
我把那篇文章的题目定为《恬静的港湾》，当时我就有个强烈的感觉，谢先生一生的成就和这个“港湾”是分不开的。谢先生和曹先生相识于11岁念初中时，他们的爱情像一首长诗，相濡以沫，忠贞不渝。谢先生17岁因患股关节结核，在石膏床上辗转4年，当时她已随家人迁移去了贵阳后方，忍受病痛的同时，还要承受日寇飞机的轰炸和战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曹天钦的热情来信，给了她莫大的鼓舞和温暖。
有一回，我和谢先生聊起大学生恋爱的话题，当时高校的教育还是反对学生在校期间谈恋爱的。我开玩笑说，您可是真正的“早恋”。谢先生宽厚地笑了，她说她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机会最多（指找到合适的对象），所以并不反对大学生谈恋爱，只要他们能处理好。我想谢先生是有感而发的。“当然我也不会提倡说都去谈恋爱”，谢先生后来又补充了一句。
谢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富有人格魅力的女性领导者，这种魅力不仅来源于她矢志不渝的人生信念，来源于她一生以自己体弱多病的身体而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也来源于她对人、对事、对生活的极其真挚的朴实无华的平常心，来源于她德高望重又始终坦然地拥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所谓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谢先生爱好广泛，有充实而饱满的生活热情。她喜欢收藏、集邮，也喜欢音乐、文学，还会编织毛衣、做菜。谢先生说她喜欢多色彩的生活。有几年时间，我的住处离谢先生家很近，圣诞节，我带着一个木偶戏里的圣诞老人和女儿一起去看她，谢先生弯腰对我的刚上小学的女儿说：“妈妈把娃娃给我这个老太婆了，你有意见吗？”后来她戴上老花眼镜，为我们弹了一首钢琴曲。还有一次，我们就某部影片里哪位女演员更漂亮而热烈讨论，开心大笑。谢先生在难得的空闲里所表现出的对人间烟火的兴致勃勃，常常让人感觉生活是多么美好。
有一次，《现代家庭》杂志和其他媒体一起，举办评选“好丈夫”活动，谢先生应邀担任评委。一位参赛的残疾人丈夫，在说到自己如何以残缺的肢体而尽力做个好丈夫时，几乎痛哭失声。谢先生当即安慰并鼓励了他，并有些激动地说：“我也是残疾人，只要努力，一样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在工作中做出成绩。”
谢先生从不讳言身患残疾，有一次谈笑中还说，当年曾希望自己能生个女儿，“可以帮我穿袜子”。但她也从不让因残疾而带来的困难阻碍自己，她是坚韧而坚强的。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勇敢，即便面对死亡，同样如此。
1998年12月初，我到谢先生病房，把那篇写完的文章请她过目。小桌上仍是摊着笔和纸，谢先生说她要写一些推荐材料，又说到有个奖学金，可以定15名获得者，而她推荐的就中了9名，“我命中率很高”，她很开心地笑了，又说，那些人个个都是很出色的。
因为上海和中央领导的关心，这次谢先生在医疗上条件很好，我说大家都敬佩你（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谢先生似乎随意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说，人嘛，都要有那一天的，你看，还花钱，还受罪。谢先生的淡然，似乎在谈论一件很普通的事。一会儿，她又说，附近病房一位和她患同样病的女病人，手术后情绪低落，护士长请谢先生过去劝劝她，大约还有点让谢先生现身说法的意思。“我想来想去还是没去。一方面我们之间不熟悉，另一方面她是演员，想法不一样，我两边都切除了，还要去看她，去劝说，人家会怎么想？”谢先生笑着，好像还觉得有点抱歉似的。
这是谢先生生前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较长的谈话，她的笑容似乎至今还定格在我的心里，时时浮现眼前，就像她从未离开过我们一样。
那之后不久，我去西部出差时遭遇车祸，五根肋骨骨折，脸和颅骨都有外伤，住了一段时间医院。
1999年春天，我在当时杂志社租用的铜仁路办公室里，接到谢先生打来的电话，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很好，又问她好吗，谢先生说她还好，还住在医院里。放下电话，想象着谢先生在病房里的情景，泪水浮上了我的眼眶。我又想起，1995年我因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谢先生几次关切地询问有没有危险，又在电话里叮嘱：“你不要再骑自行车了。”（我甚至不明白谢先生怎么会知道我平时总是骑自行车的）谢先生吐字清晰的好听的普通话，一直还在耳边。
岁月留痕，在我的抽屉里，有我到杂志社工作的20年中，前后几次与谢先生的合影。1995年9月，谢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我是参加那次同时举行的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的代表团成员。有天晚上，谢先生和陈至立同志等来看望大家，饭桌旁，大家都想和她们合影留念。当时在场的有不少是在复旦学习或工作过的，谢先生希望能单独留个影，我听见她反复说着“复旦的，复旦的”，可惜声音太小，餐厅里人声嘈杂，这张照片终究没有拍成。谢先生一生的路都走在大学校园，其中48年是在复旦校园度过的，她对每一位来自复旦的师生，都寄予了殷殷的期望。
最近几年，中国正在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中，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年以后，我们杂志社也开始了对外交往和合作，我常常想，假如真有天国，我们还能见面，我会告诉她我们所努力的一切，谢先生惯常有的慈爱而充满期许的眼神里，一定会增加喜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