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两岁上全托时，我不习惯，终日牵肠挂肚。夜里醒来，想象着她此刻的情景，无端设计出种种可怕的意外：或是踢开了被子未被察觉，冻出病来了；或是从小床上直滚下来，磕破了口鼻。
我向人请教孩子究竟是日托好还是全托好；请专家或同事从理论上或感觉上予以论证、评述；对当初曾全托如今已参加工作的成人加以全面、细致的考察。呆呆地听、痴痴地想。然而我终于发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慰自己或是排遣内心的某种不安和歉疚。
事实上我别无选择，并且早已选定了“全托”，日日盼着快点送进去。这似乎是职业妇女，尤其是期望有所作为的年轻母亲的唯一出路，特别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条件下。
最难熬的是星期一的早晨。隔天晚上钻进被窝的时候，小妹总要惴惴地问：“妈妈，明天我还在家吗？”怕搅了她一夜的梦，我笑着拍拍她，她则抱紧我的胳膊，彼此怀着同样的不安入睡。第二天天不亮，打仗般起床做饭，准备好她一星期要用的衣物，打点好，足以对付两小时艰难困苦的挤公共汽车。然后抖擞精神，唤醒她。小妹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迷惑，然后是朝被窝里缩，或是哭着耍赖，或是挨了巴掌后边哭边听任摆布……我不知道究竟是过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那在我的记忆里或心理上，是极其漫长的），才稍稍有了转机，不再闹了。
星期六的下午该是最快乐的。2：30，所有的家长同时涌进打开的大门，急切地迎接期盼已久的相逢。
初入托的孩子很计较家长的态度，头一个被接走的孩子，往往总带着自豪而略带炫耀的微笑。剩下的越往后便越沮丧。有的开始哭，开始怨，以各种形式发泄自己不可名状的愤慨。
初时，我不曾想到小不丁点的孩子会有这样丰富的内心活动。有几次因为放不下手中的公务，待到能抽身到幼儿园去，只见小妹一个人孤零零地靠着教室门框抽泣。我抱她回家，一路上她不停地哭，两只小脚胡乱地踢着，用手拉扯我的头发，甚至想用牙来咬我的面颊。马路上的行人都被吸引了，啧啧于她的坏脾气，我恼怒地训斥她，几乎以为她精神上出了毛病。到星期一请教她的老师，才知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去晚了，使她成了最后一个的缘故。从此我便知道了星期六下午2：30的极端重要性。
小妹在这个“全托”的幼儿园里一天天长大。托班，小班，中班，大班，一年又一年。除了国定假日回家以外，其余时间她都在幼儿园里过。她习惯了，星期六下午2：30对她来说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但我仍不敢怠慢，一到时间，仍是心急慌忙，火烧火燎的。
上星期六下午，应上级之召参加一个颇为要紧的会，自然不便请假。散会时已近5：00，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冲进幼儿园。偌大园里已看不见一个孩子了。我的心不安地猛跳起来，刚想转身，突然一扇门背后跳出一个小身影，小妹嬉笑着，颇有气概地一挥手：
“嗨，今天你可来晚啦。”她大笑着扑过来，格格的笑声回响在空落落的园子里。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我坦然了，带她回家。一路上小家伙喋喋不休，说着幼儿园里各种好玩的事，全然不提她独自等待的种种感受。我想，她不曾烦恼，我也不必忐忑或感觉负疚了。
可是我想错了。回到家，我无意中发现小妹对着墙上的大挂历发愣。那上面有一对青年情侣或夫妻，正紧紧拥抱着。男的似乎刚下火车，女的好像刚刚冲进站台，又扑到对方身上，双脚离地，金色的长发向后飘扬着。看不清双方的脸部表情，那份欣喜却是清晰的。身后是铁路。列车已经开走，站台上也早已空无一人了。
“妈妈，他没有来晚。”
“谁？谁没有来晚？”我诧异了。
女儿伸出一个手指，犹豫地指着那位男主角，一会儿，又慢慢地移向另一位。
我震惊了，内心翻腾起来。
“不，她也来晚了，你看别人都走光了。因为有要紧的事，她没办法……”
“她要开会，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小妹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噢……你是说，妈妈今天又来晚了。”我口吃了。
“不要紧的，我可以一个人玩。反正幼儿园里很好玩的。我知道你很忙。”小家伙又露出“豪迈气概”来，不介意地挥挥手，玩她的“智力积木”去了。
我呆呆地站着。我别无选择。她能承受，我也应该能承受，而且，我何不也像她那样多点“豪迈气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