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奎妮消失前夕，一切才终于四分五裂，分崩离析。莫琳埋怨，抽泣，拳头一下一下捶在他胸口：“你还是个男人？”她这样号叫。还有一次她对他说：“都是你，一切都是你。如果不是你，什么都会好好的。”
听着这一切真是让人心如刀割。即使她事后在他怀里哭着道歉，但话已出口，覆水难收。一切都是哈罗德的错。
然后就没了。沟通、吵闹、目光交流，都没了。她甚至无须把话说出口，他只要看她一眼就知道自己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管用了。她不再责怪哈罗德，不再在他面前哭泣，不再让他抱着她换取安慰。她将衣服搬到客房，他躺在两人当初结婚时买的床上看着，无法走近她，却又被她的抽泣声折磨着。太阳升起来，他们会错开上厕所的时间，他穿衣吃早饭，她则在几个房间穿来穿去，仿佛他不存在，仿佛只有忙忙碌碌不停下来才能按捺住内心的呐喊。“我走了。”“好。”“再见。”“今晚见。”
那些句子其实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还不如直接说外语呢。两个灵魂之间的裂痕是无法弥补的。退休前最后一个圣诞，哈罗德向莫琳提议要不要一起参加去酿酒厂的庆祝派对，她反应过来后张大嘴死死盯着他，好像他对她做了什么似的。
哈罗德不再望向天空、山麓、树木，不再寻找能标示这趟旅程进展的标志物。埋头逆风而行，看到的只有雨，因为天地之间剩下的也只有这无穷无尽的雨了。A38国道比想象得难走太多，虽然他只在路肩上走，尽量选择栅栏和路障背后的路，但来往的车辆总是太快，溅起的水花每每打得他浑身湿透，险象环生。过了几个小时，哈罗德突然发现沉浸在过去的悲伤和回忆中的自己，已经朝着错误的方向走了两英里。他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原路折返。
重走来时的路比第一次更加艰难，好像总在原地打转。痛楚更强烈了，每走一步，都好像在噬咬身体。到巴格利坪以西，他终于放弃，在一家挂着“提供住宿”的农舍前停下来。
主人是个一脸担忧的男人，告诉他还有一间空房。剩下的租给六个骑单车跨越整个英格兰的女人了。“她们全都有孩子，”他说，“给人一种感觉，她们这回终于可以放松放松了。”他提醒哈罗德在这里最好低调一点。
哈罗德这一觉睡得很差。他又开始做梦了，隔壁那群女人好像在开派对，他醒醒睡睡，既担心小腿的状况，又很想忘掉这个担忧。那群女人的声音渐渐变成了当年父亲身边一个又一个女伴的声音，有嬉笑声，还有父亲终于释放那一刻的哼声。哈罗德眼睛睁得大大的，小腿一跳一跳，祈祷这一晚赶紧过去，祈祷自己身在其他任何地方。
早上，腿疼又加剧了。脚跟上方的皮肤透出一条条紫色的斑痕，整只脚肿得几乎塞不进鞋子里。哈罗德用力一挤，疼得打了个寒战。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晒伤了，满脸胡茬儿，形容枯槁，一脸病容。这一刻他能想到的只有父亲在疗养院里的模样，父亲连脚上的拖鞋都穿反了。“跟你的儿子打招呼呀。”看护说。他看着自己的儿子，全身抖起来。
哈罗德本想在那些骑自行车的母亲起来之前吃完早餐，然而正在他要喝咖啡的当儿，一群穿着荧光紧身服的身影伴着一阵响亮的笑声出现了。
“你知道吗，”其中一个说道，“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回那辆单车上的。”其他几个闻言都笑了。六个人里面她声音最大，看起来是她们的头头。哈罗德希望保持沉默可以被她们忽略，但她捕捉到他的眼神，向他眨了眨眼：“希望我们没有打扰到你。”
她肤色较深，脸上没有什么肉，轮廓很突出，头发短得可以看见发白的头皮。哈罗德不禁希望她能戴一顶帽子。这群姑娘是她生存下去的鼓励，她这样告诉哈罗德，如果没有她们，她都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哪里。她带着小女儿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我不是只求日子安稳的那种人，”她说，“我不需要什么男人。”接着她罗列了一堆没有男人也可以做的事情。好像列了一长串，但她说得实在太快，哈罗德要很专注地看着她的嘴型才能明白。腿上这样疼还要努力去看、去听、去消化，真不是一件易事。“我就像一只鸟儿一样自由。”她边说边张开双臂示意，腋下的黑毛露了出来。
四周响起一圈口哨声，还有几句“好样的！”哈罗德觉得自己最好捧一下场，但最终只拍了几下手。女人大笑着和她的几个同伴击掌，哈罗德忍不住为她这种独立特有的狂热担心。
