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末，我去虹口老家看望父母，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急急地让母亲去拿什么给我。那是某省文联编的一本台历，其中一月十七日那一页上，印着父亲的木刻作品——马克思肖像。那一页的左上角是父亲自己的近照，衬衣领子随便地敞开着，神情兴冲冲如从田里归来的老农，或是欣喜地将要去上班的老工人。背面是父亲一生有关绘画的“简历”，介绍他“小学美术优秀，私塾每晨临池，并学国画。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桂林艺师夜校部学习，后参加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以一板一刷一笔刻印挺进画报……近十余年在老干部书画活动中发挥作用”。
台历上的马克思肖像很精神，伟人的眼神像鹰一样。这该是父亲最得意的作品，在家里墙上已挂了好多年。
父亲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江苏常熟，少小离家谋生。日寇入侵，不满二十岁的瘦弱的父亲加入了共产党，辗转敌后投身抗日救亡，并热血沸腾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不平”。后地下党组织指出这样太暴露，终使他没有丢了祖宗的姓氏。
父亲的武器是唱歌和绘画。他不是科班出身，亦无甚天赋，但他对艺术的热情和执着是与生俱来的。父亲的刻苦异乎寻常，身边永远备着画画的纸笔，但他的作品却几乎没有多少变成印刷品的可能。从小到大，家里的墙上、家具上总挂着父亲的各种素描、版画、书法、篆刻，所表现的大多为职业革命者或是先进模范人物。
念小学时，有一年，我的所有包书纸上都印上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木刻肖像，油墨把书包也弄得黑乎乎的。父亲也常练习唱歌，买了一台老爷留声机，经常没完没了地播放《伏尔加船夫曲》，自己则闭着眼睛纹丝不动地站在边上跟着哼唱，十分沉醉。以后还买过一架旧货摊上的手风琴，逢节假日就在院子里扶疏的树影中没完没了地自拉自唱。如他的绘画一样，父亲的歌唱没有听众，也没有观众。
建国以后，父亲几乎没有从事过与艺术有瓜葛的工作，离休时他是区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但他的艺术爱好为他保留了一个赖以支撑的精神世界。父亲的地下党的经历使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难逃厄运，久而久之，父亲内心对周围的一切紧张万分，不再相信任何人，就是对身边的亲人也少有袒露心迹的时候。父亲独往独来，少言寡语，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任什么也难改变他。
我曾见过父亲年轻时为叶浅予先生作的速写，我惊讶父亲有过这样灵动神来的笔。
我也见过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父亲牵着幼小的我和姐姐的手，走在一条新建的马路上，我感慨父亲也有过这样昂首阔步、笑声朗朗的时候。
我常能从父亲挂在家里的作品中倾听他内心的热望和执着。现实中的父亲却几乎是个自我封闭的人，孩子们也常把父亲若开口总是那些书报上的词汇当玩笑。去年春天，父亲八十岁了，一家老小到乍浦路聚会庆祝。席间，同是十几岁即离家参加革命的母亲，十分难得地唱了一支她少年时代的歌《往事》——记得当时我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树梢吹，鸟儿在叫，我们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儿落多少。
父亲则仍一如既往地唱了一首铿锵的革命歌曲，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孩子们要努力学习，艰苦奋斗。话音未落，在座的孙辈们都一齐把手中的玻璃杯在圆桌上敲得砰砰乱响，“艰苦奋斗！艰苦奋斗！”一迭声地嚷成一片。
席散，走在灯火辉煌的乍浦路，我蓦然想起，三十多年前我来过这里。那次父亲在被批斗时还了手，晚上被关押在乍浦路拐角处一幢房子里，我去送牙具，在被监视中见到了被打伤的父亲，我们什么话也没说。父亲回家后即被勒令在家门口贴了“认罪书”……十五岁少女的心灵创伤不容易平复，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还记着这一切，但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提起……
聚餐后不久，秋天，父亲去单位参加党组织生活，不慎摔了一跤，从此卧床难起。
台历上的肖像使我浮想联翩，它伴着我长大。小时候总觉得马克思正在墙上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一切，那边上通常是一条语录：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路可走，只有那在崎岖山路上不断攀登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我常想，父亲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而那些烂熟于心的教诲，至今还流淌在我的血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