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身材小得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男孩一样的短发，雪白的毛衣，藕荷色的超短裙。她从宾馆大门的台阶上走下来，秋日的斜阳耀了她的眼，她举起手来遮了一下，很像一个欲去野外游玩的女孩。
在听一个冗长的报告时，她坐在座位上睡着了。因为突降的冷空气，她从爱亚那儿借了一件宽大的藏青色薄呢外套，自己缩在里面，更显得娇小。我正挨着她坐，望着她熟睡着的侧面，光洁的额头，脸色很白，长长的黑色的睫毛轻垂着，很恬静的。于是她醒了，看着我笑了。我们悄悄地说起话来。
郑明娳在台湾原来是教中学的，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考试，拿到博士学位后到大学教书，现在是师范大学国文系专任教授。丈夫是同行，也在教书。有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娘家离得不远，常去看看的。
有人从那边插话说，你写了很多书吧，郑明娳说是的，写过五本文艺理论的书，很累的。又有人说“五”是不好的，不作兴的，要“六”才好，她便沉思着说那就再写一本吧，不过真是太累了。
她也写散文。“我写散文写不好，但我还是在写，那是为了妈妈”， 郑明娳郑重其事地说，母亲看不懂理论书，于是她常写点能让母亲看懂的散文。
她的妈妈是家庭主妇，一辈子都是。父亲是老兵，当年到台湾后便得了癫痫，家里八兄妹，全靠妈妈了。郑明娳是老二，时时体验着妈妈的艰辛，努力分担着。她每天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挑水供一家人用，后来用管子把水接到近一点的地方，但还是得去挑，她摸着自己又瘦又小的肩膀说，我这么小，大概就是被扁担压的吧。
妈妈做饭的时候，她负责烧火，每天满脸黑烟。她边说边举手在自己雪白光洁的脸上摸了一下，表示那上面当年曾是黑糊糊的。
大家一起去游长城的时候，郑明娳戴着淡雅的翠绿底小白花的布帽，前面的帽檐很宽，两边有同色的布做成的布带，系在颌下，像简爱。她常常独自轻盈快捷地在前面走，偶尔停下倚着长城的墙头，望着山坡上片片红了的枫、依然绿着的树，半天，然后发问：
“枫叶红了，就是很快要落了吧？”
返回的路上，她告诉我在台湾尽管很忙很忙，但她保持着经常去旅游，和朋友们一起，出去两三天，接触自然，调节精神，这很重要。
回到上海，我跟一位也有些了解她的朋友说，每次想到郑明娳，我脑子里总有两个既分离着又融合着的身影，一个是被扁担压得不堪的、在河边上挑着水桶趔趔趄趄的小姑娘，一个是身材娇小、精精神神、干脆利落地走上大学讲坛的女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