“我想和谁睡就和谁睡。上周才和我女儿的钢琴老师睡过，有一次我参加瑜伽静修还和一个发誓禁欲的佛教徒睡了呢。”几个母亲喝起彩来。
哈罗德只和莫琳一个人在一起过。即使她将菜谱都丢掉，头发剪短，即使她晚上睡觉把房门锁起来，他都从来没想过去找其他人。他无法想象没有她的生活，那就相当于将他生活中有生命的部分裁掉，整个人只剩下一个空空的皮囊。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向那个母亲道喜，因为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接着就起身想离开。
一阵热辣辣的刺痛击中他的腿，哈罗德绊了一下，扶住桌子。他赶紧顺着动作假装自己其实是想挠一下手臂，用力忍住腿上一阵一阵的刺痛。
“一路顺风。”那个骑自行车的母亲说道。她站起来抱了哈罗德一下，身上有一阵橘香和汗味混合的气味，有点醒神，又有点刺鼻。她边笑边抽身，双臂挂在哈罗德肩膀上：“就像鸟儿那么自由。”脸上也满满写着自由二字。
哈罗德感到一阵寒气。他看到她手臂上爬满了粉色的、柔软的疤痕，有些还挂着未脱落的黑痂。他僵硬地点点头，向她道了声祝她好运。
还没走上十五分钟，哈罗德已经觉得非停下来让右腿休息一下不可。背、肩、颈、手臂，都酸痛得叫他无法集中精神。钉子一样的雨打在屋顶、路面，回弹到他身上，他不闪也不避。才一个小时，他就已经一步一拐，渴望停下来。前面有树，还有一点红，也许是面旗子。人们总在路上落下最奇怪的东西。
雨水将头顶的叶面洗得闪闪发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和脚下腐烂的软叶相似的气味。离那一点红越来越近，哈罗德微微弯下身子。这不是红旗，是一件挂在木头十字架上的利物浦球衣。
一路上他也见过几个放在路边致哀的物件，但没有一件像这件球衣一样触动他。他叫自己绕道另一边，不要看它，但终于情不自禁。他被它吸引住了，仿佛这是不该多看的禁忌。很明显，一位亲人或好友用闪闪亮的小玩意在十字架上搭了一个圣诞树的形状，还挂了一个塑料冬青环。哈罗德仔细观察那些包在玻璃纸里枯萎了的花，已经流失了颜色。还有一张装在塑料夹里的照片，照片中的男人四十来岁，壮硕、黑发，一个孩子搂着他的脖子挂在他身上。他对着相机笑得很开怀。湿透的卡片上写着一句话：“致世上最好的爸爸。”
给最糟糕的爸爸该写什么悼词？
“操你，”戴维嘴里挤出一句话，双腿不听使唤，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我操你！”
哈罗德用手帕干净的一角擦去照片上的雨水，再把花束上的雨水拂去。接下来的路，他满脑子只能想到那个骑自行车的母亲。是怎样的孤独，才会促使她在自己手臂上划下一道道伤痕，任红色的血流出来？又是谁发现了她，是怎样把她救回来的？她想被救回来吗？抑或正当她以为自己已经成功逃离了生命的一刻，他们又强硬地将她绑了回来？哈罗德希望自己刚才说点什么，让她永远别再考虑这条路。如果他出言劝解过，此刻就可以把她放下了。如今见过她的面、听过她的声音，心上又多了一道重量，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承受多少了。他努力忽视腿上的疼痛，刻骨的寒冷，脑子里的混乱，逼自己步子再迈大一点。
临近傍晚的时候，哈罗德到了陶顿的郊区。这里的房子密密麻麻地叠在一起，顶着圆圆的卫星天线。窗内一律挂着灰色的窗帘，有些还装了金属防盗网。水泥森林中仅有的几片小花园都被雨打平了，一棵樱桃树的小花被打落一地，像散落人行道上湿透了的纸屑。经过的车辆那样快，那样响，刺得人耳朵都痛起来，路面像刷了层油一样。
哈罗德最恐惧的一段回忆又冒了出来，他试着转念想奎妮，但没有用。他一鼓作气，越走越快，手肘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脚步按在地面的力度越来越强，连呼吸都忘了跟上，但没有什么能帮他逃避二十年前那段回忆——那个结束了一切快乐的下午。他看到自己伸手推开那扇木门，感觉到阳光落在肩上的温暖，闻到空气中微微发酵的温热的气味，听到那异于寻常的宁静。
“不要！”他张开双臂在雨中挥打。
突然他感觉小腿像炸开了一样，包裹着肌肉的皮肤仿佛被撕裂开了。地面突然升起，他伸出手想挡，但膝盖在这时不由自主地弯曲了，他整个人一下子跪倒在地上。手掌和膝盖狠狠地痛起来。
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让你失望。
接下来他知道的，就是有人用力拽起他的双臂，开始大声喊救护车之类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