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时我十七岁。我在淮北平原贫瘠的土地上度过了七个春秋。
那年冬天，同一插队组的同学都回沪了。我一个人留了下来。父母正在靠边接受审查，上海的家已不是倦鸟的归巢。淮北的冬日是清闲的，节柴省食，一日两餐。恰逢煤油紧张，大队里规定一家一盏灯，一盏灯一个月只给二两油。于是天一黑便大家安息，煞是静谧。
尽管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高亢理想，但我似乎在潜意识中还是厌倦了那里永久而没有尽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管播种，不问收获，一年到头像绷紧的弦。
有一天，队里派我上县城办事。从生产队到县城有三四十里路，我从邻家借来一辆格格作响的自行车，一早出发，等办完事往回赶，已是太阳西斜，不见什么路人了。
我到公社邮局去了一下，取来一小捆本生产队的信件。我看出其中一封信显示着母亲的字迹，便一路走一路抽出来拆看。母亲在信上按往常一样问了一通我的健康和日常生活，接下来便是讲了我妹妹的病，说是冬天到了容易感冒，若是引起并发症就完了。“就像是家里埋着一颗地雷，一枚炸弹，不知何时就要爆炸的。”母亲这样形容。
几个月前，小我四岁的妹妹被确诊患了白血病，医生通知说“至多活不过两星期”。母亲来信告知这一讯息，我惊呆了。我觉得身上的一部分血液已经凝固，手脚都冰凉起来。妹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和我年龄相近，性格相仿。她是学校文艺小分队的，能歌也能舞，那甜美清亮的歌声常常博得由衷的掌声。
母亲在信上说妹妹需要住院治疗，需要常常输血。她还是一个中学生，没有劳保也没有公费。父母正领着“生活费”，我和姐、弟同时下乡，家里几乎没有能力准备起码的换洗衣服。但母亲说总要想办法的，“卖裤子也要治病”。我相信母亲的心，同时也按下了恨不能立刻飞到妹妹身边的心愿。两周后妹妹出院，家里来信说情况似有所好转，说她如何坚强，如何乐观。我想我是稍微松了口气的。
母亲的这封信，又勾起了我的忧思和恐惧。我推着自行车恍恍惚惚地走，我觉得我什么力气也没有了。在公社粮站大墙后背风的地方坐了一会儿。人们都在吃晚饭，不见一个人影。眼前只是冻得干硬的小路，收割后光秃秃的田野让人想起洪荒时代，想起恶梦中的孤独。
天几乎全黑了。我突然发觉，今天是“月黑天”，阴天，云把星星都遮住了，没有月亮，世界会像锅底一样黑，我必须赶快走了。
我重新跨上了自行车，机械地蹬着。天更黑了，像一个大而漫无边际的氛围包裹着我，远远近近看不见一点灯火。自行车稀哩哗啦地响着，我并不觉得害怕。那年头，人们害怕阶级敌人，害怕进“黑五类”的行列，唯独对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无畏的。
继续往前，心境是那样的悲凉，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没有人在乎你的生死，更没有人会想到你的悲哀。在又一次转弯的时候，我连人带车一起翻到了路边的沟里。
路沟是干的，也不深，攀着沟边砍伐过的荆条墩子可以很快地爬上去。我的打过两次补丁的裤子膝盖又蹭破了，肩上和腿上碰伤的地方趁机剧烈地疼痛起来。我靠在沟边，不想再动。
我想起小时候在灯光辉煌的舞台上表演“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用嘹亮天真的童音唱“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我想起妹妹清澈而明亮的大眼睛，想着她病弱的躯体正承受的一切，想着她不知何时就会消逝的生命；也想着母亲囊空如洗的困窘……热泪汹涌起来。我想号啕，想大喊。在这漆黑的旷野里，没有人会听见，也没有人会看见。我为什么要赶回去？
或许是习惯使然，或许是这沉寂的旷野自有她静默的威严，我终于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悲哀和绝望伴着泪水和汗水一起流尽了，我仍然没动。又待了一会儿，却觉得力气和勇气又重新在身体里聚集起来。我所在的村庄已经遥遥在望，朦胧中似乎有一星亮光在晃动。我猜那就是我的屋子。邻家姑娘桂英搬来跟我作伴，她知道我不可能在外过夜，一定还在等着我，推着车子走回去，也要不了多久的。我开始往回走，心绪平静下来。
推开门，生性沉静的桂英迎上来接我。我想她一定看见我红肿的双眼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为我从灶膛里拨出喷香的红芋，后来又一起烧水洗脚，然后像我一样迅速地钻进被窝吹熄灯，不过几分钟，便睡着了。
多少年后，我还常常想起当时的这一幕，我诧异于桂英这样目不识丁的农村姑娘，待人接物却如此细微得体；我也诧异于当时的我似乎经历了很多很多，竟然这么快就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