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的翻译文学史源远流长，从东汉佛经翻译开始，一直到现在，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的悠久和规模的庞大而言，可以说中国的翻译及翻译文学的历史，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西方的翻译活动自然也不晚。古代罗马人翻译希腊人的文献，中世纪后期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法、德、意等民族语言，8世纪后的几百年间阿拉伯人翻译古希腊罗马的著作，都是古代世界翻译史及翻译文学上很壮观的景象，但似乎在翻译时间上的持久方面，都不及中国的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它持续了近一千年，从翻译数量规模来看，我国古代的汉译佛经多达六千多卷，总字数超过一亿。到了最近一百多年间，中国的翻译家们几乎把西方、还有东方日本的所有值得翻译的作品，都翻译过来了。因此我们说，中国是世界上的翻译大国、翻译强国，似乎并不为过。
然而，中国的翻译研究，特别是文学翻译的研究长期以来被严重忽视。迄今为止，除了20世纪20～30年代胡适等极少数学者在其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有文学翻译的章节之外，整个20世纪，在数百种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材、著作中，都没有翻译文学的内容；在论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创作与翻译兼有、而且在文学翻译中成就很大的文学家时，却只讲他们的创作，而不讲他们的翻译。造成这种状况有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和文学上的原因，总体来说是不正常的。近十几年来，随着翻译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兴起，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逐渐被重视起来。有人提出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或“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特殊的组成部分”的论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呼应和认同。关于文学翻译的研究论文也越来越多起来，有关翻译及文学翻译的资料集也陆续编辑出版，几种从不同角度撰写的中国文学翻译史方面的著作也陆续问世。可以说，翻译学及文学翻译研究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已经显示出它的旺盛的活力和广阔的前景。但是，有关20世纪文学翻译史的研究还严重地缺乏积累，许多问题、许多领域只是被初步触及，更多的问题和领域则没有被触及。对我国文学翻译的系统而深入研究正处在举步发足的阶段中。
今天，新旧世纪的交替为我们的20世纪文学史、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瞭望刚刚擦肩而过的20世纪，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责任与义务。而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论争中，有关文学翻译的论争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不仅翻译作品（译作）硕果累累，与之相适应，学术争鸣也呈现出钟磐和鸣、百花争艳的局面。正如文学创作活动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总是相辅相成的一样，文学翻译的实践活动与文学翻译的学术争鸣、理论建设也是互为表里、互相推动的。有关翻译及文学翻译的理论探讨，总是与中国翻译及翻译文学的历史相始终的。特别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的学术论争，更紧密地伴随着中国文学翻译的发展的历史演进进程，是20世纪中国学术论争和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论辩传统的时候，有关翻译文学的学术争鸣尤其不容忽视，应当把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学术论争纳入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论争的大视野中加以考察。这就是《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写作的初衷和出发点。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论争，涉及的问题较为广泛，论争的起因和背景有所差异，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样态。在这里，我们把有关论争分为九个主题，可以称之为“九大论争”——
一、“信达雅”之争。由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是晚清以来中国翻译及翻译文学理论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命题。它既是严复翻译经验的精炼的总结，也相当程度地揭示和概括了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翻译理论中，没有哪一种学说像“信达雅”一样具有如此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力。由于严复的“信达雅”只是有感而发，并未做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界定，后来的人们或解释、或阐发、或引申，或赞赏，或质疑，或贬斥，各抒已见，众说纷纭，真正出现了百年争鸣、百家争鸣的局面。其间的争鸣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上世纪20～30年代，第二次在20世纪50年代，第三次高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通过论争，“信达雅”的历史渊源、内在含义，作为翻译及翻译文学的原则标准是否适用等一系列问题，在论争中也逐渐明晰。更重要的是，“信达雅”在论争中被不断阐发、不断完善，从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二、直译与意译之争。