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走进病房，在那张空空的病床前站定，拍拍床档，问：
“人呢？”
四个人的病房，三张床上坐着等待查房的病人，外面来的一举一动，都在眼底。
“三床啊，昨天晚上没回来。”
“她明天开刀，今天要签字的。”护士边说边走了出去。
三张床上的加上床边坐着陪护的，你看我我看你的，嘀嘀咕咕。
三床是个年轻人，三十岁样子，前天入院的，进来就躺倒床上，不断地抹泪，压抑着轻轻地抽泣。住在这个病房的，都是患乳腺疾病的，多数是乳癌，有的等开刀，有的刚开过刀，有的是在做化疗。同病相怜，往往自来熟，住下就会搭上话，很快就会相互照应，就连家属也会很快互相交流起来。可是三床不同，一个人来，谁也不理，不吃不喝，光哭。两天了大家还没跟她说过话。
一床的老太，八十岁了，每天梳妆打扮，描眉画唇，精精神神地接待来看望她的男女老少。那些人大多是老太的牌搭子，老太总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就知道搓麻将，啥都不操心，也没有你们说的什么压力，怎么也生这种病呢？”说归说，老太心态很好，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走动也利索，还说老天爷让你病，谁也没办法的，反正也活到时候了。老太评点什么都有种不容置疑的肯定意思，她说三床跟大家都不一样的，年轻，漂亮，一头卷发，大眼睛，圆圆脸，像煞邓丽君。
被她这么一说，大家觉得有道理，三床带来的随身物品太简单，那个包却是精致豪华得触目，不像是来住院，倒像是外出旅游累了来此歇歇脚。
三床不说话。医生护士会按时来，所以大家都知道她得的是乳腺癌，明天上午开刀。还有消息灵通的，说三床是香港人，这么年轻，生的又是这种病，家人不在身边，当然伤心死了。护士长说，她想不开，等她来了，你们大家劝劝她，这样一直哭下去，会影响治疗。
正说着，三床来了，照直走到自己床边，没等她躺下，邻床的病友就和她搭讪，问她是不是回家了，说总要做些准备，过了明天有几天都行动不便，没有自由的。你不用怕，我们都是过来人，以后你还会像现在这么漂亮的。三床用手背遮嘴很嗲地淡淡一笑，用很清楚的普通话说谢谢，没有再哭。然后她躺到床上，开始打电话。尽管她说的声音尽可能地小，但大家都听见了，她说的是广东话，语速很慢，有点娇嗔，大致就是关于她的病，做了什么检查，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如何说之类。
整个上午三床都在对着手机说话，有时眼泪下来，就用手指随便一抹。快到中午时，来了好几位中年妇女，是来探望三床的。
她们围坐在三床边上，七嘴八舌大声说话，是地道的本地方言。说的都是关于住院费用怎么筹集，怎样才能享受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事，这些阿姨妈妈似乎在为三床出主意，告诉她怎样缴才能领到医疗保险卡和养老保险金。她们讨论了很久，很热心，也很有分寸，倒显得不像一家人那么不分彼此，如不太走动的远房亲戚，有点距离似的。三床自始至终说话不多，偶尔说两句，也是地道的本地方言，但那神情沉着冷静，完全不是原先啼哭不止的娇女孩模样。
快到午睡时间，护士进来请外人出去，病房里安静下来。
来人走了，三床又拿起手机，继续不停地对着手机讲广东话，听整个病区都安静下来时，她拿着手机进了洗手间。洗手间门一关，病房里午睡的人就醒了。有人说，罪过，一个家里人也没有。一床老太说，香港人，乡下人，都是人啊。
终于，三床从洗手间出来了。她犹豫着走到了窗前。
这是一幢高层楼房的近顶部，窗外是半个城市的风景，春天午后的阳光和煦地播洒着，一幢幢高楼，其间密布着大小马路，一辆辆奔驰着的公交车、小汽车，还有这里那里新近种植日渐茂盛起来的绿地。人们在马路上走，一步步地，要到什么地方去办什么事。
三床看到的，是她熟悉的城市，熟悉的生活，她总是漂漂亮亮地走在其中哪一条马路上，就在不久前还这样逛过。她的视线追逐着一辆在马路上跑着的明黄色的小车，直到看不见。她想那应该是个女孩在驾驶。这样看着看着，三床好像忘了身后的病房，忘了自己的病，最重要的是，忘了一直捏在手里的手机。
傍晚，三床进洗手间很久，出来时满头卷发湿漉漉地披着，脸上是洗净后的青春气息。这是每一个第二天要开刀的病人必做的，年轻的三床也不例外，她做得从容仔细，没有流露一点伤感。和别人不同的是，她始终不说话。有谁好心地提醒，你家里来人了吗？
等一会儿要签字的啊，不签字不好开刀的呀。三床还是不说话，只是抬眼和气地笑笑，神色里竟有了老练和坚决。
晚饭前，医生在门口叫三床，问家属来了吗，要谈话签字了。三床站起来走过去，很从容的，她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说：
“自己来。”那是很纯正的本地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