20世纪初直至80年代，我国翻译文学界一直都是将直译意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的概念来使用，并围绕直译意译进行了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论辩。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1.把直译理解为逐字译，并加以提倡；有的提倡直译，但不把“直译”理解为逐字译，并把直译理解为唯一正确的方法，不承认另外还有“意译”的方法；或者把直译与“曲译”对立起来，认为直译就是“正确的翻译”；2.反对逐字直译，主张通顺易懂的意译；3.将直译意译两者调和折中，不作硬性划分，或反对使用“直译”、“意译”的提法，而主张用别的更恰当的概念取而代之，或对直译意译的内涵做进一步科学的清理和界定，主张两者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三、异化与归化之争。翻译中的所谓“异化”和“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前者主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它们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需要、文化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等，具有各自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有人把归化理解为意译，把异化理解为直译，是不全面的。这一对概念都是有相互重叠的一面，如归化和意译都指译文通顺，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等等。异化和直译都追求与原作的“等值”，尊重原语的语法规范。但归化和异化更加强调文化因素，它所涉及的主要是文化立场问题，直译、意译则侧重于语言操作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建构与学术争鸣中，“归化”和“异化”这一对范畴表明中国翻译文学由翻译方法论而扩展到更高层次的翻译文化论。
四、转译、复译之争。转译与复译之争是针对文学翻译的不同类型而展开的论争。由译本所据原本的不同，形成了直接翻译和转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由同一原本的不同译本出现的时间先后的不同，形成了首译与复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因已有的译本不能满足读者的期望和需要，复译是翻译家常有的选择；因翻译家所掌握的语种等因素的限制，转译也常常是译介外国文学的必要途径和方式。在中国翻译史上，复译和转译是相当普遍的译本类型，其中不乏成功的、受到读者欢迎和肯定的译作，也有不少过多背离原文的转译本和重复平庸、乃至滥竽充数的复译本，对于复译和转译的是非功过，翻译界有着见智见仁的不同看法，并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和争鸣。
五、神似、等值等效之争。“形”与“神”、“神似”与“形似”，原本是中国传统的文论和画论范畴。在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理论构建中，有些翻译家和理论家借鉴这两个传统概念，来表达翻译文学中的艺术追求，后来，钱钟书等又在“神似”的基础上提出了“化境”这一概念，作为翻译文学的一种理想境界和目标。而从外国引进的“等值”、“等效”理论，与“神似”、“化境”论一样也属于翻译文学的理想目标。长期以来，翻译界对“形似”与“神似”的关系、“神似”与“化境”的关系，“神似”、“化境”与“等值”、“等效”的关系，都做了有益的论争和辨析。特别是对从外国引进的“等值”、“等效”理论，推崇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各种不同看法在20世纪80～90年代形成了交锋。
六、可译与不可译之争。“可译”与“不可译”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古老的悖论，是翻译理论、特别是文学翻译理论中的一个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命题。可以说，人类以往的翻译活动，都是在“可译”与“不可译”的矛盾统一中，在不断克服“不可译性”、追求“可译性”的努力中向前推进的。所谓“可译”或“可译性”（或称“可译性”、“不可译性”）是指在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中，对原文加以确切传达的可能性的程度和限度问题，也就是翻译的可行性和局限性的问题。它从根本上触及到了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与判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论争，从西方自古罗马时代，我国自魏晋时代就已触及拽展开，进入20世纪后，仍是我国翻译文学论争中的持续较长的论题之一，在许多方面触及了翻译及翻译文学的某些根本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七、“科学”论与“艺术”论之争。对翻译的特殊性的探讨的第一步，是弄清文学翻译的根本的学科属性，即翻译——包括文学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学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从语言角度看问题者，倾向于将翻译视为一种科学活动，从文艺角度看问题者，则倾向于将文学视为艺术活动，从而形成了“语言学派”和翻译的“文艺学派”两大分野。他们在翻译家的客体性与主体性、翻译活动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翻译理论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等问题上，都表达出了不同的看法。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试图将两者调和起来的“艺术与科学统一论”。在“艺术论派”内部，人们对文学翻译的特点和性质的认识也颇有分歧。1980年代以来，围绕许渊冲先生提出的“美化之艺术”论、“优势竞赛论”，翻译界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并一直持续到新世纪。这场争论集中反映了文学翻译中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涉及到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可以容许到多大程度这一重大问题。
八、“翻译文学”国别归属之争。“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结果，也是文学文本的一种类型。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构建中，关于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论争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特别引人注目。由于“翻译文学”特有的跨文化性质，人们对什么是“翻译文学”，它的内在属性是什么，翻译文学应该如何定性和定位，翻译文学是否等于“外国文学”，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形态，中国的翻译文学是否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等，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论争，“中国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论断，为翻译界、文学界和理论界的大多数人所赞同，从而一定程度地扭转了长期以来翻译文学被忽略、被无视的不正常局面。近年来，对于翻译文学的基本理论、对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已成方兴未艾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明朗化。
九、关于“翻译学”的论争。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降，在我国，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外国学术界的启发下，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构想，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若于专著。虽然有些著作得到了评论者的高度估价，但毋庸讳言，它们大都只是初创和探索的性质。其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并存在很大分歧。这些分歧在都在围绕“翻译学”的学术论争中充分表现了出来。争论的焦点问题是：第一，翻译学有没有建立的必要？能否建立起来？一派认为“翻译学”不可能成立，它只是一个“迷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另一派相反，认为建立翻译学是必要的必然的现实的，并且在我国也已出版形成；第二，怎样建立翻译学？这主要涉及到在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中，是以中国已有的译学理论为依托，还是以西方理论为依托，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译论的民族特色？在译学理论建构中它应发挥何种作用？如何看待借鉴西方译论？一派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另一派认为中国翻译理论是不成熟的和落后的，翻译学的建立应走国际化的道路。
在对上述九大论争中的清理、总结和评述中，我们深感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翻译论争的论题是鲜明突出的，论争的内容、论争的角度和方式是丰富多彩的，论争的学术含量和理论含量是较高的。有关文学翻译的论争是与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演进历程密切相关的。从纵向上看，九大论争贯穿整个中国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同时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论争高潮相对集中。20世纪20～30年代和80～90年代是论争的两个高峰，九大论争中的大部分论争的集中在这两个时期。显而易见，这两个高峰期的形成是与中国整个学术文化的繁荣期相一致的。从论争的主题内容上看，是由浅入深、逐步推进和深化的。例如，在20世纪上半期，围绕“信达雅”的论争的宗旨，是为文学翻译确定一个基本标准，接着展开的直译和意译之争是翻译的基本方法问题，转译复译问题则是翻译的方式问题。到了20世纪下半期，在关注翻译的实践层面的问题之外，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形似神似、等值和等效问题的争论，已经由“文学翻译”上升到了“翻译文学”。这一论争和“信达雅”论争的不同，就在于“信达雅”论争是有关实践问题的，而围绕“神似”的论争则关涉翻译文学的美学理想、审美境界，是对已经完成的“翻译文学”文本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又如异化归化之争，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论争旨在说明什么样的译文更可取，那么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异化归化之争，则主要指向探讨翻译文学的文化立场，翻译家的文化取向问题。同样，可译不可译之争也发生在30年代，但那时所探讨的主要是文学翻译实践层面的可译与不可译，而20世纪后半期的论争则深入到了文学的翻译本质特征的层面，把可译不可译问题作为翻译中的一个哲学问题、美学问题来看待。还需要强调的是，20世纪80～90年代参与争论的不再是清一色的翻译家，而是涌现出了一些专门的翻译研究家和译学理论家，理论与实践的相对分工已初露端倪。翻译论争及文学翻译论争的议题，也不再局限于某些个别的实践问题，而是更多地上升到了学科建构的高层次。例如，关于翻译文学的国别属性的争论，其实质是要为翻译文学争取学科地位，争取存在空间。翻译的“科学”论和“艺术论”之争，其宗旨更是从学理上辨明翻译、特别是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从而为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准确定位打下基础。而关于“翻译学”的论争，则是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论争的总结形态，是围绕学科本体的论争，突出表明了20世纪末期翻译界对中国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学科建设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个问题的争论也一直延伸到了新世纪，而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学科建设也在论争中稳步地向前推进。
在清理、总结和评述中国翻译及文学翻译论争的过程中，我们还感到，中国文学翻译的论争始终是中国翻译论争的焦点和核心，在中国的翻译理论建构中具有主导位置。一方面，中国翻译文学的论争是中国翻译论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谈文学翻译的论争，不可能完全局限在文学翻译自身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在20世纪我国翻译论争乃至译学理论建构中，呈现出较强烈的“泛文学化”的色彩。不论是否直接关涉文学翻译问题，论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或文学色彩。“文学论”的色彩极为浓厚，相形之下“科学论”的色彩较弱。许多学术观点和理论主张实际上是从文学翻译出发的。参与论争的大部分翻译家是文学翻译家，他们的文学翻译经验对他们的翻译主张、理论立足点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20世纪中国翻译论争的核心和焦点在文学翻译，90年代后，虽然也有了强调科技翻译、学术翻译研究的呼声，但总体而言，文学翻译仍是翻译理论论争的最基本的背景。
就论争的方式来看，中国翻译文学中的所谓“论争”，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争论”，大部分情况下是“争”为“论”起，以“论”为本，“论”中有“争”。论争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但粗略划分起来，可以说有两种基本的论证方式，一种是直接论争，论争双方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以特定的人物为对手展开论辩，多是指名道姓。九大论争中，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梁实秋等就直译硬译问题展开的论争、90年代就劳陇、张经浩两先生反对建立翻译学而引发的论争、关于中国译论与西方译论的价值判断的论争等等，都属于直接论争。直接论争的烈度较大，双方常常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有的已上升为比论争更激烈的“论战”。这类论争的特点是短兵相接，各执一端，论题集中，立场鲜明。总体看来是学术的，但有时也免不了中国文坛、译坛中的宗派主义的、党同伐异的倾向，或因带有个人的情感意气乃至成见偏见，影响了论争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譬如有的论者在论争中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将学术论争与人际关系、长幼尊卑混为一谈，经不起别人的学术的批评，在反批评中有失学术立场。这都是直接论争中难以避免的负面。另一种方式是间接论争。即论争双方的对垒并不明显，论争的时间不太集中，有关的文章主要并不是为论争而写，而是顺便提到，或一带而过，或旁敲侧击。这类间接论争时间上不集中，参与的人数较多，且往往历时很长，旷日持久。如信达雅之争，直译意译之争，异化归化之争等，几乎都持续了近一百年，其论争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和一个重要侧面。在中国翻译文学论争史上，直接论争和间接论争两者互为补充，直接论争往往容易形成焦点和高潮，间接论争却能连绵不绝。
翻译文学的学术争鸣是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建设的重要形态，论争涉及到了文学翻译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基本的问题和课题，也集中表现出了学术论争的在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和局限。一方面，论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通过争论，使这些问题为更多的人所关注；通过辨析，使问题逐渐明朗化，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参与论争的大部分是有着一定翻译实践经验的翻译家，而多是有感而发的随想式的、“经验谈”的文字，其中的看法虽不乏切肤之痛和真知灼见，但常常是思想的星星之火，而不是理论的火焰燎原。这自然不能责怪翻译家未能将他们的见解理论化。这只能说明，文学翻译论争还不是文学翻译理论的完成形态，但它却是文学翻译理论乃至整个翻译理论和译学建构的珍贵资源。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既要靠翻译家兼理论家的双料人才，更呼唤专门的翻译理论家和专门的翻译理论研究者的出现。而今后专门的理论家要对文学翻译做出理论上的全面深入的概括和提升，若忽视、或者不能充分利用20世纪文学翻译论争所留下的这些宝贵材料，是不可想象的。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论争做系统的清理总结和评述，是一项此前没人做过的工作。本书的作者不是这个领域的专门家，只是带着学习的态度和心情，尝试着写完了这么一本小书。我们一开始就意识到，这应该是一本以资料性为主要特色的书，推想读者如购买和阅读此书，主要目的恐怕还不是关心本书作者的学术观点如何，而是期望从中了解当年论争的真实情况，获取有关的材料和信息。因而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十分注意对资料的全面收集和消化，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当事人的态度，如实地选择、甄别和引述有关的史料和言论，将各家观点都摆出来，将各次论争的历史面貌客观真实地呈现出来，既应该找出双方的分歧点，更应该看待双方的接合点，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在矛盾中寻求整合。自然，在这当中，我们自已对论争的看法和评论也不可缺少，但我们知道，学术问题很复杂，常常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曲直、非此即彼的问题，论争双方都持有“片面的真理”，论争才能持续下去，否则，如两军对阵，一方不堪一击，很快就可以鸣锣收兵，论争就没有了对手。论争、论战本身之所以有学术价值，就因为双方是对立的统一。我们是在呈现历史、描述历史，所以始终注意小心翼翼地不以个人的一已之见来妄断是非，不恣意凸现和放大我们自已的价值观和学术倾向。生怕有失客观和公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甘愿将自已的主体性淹没在一大堆的史料中。实际上，对史料如何处理、如何组织、如何取舍，如何叙述，都暗含着作者的主体性。同时，在我们以为应该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已看法的时候，也大胆地说出自已的判断，而不取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看来，我们仍做不到绝对的客观公正。至于在写作中史料收集的疏漏，定位的不准，评述的不确，估价的不当，肯定难以避免，还需要恭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